夏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以前还有“五帝”，古籍上记载还有个“虞”朝。过去学者们一般认为，“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但近些年来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颠覆了原有的认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距今5300年—4500年的良渚文明、距今4300年—4000年的石峁文明、距今4300年—3900年的陶寺文明，都是早于夏朝已进入国家文明阶段的古代遗址。石峁遗址地处黄帝活动的中心区域内，陶寺据说已发现有关尧的遗迹，这个时期正是历史上的“五帝”时代。至于良渚，地处中原文明的范围之外，而且其所处的时代更为久远，联系到东北地区发现的正处于迈向文明门坎上的红山文化，有专家认为在中原文明成为中心之前，中国大地上还有一个群星灿烂的“万邦”时代，这也与古籍的描述相合。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夏朝存在不存在，而是在夏朝以前究竟还有哪些朝代与邦国?
没有依据，只有神话传说。
（作者：赵辉）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长期致力于三代考古及公众考古。最主要的著作成果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
二里头遗址，位于黄河流域的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遗址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说前1730年～前1520年）。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认为是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是目前考古界发现的唯一与夏朝年代有着一定重叠时间的文化遗址，被国家与学术界寄予厚望，是破解夏朝历史的唯一文化遗址，以致谈到夏朝必言二里头文化，许宏做为二里头的考古队长，其关于二里头遗址的观点，就显得举足轻重，极具权威。但就是这样一个文化遗址，作为在二里头工作数年的考古队长、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却并不认可二里头遗址为夏朝国都遗址，也不认可其为商朝都城遗址，让国家、学术界、地方人士都大感失望，以致遭到各方的质疑与非议。
做为国家级的专业考古研究者，许宏的观点错了吗？当然不是。
许宏做为专家级的考古工作者，其专业业务素养，毋庸置疑；做为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其工作任务、肩负职责，其责任心毋庸置疑；国家在二里头遗址考古中，为破解夏朝历史投入的巨额研究资金，所消耗的大量人力物力，毋庸置疑。为什么为破解夏朝历史，以二里头遗址为主要目标，史学界对夏朝历史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夏朝国都的探索仍毫无头绪呢？
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也是国家唯一夏墟考古目标，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数十年的考古发掘，虽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距离终极目标——夏朝国都的确立，却相距甚远。虽然许宏从专业考古角度说法，二里头遗址没有发掘出相关文字，自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或商都，严谨的学术观点无法得出其为夏都或者商都，这也让许宏遭受到了各种针对个人的攻击。但真正否定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或商都可能性的，却是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考古成果，与夏都或者商都在规模、文化上的巨大差距，其只是在存在年代上与夏代商代有部分重合，而这种年代上的重合，却从根本上排除了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或者商都得可能行，也就是许宏的观点：二里头遗址既不是后期夏朝国都，也不是前期商朝国都。
笔者对许宏的观点、结论完全赞同，支持其根据专业知识所得出的专业结论。根据笔者的一些研究，说明为什么二里头遗址既不可能为夏朝国都，也不可能为商朝国都。
夏朝为商朝所灭，夏部落与商部落是两个不同的部落，两个部落分属于不同的区域，因此，一个遗址就不可能是即是夏都也是商都，或者前期是夏都后期是商都，二者只能选其一。二里头遗址存在的年代，碳十四测年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说前1730年～前1520年）。二里头遗址250年完整的文化遗存，显示其并没受到政治、军事变化的影响，判断其为夏朝末期的国都，显然很不靠谱。从这一点分析已经可以排除其为夏朝国都的可能性。这样就只能往商朝初期的国都上考量，但成汤亳都为商朝的国都为史学界所公认，郑州地区洛达庙类型晚期遗存的年代，被测定在公元前1740年—公元前1540年之间，二里岗遗址下层年代都相当于早商时期，产生了郑亳说和偃师商城西亳说，其中的纠结矛盾，毫无定论。因此，定义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都城也很不靠谱，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只能定义为夏文化，其所代表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也是极其重要的。
在笔者关于夏朝历史的研究中，位于淮河流域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朝国都唯一遗址。在各种原始史料中，夏朝国都的方位都明确指向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北淝河古称夏水，夏朝时期的诸侯国称为方国，夏朝国都周边的氏族部落为四方国家，夏朝国都旁的湖泊称为四方湖就是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名称。
周朝的国都在黄河上游丰镐，商朝的国都在黄河下游西亳，夏朝的国都在淮河流域北淝河四方湖，三者国都距离都相距遥远，符合古代文化发达地区国都被统治边缘地区部落所灭亡的朝代更迭模式。这是因为统治王朝控制不了边缘地区部落军事势力的发展，在边缘部落做大做强后，长途奔袭灭亡了中心王朝。历史记载中，商灭夏，周灭商对此过程都有或明或暗的史料记载。二里头遗址位于商都西亳不远，甚至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商都西亳，因此，二里头遗址为夏朝国都的可能性完全为零，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既不可能为夏都也不可能为商都的判断，是极其正确。
笔者不仅全方位、多重证法论证了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朝国都的唯一遗址，得出了夏朝国都位于淮河流域的明确唯一判断。为了使得笔者的判断结论更符合考古物证的支持，笔者近期自费对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部分关键物证，证明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完全符合夏朝时期的夏文化遗存：龙山文化的绳纹红陶，龙山文化加砂红陶纺轮、二里头文化的红陶器皿的代表纹饰。
笔者发掘的加砂红陶纺轮与龙山文化加砂红陶纺轮对比
笔者发掘的绳纹红陶、红陶壶柄纹饰与二里头出土夏时期鸭形陶器对比
二里头出土的夏时期鸭形陶器 器腹呈鸭形状，敞口短颈，带把手，丁附三矮实足。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和分布区域
绳纹红陶，约4500年-3500年前
6500-4500年前的大汶口陶器
通过对比笔者在古城遗址发掘的陶器所代表的年代与纹饰，同夏代的文物类型完全相同，一叶知秋，充分说明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代文化遗存。而古城遗址的规模与孟子所描述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天子失国的城池规模高度一致，因此，笔者断定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就是华夏民族久寻无果的夏朝国都，所有关于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本源，都来自于此地——淮河流域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
对历史文献的误读，尤其是对“宅兹中国”和“有夏之居”的误读与误解，将对夏文明的寻找区域定位在河洛地区，导致历史学界对夏朝历史破解工作走入死胡同，使得真实存在的中国夏朝，被普遍否定与怀疑，不仅是学界的悲哀也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学者许宏本着专业的判断，所遭受的诋毁与诽谤，与尧舜禹为华夏文明所做的贡献，而被后人所遗忘、怀疑与否定，也就情有可原了。
6500年-4500年前的垓下遗址大汶口文化绳纹陶器，4100年前的禹会村禹会诸侯遗址绳纹陶器，3750年-35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绳纹红陶器。笔者个人自费在淮河流域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进行大区域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远古时期的绳纹陶器纹饰，涵盖了中华文明远古的各个文化历史时期，夏朝时期4070年-3600年前时期前后的陶器纹饰。在笔者理论论证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朝国都唯一明确目标的遗址后，古城遗址实物遗迹表明，遗址年代完全符合夏朝时期的年代，将坐实淮河流域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朝四百七十年唯一的国都遗址。（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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