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恋到互虐: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为何相轻?

没有认真考察过外国文人的命运,不太好说外国文人有没有什么宿命。不过对于中国的文人的命来说,凡翻上过几页中国的书,便会发现中国文人一些有趣的东西。譬如,互虐与自恋。

从自恋到互虐: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为何相轻?

  没有认真考察过外国文人的命运,不太好说外国文人有没有什么宿命。不过对于中国的文人的命来说,凡翻上过几页中国的书,便会发现中国文人一些有趣的东西。譬如,互虐与自恋。

  关于互虐,早在若干若干年前,就由那个魏文帝说了——大约就是那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吧。文人相轻,上古的不好说(据说上古还没有发明“相轻”一词),但是从“焚书令”的制作、颁发、实施开始就有了吧。与秦始皇比,李斯恐怕应算是一个文人吧,只是与普通的文人比,李斯当上了始皇的谋士罢了。不正是有了李斯的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建议,当时的中国轻而易举地将百家争鸣变成了一言堂。这样,才有了与此相关的两千多年历史的斑斓多姿的画面。譬如蔡邕与王允的故事,不过是这一历史长卷中有点起眼的画面而已。董卓用蔡邕,是蔡于董的朝廷里有用,而且蔡已经对董缴械投降。关键还在于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已不太可能对董的当政提出什么有力的挑战了。但蔡邕对王允就不一样了。蔡的名气与才气,都是王不能比的。当王允作出了处理蔡邕的决定后,怕死的蔡邕哀求道,“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不允,这时有人站出来为蔡邕说情,说情的理由是他“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对此,王允也不允。他是这样说的:“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事党蒙其讪议。”也就是说,蔡不能留在世上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旷世逸才”,其二是生怕“蒙其讪议”。如果说其一还仅仅是因为嫉妒才学,那么其二就是直接关系到生命了。本来清静的王允,自己给自己预留下一个敌人——王允不杀蔡邕那才是天下第一弱智了。

  这个世界,地盘就只有那么大,位子就只有那么多,盘中的餐食就只有那么一丁点,而人的欲望又是那样地不知天高地厚,谁能保证人与人之间都是和平共处而不去争斗呢?这是明眼人都可以看清的事。问题在于,一些人总是喋喋不休于中国文人的被打压和被戕害。这当然是中国文人与朝廷与皇权无休止纠结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显然不是儒生们或读书人期冀的温馨与中庸,而是充满着阴谋、阳谋、残酷和血腥(如清的“文字狱”)。正视和反思这一历史,于今于后都有益。但我却有些犯疑,在这一事实的另一面,我以为这也是文人自家的不争气,或者说这是中国文人娘胎里面带出来的一种病:自恋。你看,文人总认为书比他人读得多、思比他人想得远、事比他人看得准,反正啥事都比他人高一头。“清高”一词在这里已算不得什么,关键是真理总是在自己手里。

  看看我们的那位大诗人屈原屈老夫子吧。屈夫子一直是很看重自己的,时不时地炫耀着他的高贵身世。什么“帝高阳之苗裔兮”,什么“朕皇考曰伯庸”。于己,受宠时,美人不能比,香草不能问;遭楚怀王白眼时,不是去“远游”,就是要“天问”。再看另一个大诗人李白。本来李太白是一个性情中人(与屈夫子有质的不同),本没有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而且不是非要当上尚书宰相才心甘的人。一生可云游天下,一生可仗剑天下,一生可饮酒天下。但是,高兴时可狂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不高兴时却又“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故如此,营营何所求”。像李太白这样的人都这般地看重自己的才情身世,总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像他们这些才高八斗的人,才在受宠时了不得,失宠时也一样了不得。当然,这是人性使然,本也不值得呼天抢地地去诉说或者批判。说白了,中国文人天生就有这种“高人一头”的优越感。遇到明君,日子就要好过些,像太白遇见了唐明皇,显然就要比屈原遇到楚怀王好(其实楚怀王一开始对屈夫子也是蛮好的哟)。而且大唐盛世,兼容并包,像太白这样的文人还有了别一种活法,不当高参幕僚,一样可以做一点文人们自个喜欢的事。这样才有了李杜双峰齐辉的佳话。但是更多的时候,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文人——中国旧式文人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同一概念(当下是不是同一概念那是另一文的事)——与当政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文人的自恋就朝着两个方向演化:一是牢骚太盛,自怨自艾(古人如屈平,后人如柳亚子);一是相互争斗相互虐待(古人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今人的例子就恕笔者不要举了,一举既会得罪官方又会得罪私坊)。

  其实,中国的文人,其生存方式和技巧,是一开始就命定了的。这大概有四五种罢。在这不多的宿命形式里,建安诸子就提供了三种。山涛,从飘逸的清淡,心安理得地走进了仕途;阮籍,以粪滚身、装疯卖傻,以求活着,终其天年;嵇康,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后,大义凛然,截断琴弦,慷慨赴难。古人陶潜和今人李叔同可算作第四种中国文人。陶公的事儿众所周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是“守拙归田园”。近人李叔同更绝,正值盛年,干脆斩断情缘、斩断俗缘,遁迹空门。除去这四种以外,周作人恐怕可以算是第五种中国文人了。虽说在此之前,山巨源有此嫌,但是山巨源不仅没有出卖朋友,而且还给当政者极力推荐朋友出来当官。拿今天的一般信条看,山涛真够哥们。周作人显然不是这样了。周作人虽然没有出卖朋友,但是却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及自己的信条和世道人心。这样看来,三国魏晋时期那样险恶的日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像大得不得了的如蔡邕、如子建,但是与周作人比起来,那时确实是一派古风啊。不过古风归古风,时风归时风,中国的文人的遗传基因是命定了的。自恋带来的牢骚,自恋带来的不服,以至自恋带来的互虐,就这般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演义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中后期,在高压下,文人们的表现与表态,与古风相比,可以说退步、退化(像林昭那般的人,何其少哟)。至于说到明代天启年间读书人的集体沦陷——为一个自称九千九百岁的阉人魏忠贤立生祠呼喊奔走的那么多进士——那更是中国文人的耻辱又耻辱!那时,能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人一定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banquan@lishi.net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