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阵前骑斗之风：尚武文化促使大将单挑

    唐末五代藩镇混战，猛将辈出，战场上除讲求统军列阵的严整外，个人战技与应变能力，亦足以构成当中的成败关键。变革期内武人每喜以骑斗方式，作为两军混战前的序幕，充分表现争霸过程中的英雄主义，与欧洲中古时期骑士对斗的精神有着相似之处。唐宋之际，中国进人割据分裂局面，通过无数战事完成统一，军队间的短宾相接，几成为解决纠纷的共通方式。其间，作战理论正不断深化，与实战经验互相印证，促使战争文化迈向高峰。单骑决战，常于两军屯驻、列阵对垒下临时激活，反映两军权衡利害，以挑战与应战的形式，达至军事胜负。学者研究唐宋战争，素来重视行军与兵法的理论方面，较少从动态角度探析骑斗于军事战略中的意义，本文冀于此问题上略作补白，以作为变革期内军事文化的一个侧面考察。

    一、唐代的军阵理论与骑战的勃兴
   
    唐代重视战阵部署，代表着中国中古军事至成熟的阶段。春秋战国，随着铁器广泛使用于兵器战具上，车战的主力逐渐由骑兵和步兵取代，无论是左中右三军或前后左右中五军的布阵，马队均配置于前列及两侧位置，参杂步兵，负责急击行动，并作为居中主帅和后勤轴重的必然掩护。隋唐行军列阵的心得，继承自汉魏南北朝，史称唐代名将李靖创置的花军阵，即从诸葛亮的八阵变化中加以改良而来，加速马步军之间的成熟配搭。六花阵法，就是以马军为作战主体，将马步兵种相夹于六个方阵之内，即右虞候军、右前军、右后军、左虞候军、左后军、左前军，连同置中的中军，构成流动行军时随时可开列的七军形态。在(李卫公问对》一书内，且提及李靖认同曹魏治骑兵的理论，主张作战时应以“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至于“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的三个互为庇护的层次。而战骑一陷骑一游骑的职分，使我国中古时期的马军日趋精锐，成功建立起前线作战的阶梯。

    唐太宗以轻骑扫除群雄，显示马军的机动应变能力，有效作为突袭奇兵的一股新力量。为应付突厥人侵，武则天于万岁通天二年及圣历二年，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处成立武骑团，以加强国内马军实力。这些地方的马兵团，加上各种城傍兵及步兵种类，最终演为藩镇团结兵的基础。就河朔三镇的军力而言，大历十二年(777)的魏博七州和恒冀七州各拥兵五万，而平卢十五州则有十万之众，与建中四年(783)幽州十二州的兵数相约，已经是较强的藩镇。小型藩镇如襄阳六州(777)、凤翔一府一州(830)和泽潞五州(765)等，兵员约二至三万人。藩镇之间的战争，常止于联合数州四五万的兵力作定点招讨，与唐前期动辄以十万大军于境外作战，本质上呈现明显的差别。藩镇私兵有限，战争的动员规模与作战方式也相对灵活，在中央行军部署中常作先头作战的虞候角色，在藩镇行军体制中迅速冒升，担任藩镇禁卫军的领导力量。例如唐末五代时期，后梁将领徐怀玉“雄豪自任，勇于战阵”，以轻骑屡破敌军，任左长剑都虞候;后唐将领梁汉颗“善骑射，勇于格战”，伐蜀时为中军马步都虞候。王晋卿为周世宗北征的先锋，“督战有功，诏权控鹤都虞候，而韩重赞则“从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转(铁骑)都虞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反映行军作战对地方军制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藩镇用兵，讲求部队的精良及行动的敏捷，马军的奔冲厮杀能力，尤为决胜的战争工具。山泽河野的不同割据局面，令敌我之间行军部署时，强调队伍的结阵方式。由于各藩镇私兵的力量相若，不易在战事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将领间倾向采取速战速决的弹性策略。于是，一种在战将之间流行的对决方式蔚然成风，成为冲锋陷敌前的序幕战。从两方对垒列阵，然后作出邀战与迎战，再发展至彼此大军合战，将帅间固守着一套战斗步骤，将武人的战斗礼仪推向高峰。宋代《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后集卷之第七门“挑战”条谓:“凡与敌战，营垒相远，势力相均，可轻骑挑攻之，矢兵以待之，其军可破。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之，法日远而挑战，欲人之进也。此处说明由唐五代人宋的战争经验，每当敌我实力均等，尚存相当作战距离，一方会先遣轻骑作主动挑衅，从而测试敌军虚实。值得注意的是，彼方虽深谙来者的试探动机，惟于不肯示弱下，依然愿意派员应战，由此容易触发格斗的局面。在一决胜负的共同心理下，胜者乘胜追击，败者丧师而逃，形势立时成为强弱立判的转折点。

    战将的对决行动流布于整个中国中古时代，经历魏晋南北朝的胡汉融合，至唐五代尤盛于产马的华北地区，已非胡族军人专利。《武经总要·后集》载:“隋窦荣定击突厥，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曰:’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使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于此可见，一骑独斗的传统与胡汉武人之间早有共识，有助简化本来复杂的军事对峙，不失为斗将建立声名的快捷方式。唐前期名将辈出，拥个人绝艺而扬威阵前者不在少数，例如尉迟敬德于阵中夺稍，薛仁贵以三箭镇抚天山等，皆为阵将的单挑对决立下英雄典范。至唐代后期，骑将格斗的手段更加多元化，或以弓矢作中距离的对射，或用枪矛棍棒为近距离的冲锋，并备短刃随时埋身搏斗而藩帅坐阵观斗，于计量战争成败之余，亦可藉此审视部下的勇艺才具，寓战斗于娱乐的尚武意味。

    二、挑战与响应:唐末五代军人的阵前对决

    唐末五代藩镇据地称雄，梁唐晋汉周的五代政权，基本上就是河南、山西及河北地区藩镇混战的结局。唐末以降，朱全忠建立的后梁，自始至终与沙陀部族的李克用父子周旋，时刻养兵蓄锐。后唐庄宗存渤、明宗嗣源以至晋汉间的石敬塘、刘知远，无不继承沙陀军队的好战精神。而后周至宋初倚仗侍卫及殿前亲军，也孕育出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等能征惯战的统治者，完成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因此，由唐至宋的整个转折阶段，肇始于武力割据分裂，也透过武力完成统合。

    在频繁的战役当中，藩镇帝王和将领的军事主从默契至为重要，藩帅立于中军大阵，对魔下诸将临阵作战的表现特别重视。《新五代史》卷22《张归霸附弟归厚传》记载:“秦宗权攻注，归霸战数有功。张旺军赤冈，以骑兵挑战，矢中归霸，归霸拔之，反以射贼，一发而毙，夺其马而归。太祖从高丘望见，甚壮之，赏以金帛，并以其马赐之。弟归厚，字德坤。为将善用弓架，能以少击众。张旺屯赤冈，归厚与9独战阵前，旺惫而却，诸将乘之，旺遂大败。太祖大悦，以为骑长。”两军对叠，以取得制高点一方占优，所谓“用兵之势，据高以临下者胜”。凡主帅必坐阵高丘，制置指挥，由左右偏将冲锋陷阵。大本营镇驻高丘，既易于观战定夺，众将士能望之而团结，亦有统军之利。秦宗权的部下张旺于赤冈挑战，梁祖先遣善战的张归霸迎敌，是玉成二将决斗。两者互以弓矢击射，受箭伤的归霸居然能反胜克敌，因而深受梁祖奖赏。归霸之弟归厚亦善用弓架，与张睡处同一战场交手，史称两者“独战阵前”，当与其兄接受阵前挑战的形势相若，结果亦不负全忠所望。归厚为梁之出色斗将，在九里山与徐兵相遇，“叛将陈蟠在贼阵中，归厚忽见之，因镇目大骂，单马直往，期于必取。其勇斗本色又见于淮州之役，史载:“郴王友裕攻邪，屯A州，太祖从后至，友裕徙栅，与太祖相失。太祖卒与邪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邪兵才千人，太祖与归厚以厅子军直冲之，战已合，邪兵大至，归厚度不能支，以数十骑卫太祖先还。归厚马中矢僵，乃持集步斗。太祖还军中，遣张摘驰骑第取之，以为必死矣。归厚体被十余箭，得摘马乃归，太祖见之，泣曰:’尔在，丧军何足计乎!’使异归宣武。全忠攻哪，亲率部队与郴王友裕所部脱节，遭增援的邪兵围困。后梁的厅子军虽着于陷阵，惟敌众我寡，归厚只有弃伤马而持架步斗，以掩护帝主脱险。所谓步斗乃相对于马上格斗而言，格斗者“短兵接斗，两两相当，以力角力，，加上归厚领军直突敌阵达二十余合，其中自是一番激斗。如归厚的阵前斗将，实肩负合战前的挑战和接战的多重任务，至混战之间亦须身先士卒，随时作殊死战斗。朱全忠魔下勇武亲从众多，如王彦章、寇彦卿、葛从周和张廷寿等，皆以陷阵见称。
 
    梁之斗将为表现晓勇一面，往往自动请缨出战，与好斗的李克用军相遇，自是展开一番角逐。陈章和周德威的对斗，便是典型例子。《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载:“初事武皇为帐中骑督，晓勇便骑射，胆气智数皆过人,汁将氏叔琼率众逼太原，有陈章者，以唬勇知名，众谓之’夜叉’，言于叔琼曰:’晋人所恃者周阳五，愿擒之，请赏以郡。’陈章尝乘崛马朱甲以自异。武皇戒德威曰:’我闻陈夜叉欲取尔求郡，宜善备之。’德威曰:’陈章大言，未知鹿死谁手。’他日致师，戒部下曰:’如阵上见陈夜叉，尔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战，部下伪退，陈章马追之，德威背挥铁撇击堕马，生获以献，由是知名。”在近距离的骑斗中，将领多以最熟练的武器应战，陈章所持者为战将常用的稍枪，德威所用的则属于长柄铁锤。周德威在晋军中以勇见称，但阵前非旨在与陈章死斗，其以退为进的手法，结合了心理与技艺两种战术。德威微服杂卒，同时佯作走避，令急于求成的陈章见猎松懈，未及应付突如其来的变速反击。

    类似的对战手法，同见于德威与燕将单廷硅的骑斗。《通鉴》卷268后梁太祖干化二年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将单廷硅将精兵万人出战，与周德威遇于龙头冈。廷硅日:’今日必擒周杨五以献。’杨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战，见德威于陈，援枪单骑逐之，枪及德威背，德威侧身避之，奋撇反击廷硅坠马，生擒，置于军门。燕兵退走，德威引骑乘之，燕兵大败，斩首三千级。廷硅，燕晓将也，燕人失之，夺气。”关于两者独斗时的技术操作，胡三省于该条注曰:“单廷硅之马方疾驰，势不得止。周德威侧身避其锋，马差过前，则德威已在枪里，奋撇击廷硅，廷硅安所避之，此其所以坠马也。”又谓“格斗之势，刀不如棒”，似乎说明马上持M，如能灵活使用，其横扫力度与角度较单向的枪尖冲刺为大。前后两仗，德威战技如出一辙，可知斗将言勇之余，须善观敌者作战心理。在梁唐的重大战役中，周德威常作阵前挑战，成功动摇敌军士气，令梁军败阵告终。例如天佑七年，梁遣王景仁将魏、滑、注、宋等兵七万人击赵，晋遣德威赴赵州救王铭。史载“德威晨遣三百骑叩梁营挑战，自以劲兵三千继之。景仁怒，悉其军以出，与德威转斗数十里，至于南。两军皆阵，梁军横亘六七里，汁、宋之军居西，魏、滑之军居东。”德威遂乘梁军东偏尘起，其西偏讹谓魏、滑军已走，又磨其东偏讹谓梁军亦走，促成梁阵溃败。盖斗将出击在立阵以后，具经验者往往能洞悉敌阵的漏洞所在，恃机狙击。郁南会战，梁之东西军阵容鼎盛，本非晋所遣三百先头部队可以济事，德威虚言煽惑敌阵，是为工于心计。德威行军进退持重，务必稳中求胜，每先挑引敌方骄兵出战，再乘彼之松懈而急攻军中两端，继而沿途截击歼灭，几成为其战斗的独特风格。

    后唐与敌交锋，骑上独斗的战例特多，沙陀民族的晓勇喜战是其中不能忽视的因素。斗将独战，本无固定回合，视乎相方战意与实际胜负而定。对斗武器亦无严格限制，但一方若先采骑射方式，即意味对手多以同类的方法还击，造成互射的对斗局面。由于引弓骑射，须多次发矢始能击中目标，故战斗者往往身披数创而仍处于酣战状态。后唐攻燕，李嗣源与元行钦的决战便为一例。《通鉴》卷268后梁太祖干化三年三月《考异》引《周太祖实录》载:“嗣源与行硅追摄至广边军，行钦帅骑拒战。行硅呼谓行钦日:’与公俱事刘家，我为刘家守城，尔则称留后，谁之过也?今日之事，何劳士众，与君抗衡以决胜负。’行钦晓猛，骑射绝众，报曰’可!’行周马足微撅，将路，嗣源跃马救之，树击行钦几坠。行钦正身引弓射嗣源，中稗贯鞍。嗣源拔矢，凡八战，控弦七发，矢中行钦，犹抹血酣战不解。是夜，行钦穷整f固守广边军，晋兵围之??翌日，行钦面缚出降。嗣源酌酒饮之，抚其背曰:’吾子壮士也。’养为假子。临敌擒生，必有所获，名闻军中。”嗣源与行钦凡八战始决胜负，后因爱其才而养为假子，辗转为庄宗所用。元行钦早年效力刘守光，与刘守文及契丹、吐谷晖军作战，表现尤为强悍。史载相方对阵，“守文单马立于陈前，泣渭其众曰:’勿杀吾弟。’守光将元行钦识之，直前擒之，沧德兵皆溃。除元行钦之外，因与嗣源·庄宗交锋而深受对方赏识的类似情况，也见于其它梁将身上。例如庄宗“与梁战于河上也，梁拱衰左厢都指挥使陆思铎善射，常于苛上自镂姓名，射帝，中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铎从众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铎伏地待罪，帝慰而释之，寻授龙武右厢都指挥使。”。
 
    唐末五代战斗文化兴盛，以庄宗为例，热爱亲战程度几至于沉迷，惟出人重围均爱以身犯险，无形中加重前锋施救的负担。《旧五代史》卷25《元行钦传》载:“庄宗好战，勇于大敌，或临阵有急兵，行钦必横身解斗翼卫之。庄宗营于德胜也，与汁军战于潘张，王师不利，诸军奔乱。庄宗得三四骑而旋，中野为注军数百骑攒稍攻之，事将不测，行钦识其帜，急驰一骑，奋剑断二矛，斩一级，注军乃解围，翼庄宗还宫。庄宗因流涕言曰:’富贵与卿共之!’自武皇驾崩，庄宗李存颤即面对宗室李克宁叛乱及后梁攻袭，不得不以军事强人的姿态展开亲征。在对梁的潞州战役里，庄宗及其精锐部队即以精骑突袭，大破梁军的围城策略，助长存爵亲战的信心。此种战法特殊，每以极迅速的时间与途径直攻敌阵，达至以寡敌众、防不胜防的效果。一旦彼方预知突袭而早设重兵驻扎，则相对胜算机会不大。除李绍荣须为此苦战外，晋王左右的将佐均以行军持重为理由极力反对，造成内部战术部署的不协。《通鉴》卷270后梁均王贞明四年八月载:“晋王好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危窘者数四，赖李绍荣力战翼卫之，得免。赵王铭及王处直皆遣使致书曰:’元元之命系于王，本朝中兴系于王，奈何自轻如此!’王笑谓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将出营，都营使李存审扣马泣谏日:’大王当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阵，将士之战也，存审辈宜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为之揽髻而还。他日，伺存审不在，策马急出，顾谓左右日:’老子妨人戏!’王以数百骑抵梁营，谢彦章伏精甲五千于堤下;王引十余骑度堤，伏兵发，围王数十重，王力战于中，后骑继至者攻之于外，仅得出。会李存审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审之言为忠。”《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传》所载略同。综观上述记载，庄宗大举攻梁，本有德威与镇、定军左右护翼，自己领军居中，又以李存审负责沿路轴重，行军列阵可谓四平八稳。但是，庄宗好率精锐挑战，不意为梁伏兵围困。李存审领兵在前，急于从外围杀人营救，管下轴重由是骤失统序，反扰乱德威一军作战，酿成德威父子败亡。由此可知，斗将之间的好战与迎战，应视现实环境，若一方于阵前勉强为之，容易为敌所乘，对全军而言并非绝对有利。

    值得注意的是，武人单骑对斗并不止于阵前的序幕战f两军陷于混战，一方主帅败北而逃，胜者认为机不可失，速以独骑追击，亦可延续相方的较量。(通鉴》卷270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十月壬申条:“帝以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郸州，中夜，进军瑜汝，以李嗣源为前锋，甲戌旦，遇梁兵，一战败之，追至中都，围其城。城无守备，少顷，梁兵溃围出，追击，破之。王彦章以数十骑走，龙武大将军李绍奇单骑追之，识其声，日:’王铁枪也!’拔稍刺之，彦章重伤，遂擒之。”从庄宗李存m、明宗李嗣源，下启晋汉君主，皆为沙陀亲从部队的亲信成员。石敬塘为左射军使，刘知远为横冲兵马使，出人战阵无数。五代后期，统一战事从华北战场延展至淮南，主将仍习以骑斗为决胜关键，后周世宗摩下亲军将领赵匡1lL追战皇甫晖又为另一实例。《东都事略》卷一《太祖本纪》:“(显德)三年，世宗征淮，以太祖领亲骑翼从，败淮人于涡口。唐将皇:TR晖、姚凤率众十五万塞清流关，太祖击走之，晖退保滁州断桥自守。太祖追至城下，晖曰:’人各为其主，愿成列以决胜负。’太祖笑而许之。晖整阵以出，太祖拥马项直人，左右驰突，大呼日:’吾止取皇甫晖，他人非吾敌也。’予剑击晖，生获之，并擒姚凤，遂下滁州。”世宗亲征南唐，唐将皇甫晖所率大军为后周军击败，自清流关退守滁州断桥。皇甫晖自知须临危一战，遂邀敌战于阵前，匡撒果然应约纵马直击，并呼吁左右无得干预两人击斗，展现出不以众欺寡，公平对决的武人气度。从皇甫晖“愿成列以决胜负”，以及“整阵以出”的序次观之，一骑战虽谓偶发性，但亦具客观的进行条件，常于双方布阵以后，再由主将的独斗意愿责成。’

    三、从骑斗至混战的操作条件

    唐宋间的阵前决斗虽然盛行，但非每战均能如期产生独斗场面，个中天时与地利条件，至影响作战的形式。例如在一方未战而先处于逆势下，纵然勉强对垒，亦务求持重为上。按唐代常见的布阵经验，军队若在平原，固可顺应行军次序，诸如右虞候、右军、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左虞候等，开列为圆阵或方阵。若据半险之处，至少可缩为半圆的月阵。一旦“诸贼徒恃险固、阻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宜为竖阵”。

    竖阵是抢山的较佳战法，必须齐集弩手、弓手和战锋队顺次居前，两侧夹有驻队，随鼓、角及黄旗讯号作攻坚准备，因而减少主将独战的机会。例如梁晋胡柳之战，梁军先据土山，居高列阵，晋军以兵锋仰战，故晋将帅只能选择拥众而上，一骑斗的场面也就不能凸显。《新五代史》卷25《王建及传》记载:“晋攻杨刘，建及躬自负蔑苇埋堑，先登拔之。从战胡柳，晋兵已败，与梁争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阵。庄宗至山下望梁阵坚而整，呼其军曰:’今日之战，得山者胜。’因驰骑犯之，建及以银枪军继进，梁兵下走，阵山西，晋兵遂得土山。诸将皆言:’溃兵未集，旦暮不可战0阎宝曰:’彼阵山上，吾在其下，尚能击之，况以高而击下，不可失也。’建及以为然，因白庄宗曰:’请登高望臣破敌!’即呼众曰:’今日所失轴重皆在山西，益往取之!’即驰犯梁阵，梁兵大败。”战场上两师交锋，首选各据山头阵地，整列阵式后始行决定攻略。若两军山下会战皆为平原，彼此可进可退，则较方便主将公平地一决胜负。李存箭协防赵州时曾谓:“平原浅草，可前可却，真吾之胜地”，其意即在于此。如今建及率银枪军登夺梁军山上阵营，在兵家而言至为逆势，盖容易为阵于山上者奔冲击溃。晋以精锐的银枪军压阵，一反传统而决意攻克，逼使梁弃山转阵，再次反映后唐军队的精战。
 
    梁自崛起以来，作战方略全盘审慎，于新占土地上每能悉心经营，与晋军精于攻取而弱于整固，刚好成一强烈对比。梁之将帅明知晋军好战，多采持重策略，刻意回避，由此减少相方对决的可能性。《新五代史》卷25《刘那传》:“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郡营，寻不肯出，而末帝又数促郡，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都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潜兵贝州。那果报末帝日:’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那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部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那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末帝以为义成军节度使。明年，河朔皆人于晋，降郡毫州团练使。”存爵及嗣源挑战，都皆闭城避战，诚如晋军所言非怯于战事，而是尽量保留实力，待晋师稍退时始行偷袭。庄宗遂佯作班师，遂出师魏城，结果被晋军合师击败。刘那习六韬，深知晋军作战实力，态度上已偏向不正面交锋，刘郡最终以圆阵抵抗庄宗及存审方阵攻势，是为败兵之后不得已的守战而已。

    五代晋汉周以降，侍卫与殿前亲军制度日益繁衍，中央对外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团与军团的集体战斗亦较阵前独斗的机会为多。由于双方布列的阵、容相若，每以前后左右中五路军师推进，各军遂有相对的攻击对象。例如晋末杨光远的前军与契丹的先头部队之战，是“自午至哺，互有胜负”;契丹主的左右军继而攻晋阵之东偏，结果“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在一次决定性的战事中，“晋军结阵而南，胡骑四合如山”，最后晋军巧乘风势纵火扬尘，成功横截契丹的围攻。又如周世宗亲征高平，前锋与北汉军初战，令北汉兵稍却，于是，L汉主以中军陈于巴公原，张元徽军其东，杨衰军其西，众颇严整”，而后周军则由“白重进_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将精骑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将禁兵卫帝”，形成互以三军对峙的局面。最后，北汉军队乘东北风转南风之际，以张元徽的东军击后周右军，使樊爱能、何徽部队先溃，赖张永德召集善左射者充当左翼，赵匡撒引兵为补右翼的位置继战，世宗才得以转危为安。理论上，两军严阵以待，仍必然发生挑衅与迎战的先头冲突，问题盖出于樊爱能与何徽的避战态度。史载“高平之役，两军既成列，贼骑来挑战，爱能望风而退，何徽以徒兵阵于后，为奔骑所突，实时溃乱，二将南走。”此种现象，当反映参与大规模战役的将领战略趋于保守，不敢冒与敌对决的军事风险。高平战役，赵匡胤“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内殿直夏津马仁璃“跃马引弓大呼，连毙数十人”;殿前右番行首马全又“自变量百骑进陷阵”，凡此皆为两军合战之后军团混战形态，旨在反败为胜，与将帅间阵前独斗的本意已略有不同。

    四、简短结论
 
    唐末五代，中国由中世转向近世阶段，武人战争成为结束此一时期的必然手段。在残暴的战场杀戮背后，仍须依赖一套理性的战术操作原则，透过作战者全盘精密的攻略部署，始达至最后的军事胜利。从行军列阵至陷敌混战，传统兵法加上武者作战才具，将战争文化推向高点。本文所述的阵前骑斗，是两军合战前常见的序幕战，挑战者与迎战者的交锋较量，决定着整体军阵稍后的作战部署，可谓攻势策略中不能不触及的重要课题。观察各种实例，斗将虽以各种马上技击见称，惟始终不能忽略实战时的心理素质，以充分掌握形势、知己知彼者占优势。唐宋之际，割据与统一战争反复开展，阵前悍将不绝于史，成功塑造动荡时期的尚武精神。从藩镇、亲军将领而帝王的发迹阶段，武人智勇兼具的形象至受时代推崇，并层累形成更为系统的兵学理论，不断为后代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