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入令和时代（日本令和年代）

2019年4月1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令和”被选为日本新年号，从2019年5月1日开始启用“令和”为年号。

2019年4月9日，日本政府财务相麻生太郎正式宣布，将在2024年度的上半年更换纸币图案，推出1万日元、5000日元和1000日元新纸币，正面将分别使用涩泽荣一、津田梅子、北里柴三郎的人物肖像。

2019年5月1日，天皇德仁在东京的皇居举行即位仪式，成为日本第126代天皇。

公元2019年4月1日，“令和”被确定成为了新一代天皇的年号。

与日本民众紧张兴奋的心情不同，一直对日本抱有复杂心情的中国网络，却在日本方面说明新年号语出日本典籍《万叶集》中的“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后，掀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正本清源”运动

。这当中有学者派的考证，认定这句诗只是对东汉张衡《归田赋》中“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洗稿；也有将之与和坤联系在一起的调侃（乃赐令和珅自尽）。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之所以说是“蓄谋已久”，是因为此前日本朝野已经倾向于从日本典籍中，而不是遵循1300多年来的传统，从中国典籍中选择年号。鉴于中日两国的渊源，以及现实的微妙地缘政治关系，除非日本方面不用汉字做新年号，否则抱着提点日本不要忘本心态的中国网民，一定能够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找到各种出处。

调侃归调侃，“令和”二字本身源出自哪本典籍，抑或又能解读出什么含义，并不是最重要的。世人更关注的是，这一选择背后的逻辑。

很显然，在重视传统甚至被认为有些因循守旧的日本，打破一项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并不是某个政治家，拍下脑袋就能决定的。单从“年号”在日本的历史，亦可以看出这一点。

公元7世纪中，开始向中国（准确说是唐朝）学习的日本，在照搬唐朝的律令制度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引入了“年号”这个中国古代特有的纪年方式。

第一个年号是公元645年所订立的“大化”，这场向中国学习的政治、社会变革运动，也因此被称之为“大化改新”。此后历代天皇的年号，皆出自中国典籍并使用两个字的汉字。

日本如此长性，与东亚的地缘结构有关。华夏文明在欧亚大陆东端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得日本长久以来没有其它的学习对象。离岛属性，又让日本列岛不至于象中原王朝那样，周期性的受到边缘民族的侵扰（并因此吸收新的文明因子）。

这种情况，直到西方通过“地理大发现”及工业革命，将整个地球变成同一世界后才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场千年一遇的巨大变革面前，古老而又骄傲的中央帝国，经历了更长、更痛苦的过程。一直到今天，才真正敢说自己开始步入“民族伟大复兴”的快车道。

反观日本，则由于一直在文明和技术上，一直保持着学习者的心态，在经历短暂的心理调整之后，便开始全面拥抱西方。

以东亚式“集体主义”精神为体，西方体制、技术为用的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发端，仅仅用了30年时间，就击败了曾经的老师成为亚洲第一；十年之后的日本，又击败俄国跻身世界列强行列。

待到这一自我重塑进程运行一甲子（60年）之后。如日中天的“日本帝国”推出了以我为主的地缘政治版图——大东亚共荣圈，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与大半个西方进行了一场战争。值得注意的是，步入帝国时代的日本，并没有抛弃自身文化中的中国基因。

以“年号”来说，如果说“明治”这个年号开始使用时，日本还没有能力这样做，那么起用于1912年的“大正”、1926年的昭和，选订时则已是在日本跻身列强行列之后了。

崛起的日本要是在当时开始“去中国化进程”，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可供参考案例的是朝鲜半岛的“去汉字化运动”。历史上日本和朝鲜在使用汉字的同时，都另外发展出了自己的拼音文字。日本发展出的拼音文字被称之为“假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朝鲜半岛的被称之为“谚文”。

只不过这些本土拼音文字，长期以来并不能影响汉字的地位。在朝鲜半岛，二战后认定自己已经摆脱从属中国地位的南北双方，先后展开了“去汉字化运动”。以至于今天，已经很难在朝鲜、韩国两国，看到汉字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