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假如历史是一条河,是什么影响了它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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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59年,当后周世宗柴荣准备进取幽州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很快夺去了这名将要统一天下的年轻帝王的生命,进而悄然改写了既定的历史进程。

因为历史无法假设,一千年来,许许多多的史家只能将柴荣之死归结为“天命”。

史书的记载是,柴荣北伐辽国途中经过一地,问当地人地名,人家回答他,此地叫“病龙台”。柴荣听后默然,病情加重,一个月后病逝。年仅39岁。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后周世宗柴荣画像。

一个谶语式的地名,在一问一答之间预埋了史家之笔无法解释的宿命观点。甚至连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都感慨,柴荣本是可以建立汉唐式帝国的人物,却被疾病击垮而永远停下了脚步,这是“天也”,如果“天假之年”,中原底定,历史又会怎样呢?

言外之意,那就没有后来的赵宋王朝了。

任何一个微小的历史变量,都可以导致我们已知的过往发生巨大的转变。

我讲这个例子,其实是想说,不要过于迷信历史规律。历史偶然性的力量,或许要强于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的信奉者总是强调,在统一的历史大势面前,即便没有秦始皇,也会有赵始皇、楚始皇……但他们永远无法论证,如果不是秦始皇,而是赵始皇或楚始皇开启了帝制时代,那么接下去的朝代还会走着像“秦朝”一样的历史轨迹吗?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开头一点点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形成极大的偏差,更不要说直接换了一个人。毕竟,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不是按规律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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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柴荣一样,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历史上常有发生。借用诸葛亮的话来说,这种现象叫做“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公元395年,一个名叫参合陂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大战。

同为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后燕(慕容部)和北魏(拓跋部)的决战,在这里以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场:作为宗主国的后燕,由皇太子慕容宝率领的军队竟然惨败给了附属国北魏。后燕被俘四五万人,这些降兵随后全部遭到北魏坑杀。

第二年,71岁的后燕皇帝慕容垂御驾亲征,实施复仇。魏王拓跋珪闻讯,一度想要打包逃亡。

但当慕容垂行军至参合陂时,看到了一年前的战场,积骸如山,于是安排祭奠死难将士。死者父兄一时号哭不止,军中悲恸。此情此景,让慕容垂忧愤吐血,一路病情加重,只好回师。途中病逝。

一代战神就此悲情谢幕,他曾带着慕容家族重返巅峰,可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宿命。燕魏争霸,随之落幕。北魏在北方基本已无敌手,统一中国半壁江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假如慕容垂多活两三年,燕魏之争鹿死谁手,还说不定。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金庸小说虚构的慕容复,带了一点点慕容家族复国的影子。图源/百度百科

再比如宇文泰,死时仅有50岁。但他生前已经看到了中国大一统的未来,也为大一统的前景架设了关中本位的基本制度。在他死后25年,他若在世应为75岁时,隋朝建立并完成了他未竟的统一大业。若他未死,既定的历史进程是否该由他促成呢,抑或又产生什么新的历史变量呢?

又比如赵匡胤,如果不是在斧声烛影的疑案中死去,那他对于北伐的能力、对于迁都的筹划,是否又会强烈地影响宋朝随后的历史机运呢?历史环环相扣,如同蝴蝶效应,那么靖康之难是否又能因此避免呢?

这些都是仅存在于读史者头脑里的风暴而已,但每每想起,不免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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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历史上另一些人在当死之时未死,结果掀起了腥风血雨,把大好河山和个人名声往悬崖上推。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为“王莽困境”,因为白居易曾经在一首诗里很认真地谈论该死未死的问题,就特别提到了王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从一开始注重品行,打造人设,可谓相当成功,以致汉哀帝撸掉他的职位时,天下吏民皆为他鸣冤。但当他篡汉自立后,之前几十年的投入,便被贴上了虚伪、假人、老谋深算等标签,洗都洗不掉。假如王莽死在53岁而不是68岁,死在称帝前而不是称帝后,后人将如何评价他呢?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王莽画像。

掉入“王莽困境”者,历史上不乏其人。

假如汉武帝刘彻早死4年,历史上就没有巫蛊之祸,刘据就不是戾太子,可以对父亲常年征战带来的民力损耗进行修复,后世也不会陷入对汉武帝的两极化评价而争执不休;

假如梁武帝萧衍早死1年,历史上就没有侯景之乱,他也不会一大把年纪还被活活饿死,后世也只会记住他的文治武功,而不是记住他的狼狈结局;

假如唐玄宗李隆基早死6年,他就不会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爱情、自由和权力通通丢失;假如他死得更早,早死15年,历史上就不一定有安史之乱,后世只会记住开元盛世;

……

不可否认,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只能假设,不能重来。

假如历史是一条河,我们明知是这些死生有命的大人物,影响了它的流向,但没有人可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这恰恰是历史的吊诡之美,犹如断臂的维纳斯:唯其断臂,才有无限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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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注历史中的人,尤其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对于我们读懂历史的真相,具有很大的裨益。这就是艾公子的新书《帝王将相的38种活法》,决定重写帝王将相史的主要原因。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120年前,梁启超痛斥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之家谱,之后,帝王将相的历史就有点被史学界边缘化了。但如果了解梁启超说这话的背景和他说话的风格,就会知道这是时代变革需要下猛药,所以需要他说出这么激进而断章取义的话来。

事实上,我们既要重视历史的长时段、结构以及视角问题,但也不应该抛弃“帝王将相之家谱”。梁启超本人就深知这一点,因此既写民族形成史、学术史、思想演变史等深层历史,也写王安石传、袁崇焕传、李鸿章传等帝王将相史。

而在通俗史领域,对于帝王将相的解读依然停留在权谋、厚黑、伪诈等一系列刻板印象上。似乎每一个人物都由好与坏的模块拼接而成,读得越多,越怀疑自己的智商。

历史最忌讳标签化,一旦贴了标签,鲜活的人性就消失了。

古往今来,人性都是最复杂的。我们唯一能够厘定的,是他人墓碑上最简短的信息——姓名与生卒年,仅此而已。在生与死之间,充斥着无数的侧面,像是一面面镜子交互对照着。

《帝王将相的38种活法》这本书希望做的,就是剥离成见,撕下标签,重新构建每一段历史人生的丰富性,尽可能还原多样而复杂的细节。我们甚至不敢对笔下的任何一个传主下结论,只想用略显冷峻的笔触,抵达相对准确的历史情境。尽管我们心中依然怀着道德律,但始终只是他人人生的旁观者。

在这本书里,被我们冷眼旁观的历史IP,既有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赵匡胤、朱元璋等一线帝王,也有赵佗、苻坚、高欢、宇文泰、唐宣宗、嘉庆等二三线帝王;既有谢安、李靖、范仲淹、文天祥等顶流将相,也有周亚夫、孙承宗、张煌言、刘春霖等小流量人物。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历史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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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以来,艾公子团队(原用笔名:最爱君)一直坚持新闻特稿式的写作方式,持续输出有温度、有深度、有逻辑的历史科普文章。5年多过去,目前进入了一个小丰收期,《帝王将相的38种活法》也是今年上线的第二本新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郑焕坚、吴润凯和陈恩发,均为艾公子团队的主笔。

郑焕坚是华中科技大学文学硕士,南方都市报原高级记者,在报刊杂志公开发表数百万字,合著有《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

吴润凯是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合编有八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同胞名录》,在《抗日战争研究》(北京)、《二十一世纪》(香港)、《历史月刊》(台湾)等发表多篇史学论文。

陈恩发是历史学科班出身,文史写作新秀,在《同舟共进》《各界》《文史天地》《青年文摘》等杂志发表文章多篇。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从4月份开始,这本书已在各大平台试售,我们也从第三方平台看到了一些反馈,有人上头,有人惊喜。

毕竟,大部分人走向人生终点的时候,只留下一声呜咽,而他们却留下一声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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