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假如历史是一条河，是什么影响了它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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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59年，当后周世宗柴荣准备进取幽州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很快夺去了这名将要统一天下的年轻帝王的生命，进而悄然改写了既定的历史进程。

因为历史无法假设，一千年来，许许多多的史家只能将柴荣之死归结为“天命”。

史书的记载是，柴荣北伐辽国途中经过一地，问当地人地名，人家回答他，此地叫“病龙台”。柴荣听后默然，病情加重，一个月后病逝。年仅39岁。

▲后周世宗柴荣画像。

一个谶语式的地名，在一问一答之间预埋了史家之笔无法解释的宿命观点。甚至连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都感慨，柴荣本是可以建立汉唐式帝国的人物，却被疾病击垮而永远停下了脚步，这是“天也”，如果“天假之年”，中原底定，历史又会怎样呢？

言外之意，那就没有后来的赵宋王朝了。

任何一个微小的历史变量，都可以导致我们已知的过往发生巨大的转变。

我讲这个例子，其实是想说，不要过于迷信历史规律。历史偶然性的力量，或许要强于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的信奉者总是强调，在统一的历史大势面前，即便没有秦始皇，也会有赵始皇、楚始皇……但他们永远无法论证，如果不是秦始皇，而是赵始皇或楚始皇开启了帝制时代，那么接下去的朝代还会走着像“秦朝”一样的历史轨迹吗？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开头一点点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形成极大的偏差，更不要说直接换了一个人。毕竟，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不是按规律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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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柴荣一样，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历史上常有发生。借用诸葛亮的话来说，这种现象叫做“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公元395年，一个名叫参合陂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大战。

同为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后燕（慕容部）和北魏（拓跋部）的决战，在这里以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场：作为宗主国的后燕，由皇太子慕容宝率领的军队竟然惨败给了附属国北魏。后燕被俘四五万人，这些降兵随后全部遭到北魏坑杀。

第二年，71岁的后燕皇帝慕容垂御驾亲征，实施复仇。魏王拓跋珪闻讯，一度想要打包逃亡。

但当慕容垂行军至参合陂时，看到了一年前的战场，积骸如山，于是安排祭奠死难将士。死者父兄一时号哭不止，军中悲恸。此情此景，让慕容垂忧愤吐血，一路病情加重，只好回师。途中病逝。

一代战神就此悲情谢幕，他曾带着慕容家族重返巅峰，可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宿命。燕魏争霸，随之落幕。北魏在北方基本已无敌手，统一中国半壁江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假如慕容垂多活两三年，燕魏之争鹿死谁手，还说不定。

▲金庸小说虚构的慕容复，带了一点点慕容家族复国的影子。图源/百度百科

再比如宇文泰，死时仅有50岁。但他生前已经看到了中国大一统的未来，也为大一统的前景架设了关中本位的基本制度。在他死后25年，他若在世应为75岁时，隋朝建立并完成了他未竟的统一大业。若他未死，既定的历史进程是否该由他促成呢，抑或又产生什么新的历史变量呢？

又比如赵匡胤，如果不是在斧声烛影的疑案中死去，那他对于北伐的能力、对于迁都的筹划，是否又会强烈地影响宋朝随后的历史机运呢？历史环环相扣，如同蝴蝶效应，那么靖康之难是否又能因此避免呢？

这些都是仅存在于读史者头脑里的风暴而已，但每每想起，不免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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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历史上另一些人在当死之时未死，结果掀起了腥风血雨，把大好河山和个人名声往悬崖上推。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为“王莽困境”，因为白居易曾经在一首诗里很认真地谈论该死未死的问题，就特别提到了王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从一开始注重品行，打造人设，可谓相当成功，以致汉哀帝撸掉他的职位时，天下吏民皆为他鸣冤。但当他篡汉自立后，之前几十年的投入，便被贴上了虚伪、假人、老谋深算等标签，洗都洗不掉。假如王莽死在53岁而不是68岁，死在称帝前而不是称帝后，后人将如何评价他呢？

▲王莽画像。

掉入“王莽困境”者，历史上不乏其人。

假如汉武帝刘彻早死4年，历史上就没有巫蛊之祸，刘据就不是戾太子，可以对父亲常年征战带来的民力损耗进行修复，后世也不会陷入对汉武帝的两极化评价而争执不休；

假如梁武帝萧衍早死1年，历史上就没有侯景之乱，他也不会一大把年纪还被活活饿死，后世也只会记住他的文治武功，而不是记住他的狼狈结局；

假如唐玄宗李隆基早死6年，他就不会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爱情、自由和权力通通丢失；假如他死得更早，早死15年，历史上就不一定有安史之乱，后世只会记住开元盛世；

……

不可否认，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只能假设，不能重来。

假如历史是一条河，我们明知是这些死生有命的大人物，影响了它的流向，但没有人可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这恰恰是历史的吊诡之美，犹如断臂的维纳斯：唯其断臂，才有无限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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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注历史中的人，尤其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对于我们读懂历史的真相，具有很大的裨益。这就是艾公子的新书《帝王将相的38种活法》，决定重写帝王将相史的主要原因。

120年前，梁启超痛斥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之家谱，之后，帝王将相的历史就有点被史学界边缘化了。但如果了解梁启超说这话的背景和他说话的风格，就会知道这是时代变革需要下猛药，所以需要他说出这么激进而断章取义的话来。

事实上，我们既要重视历史的长时段、结构以及视角问题，但也不应该抛弃“帝王将相之家谱”。梁启超本人就深知这一点，因此既写民族形成史、学术史、思想演变史等深层历史，也写王安石传、袁崇焕传、李鸿章传等帝王将相史。

而在通俗史领域，对于帝王将相的解读依然停留在权谋、厚黑、伪诈等一系列刻板印象上。似乎每一个人物都由好与坏的模块拼接而成，读得越多，越怀疑自己的智商。

历史最忌讳标签化，一旦贴了标签，鲜活的人性就消失了。

古往今来，人性都是最复杂的。我们唯一能够厘定的，是他人墓碑上最简短的信息——姓名与生卒年，仅此而已。在生与死之间，充斥着无数的侧面，像是一面面镜子交互对照着。

《帝王将相的38种活法》这本书希望做的，就是剥离成见，撕下标签，重新构建每一段历史人生的丰富性，尽可能还原多样而复杂的细节。我们甚至不敢对笔下的任何一个传主下结论，只想用略显冷峻的笔触，抵达相对准确的历史情境。尽管我们心中依然怀着道德律，但始终只是他人人生的旁观者。

在这本书里，被我们冷眼旁观的历史IP，既有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赵匡胤、朱元璋等一线帝王，也有赵佗、苻坚、高欢、宇文泰、唐宣宗、嘉庆等二三线帝王；既有谢安、李靖、范仲淹、文天祥等顶流将相，也有周亚夫、孙承宗、张煌言、刘春霖等小流量人物。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历史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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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以来，艾公子团队（原用笔名：最爱君）一直坚持新闻特稿式的写作方式，持续输出有温度、有深度、有逻辑的历史科普文章。5年多过去，目前进入了一个小丰收期，《帝王将相的38种活法》也是今年上线的第二本新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郑焕坚、吴润凯和陈恩发，均为艾公子团队的主笔。

郑焕坚是华中科技大学文学硕士，南方都市报原高级记者，在报刊杂志公开发表数百万字，合著有《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

吴润凯是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合编有八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同胞名录》，在《抗日战争研究》（北京）、《二十一世纪》（香港）、《历史月刊》（台湾）等发表多篇史学论文。

陈恩发是历史学科班出身，文史写作新秀，在《同舟共进》《各界》《文史天地》《青年文摘》等杂志发表文章多篇。

从4月份开始，这本书已在各大平台试售，我们也从第三方平台看到了一些反馈，有人上头，有人惊喜。

毕竟，大部分人走向人生终点的时候，只留下一声呜咽，而他们却留下一声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