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发起人之一。
1923年,郁达夫受聘北京大学讲师,讲授统计学。这年冬天,郁达夫去砖塔胡同拜访鲁迅。这是两位现代文学大家的第一次见面。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下了鲁迅给他的初次印象:“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束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并在北大讲授小说史。因为与二弟夫妻产生矛盾,刚刚从北京八道湾的大宅子搬出来。
郁达夫在北大任教时间不长,1924年年底便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任职。1926年,再赴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同年年底,又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到上海主持创造社的出版工作。
中山大学,是二十年代中期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郁达夫前脚刚去,鲁迅后脚又来。1927年1月,鲁迅由厦门大学生转至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四·一二政变”后,鲁迅因营救进步学生无果而愤然辞职。9月底,离开广州去上海,并与女学生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
在上海,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是鲁迅家中的常客。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回忆鲁迅》)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文化界,用文字批评甚至攻击鲁迅的人,不仅有文坛宿将,还有文学新人。尤其文学新人,未必就是真的反对鲁迅,有时则是想借助攻击鲁迅而使自己成名。
针对这种情况,郁达夫曾多次劝告鲁迅“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鲁迅并非不明白某些文学新人的心思,他对郁达夫说:“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地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回忆鲁迅》)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被选为常务委员。鲁迅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结缘,与郁达夫有很大关系:“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不过,左翼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的宣布了辞职。”(《回忆鲁迅》)
1933年4月,郁达夫举家从上海移居杭州,以实现他的“儿时曾作杭州梦”。鲁迅舍不得郁达夫离开上海,曾以世道艰难为说辞作诗劝阻:“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936年10月,鲁迅旧病复发,竟于19日清晨离世。那时,郁达夫尚在福州,20日晚方得知消息,随即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发了唁电。第二天早晨,便登上轮船前往上海,参加鲁迅丧礼。
1936年10月24日,郁达夫写下《怀鲁迅》一文,发出“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的经典之论。
不久,郁达夫再作《鲁迅的伟大》一文,高度评价鲁迅:“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鲁迅先生不仅是郁达夫心中的伟大人物,也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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