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1901年出生,21岁–25岁这个年龄段染上毒瘾,一般认为他是1925年24岁开始吸毒。24岁正是张学良意气风发的时候,可这“了不得”的“英雄时刻”背后,细思却极恐:彼时民国军政界的重量级人物,奉系集团的掌舵人,风度翩翩的少帅,堂堂“民国四公子”之一,竟然是个“瘾君子”?
以张学良自己的解释说,他上了鸦片的“贼船”,是因为1926年时一次作战时发火,事后他“通夜抽鸦片解烦恼”,从此就染上毒瘾了。后来大帅府的马医官又出馊主意,说可以打针戒毒,这下烟枪是扔了,改打毒品针了。“九一八事变”后,压力山大的张学良,毒品针也越打越多,以至于三十出头,却是“一幅老弱之态”。连北平的报纸都发出嘲笑:“东北的年轻领袖(张学良)如此懦弱,不思奋起,是由于他糜烂的生活。”
虽然如此,但对“戒烟”这个事,张学良起初决心并不坚定。热河兵败后,端纳曾劝他“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张学良当时却还不以为然。但好友宋子文的一声怒喝,却终于叫张学良猛醒:“这不仅关系到你个人的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体面观瞻啊”——堂堂“少帅”,每天吗啡针不离手,你叫国家脸往哪搁?
也就是这番怒吼,支撑了张学良戒烟的意志。但这背后,却更是触目惊心的真相:为什么连张学良,都曾沉溺鸦片到这地步?因为民国的鸦片泛滥,就到了这程度!
说起近代中国的“鸦片泛滥”,后人多津津乐道晚清时代,但民国时代,却一度是“加强版”:整个北洋军阀时代,中国各大省份,乡村的土地大面积种植鸦片,云南全省100万亩土地种上了罂粟,年产鸦片五千万两。安徽全省五分之一的土地种植鸦片,河南也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开满罂粟花。
中国各一线城市更是烟馆林立。广州每天销售烟土就有一万两,厦门六个县有1200家烟馆,长沙全城7000家烟馆,上海仅南汇一地,就有六万多“瘾君子”。鸦片,其实渗透到民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为何张学良年纪轻轻,就会染上烟瘾?因为鸦片在当时,简直随处可见。
鸦片如此泛滥,当时的民国政府就不管?怎能不管,鸦片就是军阀政府的财源呢。比如四川贵州等省份,就是当地军阀强制推广种植鸦片。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重庆,如果农民拒绝种植鸦片,每年就要多交七年的田赋。好些省份还推出多如牛毛的“鸦片捐”,恨不能每一株罂粟都榨出油来。
在鸦片种植极广的贵州,仅1921年这一年,就因种鸦片闹出粮荒,饿死五六万灾民……何止是地方军阀政府,巧立名目从鸦片里刮钱,打着“中央政府”旗号的军阀们也不差。直系军阀精英吴佩孚,就曾与四川军阀刘湘联手做过鸦片生意。北洋军阀的“禁烟总所”,主要工作就是“收烟税”。仅1927年这一年,北京一地就收了六千万元的“烟税”——交够钱,鸦片敞开了卖。
看过这民国“繁华”之下,让人不忍细读的“鸦片贸易”,就能分明感受到,抗战爆发前的中国,被这恶魔般的鸦片,侵蚀到何等的地步。毒品祸国的教训,近一个世纪后再回望,依然与多少国耻交织,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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