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是东晋时期前秦国王苻坚最重要的谋士和大臣,也是东晋时期最著名的汉族政治家。苻坚将其比喻为“刘邦之张良,刘备之诸葛亮”,也被世人称为“功盖诸葛第一人”。王猛投奔苻坚后,辅佐其抑制豪强、强化法治,改革吏治、选拔官吏,推行文化教育、促进民族融合,改革政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促进经济发展,前秦的国力不断增加,帮助前秦逐一击败了前凉、前燕,消灭了北方各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
王猛也深受苻坚器重,被任命为前秦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大将军,封清河郡侯。后来王猛因长年劳累成疾,在临终前给苻坚留下遗言,坚决反对前秦讨伐东晋。他对苻坚说,“晋虽僻陋,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王猛阻止苻坚发动对东晋的决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东晋朝廷仍然是天下人心的正统
东晋虽然偏安在东南,地域狭小,实力也没有前秦强大,但却仍然是天下人特别是士族心中的正统朝廷。东晋朝廷的正统,来源于西晋。自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逼曹魏皇帝曹奂禅位,改元泰始开始,就已经建立,统治中原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中虽然经历了“八王之乱”的混乱场面,也惨遭“五胡乱华”的蹂躏,但中华的正统,中原的人心,仍然归属于东南的东晋朝廷,仍然归属于司马氏。在这一点的认识上,作为前秦国王的苻坚,也是非常清晰和坚定的。他刚刚政变成功,在长安的太极殿登上大位时,就坚决去掉皇帝的称号,以大秦天王自称,所有前秦皇室诸王的爵位,一律由王降格为公。
还有两个事件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件事是司马睿在东南建立东晋王朝时,北方的大多数门阀士族,如瑯琊王氏的王敦、王导,还有戴渊、温峤、郗鉴、祖逖等大量的有识有才之士,历尽千难万苦,从中原“衣冠南渡”到东南东晋,不仅仅是避难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归心正统;还有一件事,近百年之后,东晋将领桓温率军北伐到长安近郊时,中原百姓夹道相迎、痛哭涕零,盼望东晋朝廷的王师望眼欲穿。
讨伐东晋师出无名
东晋虽然地处江南一隅,而且权臣与皇室之间的战争不断,但对待天下百姓,仍然仁义有加,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东南的百姓仍然安居乐业。这也是东晋朝廷看起来摇摇欲坠,却仍然能够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东晋朝廷既无昏君暴君,也无苛政暴政,出兵征讨东晋,师出无名。而师出无名,就没法占领道义的高地,没法成为王者之师、正义之师,也就没有号召力,很难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内部的整合没有完成
前秦才刚刚统一了北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征服了鲜卑人、羌人和羯族等民族,但这些民族的子民,只是屈服于前秦的武力,并没有在内心上真正臣服归附,内心对前秦仍然充满仇敌恨意,时时都在蠢蠢欲动。对这些征服的少数民族的教育和融合,让这些民族认同归心于前秦,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以及还有大量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要做。北方自身的民族融合没有完成,内部没有整合成一个整体,就不可能形成内部的整体合力,这个时候急于发动对东南东晋的战争,是非常不明智的决策。
自身的隐患没有消除
前秦虽然统一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但这些少数民族如:鲜卑人、羌人和羯人等,还没有与前秦本民族融合整合在一起,这些民族的部族还大量地群居生活在京城长安周边。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虽然表面上臣服,但对前秦始终怀有深仇大恨,民族间的裂痕还没有弥补,一旦对东晋的战事不利,就很可能群起反叛,形势将非常危险。
同时,前秦军队中久怀异心的前燕王族慕容垂、羌族首领姚苌等人,并没有真心归附前秦,苻坚又不愿斩草除根,仍然让这些人在军中掌握军权。
另一个方面,前秦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人却是在征战的过程中不断接纳而来的降卒,真正属于前秦自己的军队并不多,而且常年征战,士兵疲劳,攻击东晋又需要长途跋涉,东晋的军队却以逸待劳,很难轻易取胜。
王猛对前秦短期内不能攻打东晋的四点理由说得已经很透彻了,但前秦国王苻坚却自信满满,没有听从王猛正确的远见,在公元383年,亲率近百万之众,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讨伐东晋的大战——淝水之战,结果大败而归。前秦因此一蹶不振,并很快就灭亡了,苻坚本人也在不久之后被叛将杀害。好不容易统一的北方,再次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先后出现了十个不同的政权,直到公元439年,北魏才重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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