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曾多次以“蜗居”一词入其诗文:“局�蜗庐迮,萧条鹤发新。途穷贫入梦,身老病欺人。”
“蜗居”一词最早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但后来渐成“屋宇窄小”的代名词,这种变化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三国魏晋时期。
晚清学者徐时栋曾对“蜗居”一词颇感兴趣,但因不解其意而问及友人:“物之小者甚多,何必以屋小为蜗居?”友人对此“皆不能答”。后徐时栋在对蜗牛做过一番考察后,恍然大悟。其曰:“盖凡壳虫不一,大小亦不等。然虫身长大,则壳与之俱长。惟蜗牛,始生时在壳中。及稍长,即脱壳而去,壳不与其身俱长也。以譬人家屋小,不能容多人耳。”
徐氏对上述解释颇感得意,而对五代后唐时人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的解释则不以为然。《中华古今注》曾称:“野人为圆舍,状如蜗牛,故曰蜗舍。”即从建筑形状的角度,以“蜗牛”一词比喻“圆舍”。然而在徐氏看来,“蜗居”是用以形容“屋小”而非“屋圆”,进而反驳道:“物之圆者,何独蜗牛?且蜗牛亦何尝圆也?”(见《烟屿楼笔记》)
据目前所见及,最早以“蜗”字形容居住环境的是《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该书记载,汉末隐士焦先露首赤足,结草为裳,“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经裴松之的考证,此处“瓜”字当为“蜗”字解,且裴氏对此补充解释道:“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同圆)舍,形如蜗牛庐。”可见,至迟在《三国志》成书之晋朝,已有“蜗牛庐”一称,且据裴松之所注,蜗牛庐确系为“圆舍”。
另据西晋崔豹《古今注·鱼虫》中的解释,“蜗牛,陵螺也。野人结圆舍如其缪,故曰蜗舍”。从此点来看,《中华古今注》中以“蜗舍”比喻“圆舍”实与魏晋以来的解释一脉相承。当然,上述所提“圆舍”不敢说其必不简陋,但起先“蜗居”一词主要用来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已属显然。那么,三国魏晋之际,本以形容“圆舍”的“蜗居”,何时逐渐变成后世专指“屋宇窄小”的代名词呢?
据大量材料显示,唐宋之际,蜗牛庐(或蜗庐)、蜗舍等称不绝于史,且对早先魏晋“蜗牛庐”的故事多加提起,但“蜗”字具体语义已由原先“圆形”而向“窄小”发生转变,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如唐初骆宾王有诗言:“鹑服长悲碎,蜗庐未卜安。富钩徒有想,贫铗为谁弹。”而白居易更是言及:“庭小同蜗舍,门闲称雀罗。火将灯共尽,风与雪相和。”
在宋代一些失意贫居的文人诗词中,常可感受其“蜗庐”生活的苦寒。如陆游曾多次以“蜗居”一词入其诗文:“局�蜗庐迮,萧条鹤发新。途穷贫入梦,身老病欺人。”宋人黄庭坚亦有“孤材小蜗舍,乞火乾履袜”留于后世。当然,唐宋之际,“贫穷”者并未落魄到动辄遭人不耻的地步,故而宋代与“蜗居”相关的故事,时常也散发着“穷且守道”“贫益志坚”的逸致豪情。如唐人李商隐即吟唱道“自喜蜗牛舍,兼容燕子巢。绿筠遗粉箨,红药绽香苞。”宋人在编纂《册府元龟》时,颇为陶醉于后周萧太圜田园式的“蜗居”生活,即“面修原而带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近瞻烟雾,远睇风云,藉纤草以荫长松,结幽兰而援芳桂,仰翱禽于百仞,俯泳鳞于千浔”。
明清之际,蜗舍、蜗庐、蜗居等词已完全脱离原初“圆舍”之意,而大多是借以描述所居房屋窄小简陋。有意思的是,明清大量反映当时市井生活以及颇能折现时人心境的小说中,即常将“蜗”字与“窄”“陋”“小”等字连用。明末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卷2中说及:“窄小蜗居,虽非富贵王侯宅;清闲螺径,也异寻常百姓家。”此处既非“王侯宅”又非“百姓家”的“蜗居”,实际上是个“上比不足而下比有余”的小康之户。
“蜗居”窄小不能容纳多人,自然成为时人不能或不愿留人住宿的绝好理由。清代小说《棚闲话》中写及一位老人拒绝请求留宿者,即以“屋宇蜗小,不敢相留,须往前村二三十里方有歇店”为辞。《儒林外史》11回中也提及杨执中不欲挽留三先生、四先生住宿,便言“奈乡下蜗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聊斋志异》卷4中写一书生见到“笑弯秋月而羞晕朝霞”的公孙九娘时,不无偏见地赞道:“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在这里,“蜗庐”几成“贫贱”的代名词而颇具贬义色彩。
明清之际,因“蜗居”一词的频繁使用,甚至致其原初的词性亦时有变化,如《兰花梦》第22回提及银屏准备到宝林的闺房“细看看”时,宝林便说道:“没有看头,蜗居得很!”此处“蜗居”二字已由原来的名词转变成形容词。
明清小说之中的蜗陋等词,有时固属剧中主角谦虚自抑之语,但作为剧外主角的作者频频使用这些词语,亦能间接折现出时人因居所窘迫而产生的局促之感。当然,明清文人时以“蜗居”自谦居所简陋,有时亦是表露自己的高风亮节。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曾作“蜗庐抱奇景,高视羲皇前”一诗,益见其豪迈乐观之胸襟;清人梁章钜所吟“不辞蜗室陋,讵烦鹊枝绕”及方浚师对“静�k炉烟,蜗居频扫;归谋斗酒;蚁酿新藏”生活的讴歌,则反映出二人皆不以贫为苦的闲情逸致。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只为一己之身而考虑的隐士般的“蜗居”生活,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不符,故而曾引起清人吴子光的激烈反对,其称:“士君子志存利济,已无力置万间广厦庇寒士以欢颜,乃仅为一身一家之谋,即水榭风亭比之玉山佳处,亦不过自了汉耳,而况草草蜗牛庐欤?”(《台湾纪事》卷2)
民国之际,“蜗牛庐”一语仍时常见于词林语汇之中。鲁迅在1930年在一次学校演讲中批评当时政治环境不利于“象牙塔文艺”的发展时讽刺道:“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其后来的《二心集》序言中解释道:“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合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在鲁迅的眼里,魏晋时期“蜗牛庐”已完全变成当时“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之类的设施,最终使其原初“圆舍”之义完全淹没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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