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天下后，秦始皇嬴政经常乘坐马车巡视四方。公元前218年，他东巡到了一个叫博浪沙（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城东郊）的地方。
皇帝是个高危职业，一生多次遇刺的秦始皇又将经历一场生死考验。韩国旧贵族张良早已指挥一名大力士埋伏在皇帝车队的必经之路，决定对秦始皇发动“恐怖袭击”。
当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博浪沙时，潜伏已久的刺客向其中一辆最华丽的马车投出了沉重的铁锥，瞬间车毁人亡。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张良没想到，铁锥误中的是副车，秦始皇本人没有坐在里面，他躲过一劫，并很快得到了随行将士的保护。
震怒之下的秦始皇立刻命人搜捕嫌犯。幕后主使张良借着地利之便逃脱追捕，从此隐姓埋名，直到多年后才加入反秦大军，完成自己灭秦的夙愿。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中，马车救了秦始皇一命。如果秦始皇当时骑着高头大马，张良可以请一个神箭手，一箭就要了他的命；如果没有壮观的车队为秦始皇作掩护，张良找准目标，让大力士一个铁锥投过去，秦始皇也会没命。
▲秦始皇陵铜车马一号车，“车御”的背影。图源/图虫创意 ©
秦始皇与马车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了两千多年后。
1980年，考古专家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了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其为四匹马拉的马车，大小等于真车马的二分之一，驾具齐备，装饰华丽，铜马四肢粗大，威武雄壮，铜御俑造型逼真，神态恭谨。
作为秦始皇在地下世界的“豪车”，秦始皇陵铜车马被认为是秦代古车中最精彩的发现。
不单是秦人看重马车，在春秋战国时期，马车一度是衡量国力的重要指标，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便是强国实力的标志，每次战争，列国都要出动大量的战车。
马车兴起于三代，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交通工具与礼器，其影响绵延至今，成为中国之美的不朽象征。
▲秦始皇陵铜车马二号车，车辔绳末端有朱书“安车第一”四字，由此可认定其为古代安车。图源/图虫创意 ©
01 古车的起源
据《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
在中国的上古传说中，有奚仲造马车的说法。
相传，奚仲是夏禹时期的“车正”，即专门管理车辆的官员。他是个大发明家，“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传承黄帝时期的人力车工艺，解决车轮、车辕以及使用畜力驱动等技术问题，发明了一种用牛马来拉动的非机动车。若以现代汽车公司喜欢用姓名来冠名汽车的习惯，我们可以把先民发明的这种车叫做“奚仲牌”马车。
▲山东枣庄某地的奚仲塑像，相传奚仲是薛国人（今山东滕州市）。图源/图虫创意 ©
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于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条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这两道车辙间距约1米，长5米多，并继续向南延伸。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将我国用车的历史上推到距今3700年左右。
这进一步佐证了典籍里的记载。
《尚书》中的《甘誓》记载了史上第一场“车战”。那是夏禹的儿子夏启在位时。为了讨伐有扈氏，夏启在“甘地”，也就是甘这个地方，发表了一篇临战檄文，其中说道：
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
这里的“左”“右”与“御”是指马车上的三个乘员，分别为持弓远射的“车左”、持长兵器近战而格斗杀敌“车右”，以及驾车御马的老司机“车御”。“车左”是一车之长，持弓、主射，车右也称“骖乘”，他还要扮演马车修理工的角色，一旦车遇障碍便下车排除，确保作战顺利。这种三人一车的战车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因此，《甘誓》中这句话大致可以解释为，今天我奉上天之命讨伐逆贼，战车左边的士兵如果不能用箭射杀敌人，就是不奉行命令，战车右边的士兵如果不能用兵器刺杀敌人，也是不奉行命令，中间驾车的士兵如果不能使车马进退得当，也是不奉行命令。之后夏启还说不服从命令的人，将会受到严惩，也就是鼓励将士们奋勇杀敌，干就完了。
▲先秦车兵作战的场景，图源/影视剧照
现在有句话叫“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而祖先当年也懂得“马车一开，一起发财”的道理，不仅能造车，还会修路。
从安阳殷墟等遗址发现，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间，中国人已懂得夯土筑路、用石灰稳定土壤，确保路面齐整，适合马车驱驰。
在殷墟的大量卜辞中，“车”经常作为战利品被记载，而各地商代遗址也经常有殉葬的车马坑出土。这些从黄土中剥离出来的马车，已沉睡三千多年，仿佛仍在发出跨越时空的嘶啸声。
商朝末年，周武王便是顺着车马行进的道路，率领军队讨伐商纣王。牧野之战，周武王凭借“戎车三百乘”大破商军，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在周军战车的冲杀下，全无斗志，纷纷倒戈。这一战，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大业。
▲周武王画像，图源/网络
《诗经》中有一句诗：“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周朝灭商后，在道路规划方面有了更为系统的制度：“匠人营国，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考工记·匠人营国》）周人将天下道路分成了“经纬环野”四种等级，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城中九经九纬，呈棋盘状分布，围城为环，出城为野。
除了修路，周朝的贵族们更关心自己的“豪车”（车舆）。
这部关于周朝道路建设的《考工记》出自《周礼》，全书将近7000字，仅谈车的内容就占1500多字。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意思是周代各类手工业中，造车业聚集的工匠人数最多。当时造车一般由多个工种分工合作，涉及转动机构、摩擦处理、部件连接等技术，采用的材料包括金、银、铜、玉、骨、木、皮等，足见古代造物者的智慧。
西周时期，善于驾车的周人中出现了一位浪漫传奇的“穆天子”，即周穆王。
按照史书记载，周穆王是一位很有作为的长寿天子，他在位时巩固边防、修订刑罚、和睦友邻，使“王道微缺”的周王朝再度兴盛。在治国理政之余，周穆王还亲自“周行天下”，耗费3年时间，率领7支部队，乘坐马车巡游四方，尤其是在平定西戎后一路西行，与西域各地结下了深厚的联系。
先秦典籍说，“天子驾六”。按照古代礼制，天子乘坐的是六匹马拉的马车，这一现象经由近年考古发掘的天子驾六马坑已得到实证。
▲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图源/摄图网 ©
但《穆天子传》中所写的周穆王更加霸气外露，他“驾八骏之乘”，也就是乘坐用八匹骏马牵引的车。八匹马拉着周穆王的车舆，“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翻山越岭，日行千里。在古代，这八匹马也是名马的象征，以毛色命名，分别为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中国画中有个经典的题材叫《八骏图》，画的就是给周穆王拉车的八匹马。
传说中，“资深驴友”周穆王在此次西游中拜访了西王母，并在“昆仑之丘”接受西王母的招待。
历代学者推测过周穆王此行最远去到了哪里，其中，近代大师刘师培的考证十分大胆。他认为，周穆王故事中的“河首”是青海的河源，“春山”是冈底斯山，“群玉之山”是帕米尔高原，“玄池”就是咸海，“大旷原”即黑海附近的顿河草原。他认为，周穆王的西行之旅已经到达了中亚，乃至西亚。
尽管周穆王的西行路线尚且存在争议，但这些古老的文献证明了早在大约3000年前，中原与西域就已经通过车马来往进行交流，马车成为了不同地区之间相互通行的重要工具。
在周王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豪情壮志中，中国马车进入了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
图片｜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天子驾六，为古代礼制，指天子级别需乘坐六匹马拉的马车。图源/摄图网 ©
02 金戈铁马的时代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这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描绘的车战场景：
战鼓声中，保家卫国的楚军将士手里拿着盾牌，身披犀牛甲，带着长剑，拉起秦弓，不怕身首异处，一个个争先恐后，同仇敌忾。双方的战车相互交错，车上的士兵互相砍杀，有的战马在交战中死伤，有的车轮已经埋在土里，但马头的缰绳还没有解开。
自三代以来，作为当时社会最为繁缛复杂的工业制品，马车不仅是贵族常用的交通工具，也是青铜时代的一种特殊兵器，频频驰骋于疆场。正如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说：“在古代中国，青铜主要被用于制造两种东西：礼器和兵器……兵器包括战争用的武器以及马拉战车。”
▲ 中国古车博物馆内，春秋战国时期车马人物浮雕画，图源/图虫创意 ©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历史进入长达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
车战，是先秦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方式之一。春秋末年，兵家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孙子结合春秋时期的作战特点，认为除了将士和粮草外，还要准备好马车。
“驰车”是一种轻型战车，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种三人一车的马车。“革车”是指皮革装饰的车，有多种解释，一说是运输物资装备的运输车，也有人说是重型战车。用现在的观念来理解的话，驰车就是轻型坦克，可用于奇袭，发动进攻；革车就是重型坦克或运输车。一般来说，车战时，车上三人，即驾手、弓手、持戈手各司其职，一辆车下跟着二三十个步卒不等。
孙子说：“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他鼓励打仗的时候将士缴获敌方的马车，对于一次作战缴获10辆以上的士兵，就优先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那个人，以此鼓励将士作战勇敢，缴获武器。
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战役中，经常有各类马车的身影。
公元前632年，晋国和楚国的城濮之战中，晋军的战车多达700乘。
公元前630年，秦国偷袭郑国时，参战的战车有300乘。
到了战国时，纵横家张仪、苏秦游说各国，提到列国的军事力量，说楚、赵两国各有战车1000乘，魏、燕两国有战车600乘。
▲[明]错金银车饰铜砚滴，仿战国时嵌在车马木轴上的圆筒状饰件，图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马车的数量，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也是军事力量的指标。
世人看重马车，因而有了许多与马车相关的故事。
春秋时期，有一天，善于相马的伯乐在太行山遇到一辆马车。
那是一匹千里马，它驾着装盐的车翻越太行山，伸出僵直的蹄子，弯曲着膝盖，尾巴上沾满粪便，皮肤也溃烂了，口鼻中流出的白沫洒在地上，汗水满身流淌，在半山坡艰难地挣扎。一旁的马车夫却丝毫不疼惜马匹，不停地用鞭子抽打马身，可马车还是上不去。
伯乐见状，从自己的车上跳下来，牵着载盐马车的缰绳痛哭，并脱下自己的麻布衣服给千里马披上。
千里马低下头喷气，又昂起头来嘶鸣，那声音直上云霄，像金石般响亮，清脆高亢。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千里马遇到了伯乐这样的知己啊！它本应该作为一匹战马，或背上载着英雄壮士突入敌阵，或拉着战车在沙场上风驰电掣，而不是载着超重的盐在山路上艰难前行。
后来，世人将善于发现、和推荐人才的人称为“伯乐”，但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辆马车的境遇，也成为后世许多被埋没人才的映射。
▲[东晋]顾恺之《列女传图》中的马车，图源/网络
03 大秦，始于养马
东周列国中，与马车缘分匪浅的当属秦国。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早年逃亡到外地，在秦国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来，秦国护送他回晋国时，派出了“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车兵、步兵、骑兵兼有，这是秦国区别于其他诸侯国军制的一大特点。
秦始皇陵中，千人千面的兵马俑不是单一的“兵种”。兵马俑中，有身穿铠甲、执长兵器的步兵俑，有持弓弩、着袍的弩兵俑，有穿短甲、一手执兵器、一手牵马的骑兵俑，还有一种古老的兵种——车兵，其配套设施是一具驷马战车，乘员是戴长冠、穿铠甲的“车御”与两名披甲的“车士”。
这些埋藏于地下的“秦军锐士”，还原了大秦虎狼之师的磅礴气势。
▲秦始皇陵兵马俑，图源/摄图网 ©
秦人本就是靠养马、造车起家，他们原本定居于以天水为中心的陇东高原沟谷一带，在“西垂”之地长期过着游牧生活，掌握了一套养马、驭马的技术，史书称其“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在养马方面，秦人很早就学会一定的培育、饲养技术，包括牲畜阉割术等，因而能培育出许多良马品种。
周穆王时，秦人造父因为善于驾驶马车，得到了周天子的重用，载着周穆王去跟西王母约会的司机可能就是他。
周孝王（约公元前910—前896年在位）时，周孝王打听到秦人之中，有个秦非子善于养马，马只要一经他手，就会长得又肥又俊。周孝王找到秦非子，问他养马之道，秦非子对答如流，谈论马匹饲养、训练、繁殖和疾病防治等知识面面俱到，堪称一流的养马专家。
周孝王十分高兴，派秦非子到汧水、渭水之间土壤肥沃的天然牧场为周王朝繁殖马匹。此后多年，秦非子养马有功，最终获封秦地，赐姓嬴，成为秦国始封君，号称“秦嬴”。
▲[唐]《牧马图》，图源/网络
周平王东迁时，秦非子的后代秦襄公率领马车一路护送周天子，带领秦人整修武备，大修战车，随后同戎、狄交战，收复失地。
在车马相随的风沙中，秦人逐渐将其政治中心由“西垂”迁至关中西部。在秦国早期都城雍城的所在地（今陕西凤翔），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多座车马坑。
有意思的是，1980年陕西凤翔发掘的车马坑中，除了两匹殉葬的马骨、一辆木战车和成套兵器外，还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手钳、斧、锛、凿与锯子等。这些工具应该都是用于马车的维修和保养，我们可以脑补出秦军将士在战场上一边作战，一边紧急修车的场景，有几分像F1赛场上的赛车团队。
▲[战国]绳纹车軎，图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秦国拥有悠久的养马、御车历史，也有专业化的制车业。
当时的马车，由轭（套在马颈上的马具）、辕（驾车用的伸出车箱的直木）、衡（辕头的横木）、與（长方形的车箱）、轮等组成。马车一般用木制成，并有铜制的配件，轴头安有“铜軎[wèi]”，插在轴头的孔内有“铜辖”，木轭上安有“铜銮”（一种铜铃），贵族用的车箱顶上还盖有车篷。
先秦贵族十分重视车饰，文献中天子、诸侯经常将轸（车厢底部四周的横木）、较（车箱两旁隔挡板上的横木）、虎冟（虎皮制成的车篷）等赏赐给大臣。这些都是马车的车饰与配件，大概意思相当于企业的十佳员工，在年终会抽奖抽中了一套豪华的汽车音响。
▲中国皮影戏道具中的马车，图源/图虫创意 ©
春秋战国时期，马车从西周的“单辕车”发展为“双辕车”，这也导致了“胸带式系带法”的产生。
“胸带式系带法”主要用于连接马匹与马车，其发明后，使车轭与车靷（马匹牵引车辆的皮带）分离，两条皮带连接成为一条绕过马匹胸部的胸带，当马匹牵引车辆时，只是胸带受力，车轭仅仅起支撑车衡、车辕的平衡作用，马匹的受力点分别为颈部和胸部，大大提到了马匹拉车的力量。
这种“胸带式系带法”，西方的马车直到8世纪后才逐渐采用，比中国落后一千年。
▲[东汉]铜马车。图源/图虫创意 ©
《诗经》中的这首《秦风·小戎》描写了秦人驾驶马车冲锋陷阵的飒爽英姿：
小戎俴收，五楘梁辀。
游环胁驱，阴靷鋈续。
文茵畅毂，驾我骐馵……
俴驷孔群，厹矛鋈錞。
蒙伐有苑，虎韔镂膺。
交韔二弓，竹闭绲縢……
这几句诗的大意是，我们秦军的战车短小灵巧，车辕上绞着五处花皮条，缰绳穿过活环控制战马，白铜（锡）镀的环紧紧扣住皮带，虎皮摊铺在长毂的车上，那牵引战车的骐纹白腿骏马多么俊爽……四匹马儿披着薄金甲，三棱锋刃的长矛装着金属套，盾牌上画着杂乱的羽纹，虎皮弓囊装饰有金属花纹，两张弓交错地放在弓囊上，竹制器具撑紧它，保护弓箭不走形。
先秦战车之美，在这首简短的古老诗歌中娓娓道来。
▲《大秦帝国》中亲自驾车的秦惠文王，在古代，“御”是六艺之一。图源/影视剧照
自秦孝公始，秦人有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雄心。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成为兵强马壮的军事大国，至战国后期，秦军“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
秦王嬴政上台后，继承秦国历代先王的遗愿，灭六国，一统天下，结束长达500多年的乱世。
与此同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成果也被秦军继承与运用。随着骑兵崛起与铁制兵器、护具的出现，战车的作战方式逐渐落后于时代。马车难以应付骑兵的冲杀，而马车上的车兵，远战犹如强弓劲弩的活靶子，近战亦难以抵挡铁制兵器的劈砍。
雄驰千年的马车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而过，车兵终被抛入历史长河，让位于装备钢铁兵器的骑兵与步兵，冷兵器战争进入下一个纪元。
古战车奔腾而去，带走了青铜时代，也带走了属于先秦的贵族精神。
▲秦始皇陵铜车马一号车，图源/摄图网 ©
04 车同轨
秦始皇灭六国后，建立秦朝，推行多种加强统一的措施，其中有“车同轨”，即规定全国各地车辆的车轮间距相同，全国各地的道路形成宽度相同的车道。
为了便于马车行进，秦始皇下令修建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规定的宽度是五十步，两旁每隔三丈种有树木，可供马匹在路上飞驰。老秦人很有低碳环保的意识，规定道路旁的树木不可随意砍伐，违者要承担法律责任。
驰道相当于当时的“国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除驰道外，秦始皇还命人修建了一条从咸阳直至九原郡（在今内蒙古）的“直道”，他本人则多次经由这些新建的“国道”巡行天下。
如此一来，全国各地交通无阻，四海归一。
▲秦始皇画像，图源/网络
秦始皇为中国古代交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便利的交通在他死后成为了掩盖其死亡消息与奸臣发动政变的工具。
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在巡游的归途中病逝于沙丘行宫（在今河北邢台）。深得秦始皇信任的赵高伙同丞相李斯，扶持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上位，又怕其他公子知道秦始皇驾崩的消息后天下有变，所以秘不发丧，把秦始皇的遗体塞进了他生前最爱乘坐的“辒辌车”，率领车队经由太行山的井陉与秦直道，绕道九原，再返回咸阳，途中让亲信宦官假装照常侍奉饮食。
“辒辌车”的车厢两侧设有可以开合的推窗，前壁设有可以关闭的支窗，后壁是可供上下的门户，隔热效果较好，乘坐感觉凉爽，故有此名，犹如古代版“空调车”。可当时正是夏天，辒辌车也hold不住，秦始皇的遗体在车中逐渐发臭。
为了掩饰臭味，赵高等人找来一堆味道更重的咸鱼放进车里掩人耳目。回到咸阳后，胡亥成功即位，成为秦二世，但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不过二世而亡。
▲秦始皇陵铜车马的马首，图源/摄图网 ©
此后，原本受秦始皇喜爱的“辒辌车”成了灵柩车，后来西汉权臣霍光去世时也是用的“辒辌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
秦始皇开创的帝国转瞬即逝，最终陪他葬入地下成就不朽的，还是那两辆铜车马。
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古人最看重两项活动，一是祭祀，一是军事。作为秦代马车的“等比例手办”，秦始皇陵铜车马正好是“祀与戎”的结合体，也代表了秦代马车的巧夺天工。每辆零部件多达3000多个，车马纹有多种纹样，并有大量金银为饰，华贵富丽，难以复制。
▲秦始皇陵铜车马二号车，图源/摄图网 ©
05 马车的停滞与消亡
比秦始皇小3岁的汉高祖刘邦与马车也有些故事，主要特点是能逃跑，跑得快。
刘邦早年是秦朝的基层干部，为沛县泗水亭长，平时完全一副流氓做派，出来打天下后也经常不按套路出牌。
楚汉相争时，刘邦自关中东入彭城，被西楚霸王项羽打得大败，狼狈逃命。
刘邦身边有个同乡叫夏侯婴，他年轻时在沛县负责养马驾车，随刘邦起义后，就给老大哥当司机。此时，为避项羽大军追击，夏侯婴发挥出色的御手本领，驾驶马车载着刘邦跑得飞快。
▲东汉《君车出行图》墓室壁画，图源/网络
在逃命的路上，刘邦遇到了自己的一对儿女，也就是后来的太子刘盈和鲁元公主。同行的夏侯婴赶紧让两个孩子上车，带着他们一块跑。刘邦这个当爹的反而不乐意了，他见乘客多了马车跑得不够快，一脚就把自己的儿女给踢了下去，打算抛弃他们。
夏侯婴马上停了下来，不顾刘邦恼怒与追兵在后，下车把两个孩子抱上来，接着继续驾车。为了安抚孩子们的情绪，他先是徐徐前行，等到吓坏了的孩子抱紧了之后才再度快马加鞭。如此重复了好几次，每次刘邦把孩子赶下车，夏侯婴便停下来抱孩子，然后再继续前进，最后总算是逃出重围。
刘邦虽然气得够呛，甚至连声说要杀了这个老乡，但后来也没有追究此事。汉朝建立后，夏侯婴被封侯，拜为太仆，掌管皇帝的车舆和马政。
秦汉时期，承载着先秦礼制与贵族精神的车兵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征讨匈奴时，用的是“骑兵战略”，即用骑兵与游牧民族硬碰硬。
但马车，仍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
中国有了马车，也有了中华特有的礼仪与风度。
▲宋代《清明上河图》中的这辆驴车，由四头驴牵引，拉车挽具已比之前大大简化。图源/网络
西汉时期，汉文帝到细柳营检阅军队。镇守此地的将军周亚夫军纪严明，即便是皇帝的马车到了也不准其驱车飞驰，于是皇帝的车队只好拉住缰绳，慢慢前行。
到了大营前，周亚夫手持兵器，双手抱拳行礼说：“盔甲在身的将士，不便跪拜，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汉文帝因此而感动，脸上的神情严肃，俯身扶在马车的横木（即“轼”）上，派人致意说：“皇帝敬重地慰劳将军。”
西晋时，在一次战争中，叛军围困了晋惠帝的车马。嵇康之子、侍中嵇绍听说天子蒙尘，奉诏赶往救驾。当时，晋朝百官与随行侍从纷纷溃逃，只有嵇绍一人拼死保护皇帝，但因寡不敌众，被叛军按在马车前的直木上。晋惠帝高声喊道：“这是忠臣！不要杀他！”可杀红了眼的叛军还是将嵇绍杀害，血溅到晋惠帝的衣服上。
晋惠帝回宫后，宫人要为他洗去御衣上的血迹，一向被人视为愚笨的晋惠帝却说：“嵇侍中血，勿浣也！”在皇帝御驾前流下的“嵇侍中血”，成为亘古不变的忠诚象征。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马车，图源/网络
纵观古代马车的发展史，商至秦是马车发展的黄金时期与高峰时期，也是一个完整的发展时期。
商周贵族注重车马，且讲究厚葬，因此这一时期的墓里埋葬了大批古车，这些车马坑的发掘为古代马车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但自汉武帝废除车马实物埋葬的制度后，古墓中的车马坑逐渐稀少，马车的实物研究资料也随着减少。
另一方面，马车在秦汉之后缺乏明显的演进关系，处于停滞状态。学者孙机研究认为，“在这2000年中，车制虽然不断发展，若干局部构造也有不少改进，但是总的来说，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到了明清时期，一些达官显贵甚至连颠簸的马车都不坐了，而是滥用人力。明万历年间，当朝名臣张居正自北京赴江陵奔丧，来回乘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大轿。清朝的将军福康安出师督阵时也是坐轿，轿夫每人须备好良马，以便随叫随到。
▲[明]《出警入跸图》（局部），图源/网络
中国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便已支配、驯化马，发明马车的时间也不晚于西方，且造车技术长期领先于西方，但古代的统治者盲目依赖于人力，随着专制主义的发展，甚至将人力当成畜力。
工业革命后，人类学会了利用水力、风力等自然能作为动力。18世纪末，蒸汽机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人类利用畜力等原始动力的状况，开启了交通运输的新篇章，而此时的大清，还处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
▲晚清年画中的火车与马车：吴淞铁路是中国的第一条运营铁路，1877年被清政府赎回拆除，图源/网络
19世纪后半期，火车开进了中国，老百姓不知这是何物，“京人诧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至大变”。慈禧太后在支持洋务派修建铁路前，先在皇宫内苑中开了一条小铁路作为试验，自己出任“代言人”。
这条被称为“西苑铁路”的小铁路以中海的瀛秀园为起点，终点在北海的镜清斋，全长1.5公里，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竣工，一家法国公司特意为慈禧太后制作了一列极为精美的丹特型机车。
慈禧一开始觉得很新鲜，经常乘坐小火车游览北海，不过这火车可没法好好开。
据说，当年试车时，车头发生爆炸，慈禧吓了一跳，从此不敢启动火车，让太监们用红绸子拉着火车在园中游览。另有一种说法是，慈禧妄自尊大，不愿洋司机坐在自己前面开火车，认为这是对她的不敬，就找了一群太监在后面推着火车游园。后来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逃出京城，坐的还是马车。
此后百年，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马车逐渐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中。
▲晚清民国时期，一户人家的马车：买房买车一直是中国人不变的向往，图源/网络
参考文献：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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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荣，丁岩，李彦峰：《金戈铁马：陕西古代兵器》，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胡伟峰：《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研究：以先秦独辀马车设计为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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