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范进,理解范进,成为范进

范进考举人,岳父胡屠户是不看好的,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耐不住座师周学政一句“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发达”的话,范进又一次到城里参加了乡试。这一考,令原本贫困潦倒的家雪上加霜。截至放榜前,他家已无颗米下锅,老母亲早已饿得两眼发昏,只能让范进把家中唯一下蛋的鸡拿去卖了,换点米充饥。

谁知,范进刚走,一道捷报便传入范宅,上面写着:“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范母目不识丁,但看到外面敲锣打鼓、来人阵仗极大,只好让邻居到集市上把儿子找回来。而范进直到踏入自家房门那一刻,都死活不愿相信自己中举的事实。

他拿起捷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突然,双手一拍,笑了一声,说:“噫!好了!我中了!”说完,往后一倒,牙关紧咬,不省人事。范母慌了,赶紧给他灌了几口开水。范进爬起来,又拍着双手,放声笑道:“噫!好!我中了!”然后不由分说,就往门外跑。走出大门没多远,掉进了泥潭子里,弄得披头散发,满身脏兮兮的。

众人见新晋的举人老爷疯了,一时间也束手无策。直到胡屠户赶来范宅贺喜,看到女婿发疯的样子,忍着恐惧上前重重地呼了一巴掌,范进这才回转过神来,接受了命运赐予他的福祉。

为什么范进中举后突然疯了?这得从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上去寻找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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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中举的故事,出自《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每当读到这段啼笑皆非的情节,不少人都认为,范进得了失心疯,执念太重,抗压能力太差。在考举人以前,他好歹接受过秀才童生试的洗礼,也知道科举考试大抵会如何,只要稍为克制,断不会中举后在人前疯疯癫癫。

事实上,这真不能怪范进。明清时期,一名普通的读书人无论如何“克己复礼”,只有考中乡试,成为举人,才算正式踏进仕途,跨越了阶层,成为与过去不同的人。

乡试所获之功名——举人,并非是那个时代的新产物。明代以前,“举人”之名已见诸各类记载中,如“汉取士尚无考试方法,皆令郡国首相荐举,故谓之举人”。唐宋时期在科举考试中设有“进士科”,凡应此科目并获得有司推荐的人,也通称“举人”或“举进士”。不过,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唐宋举人谓之举进士,并无另设举人之科。前明则乡试中式者为举人,会试中式者为进士,遂与进士分甲、乙科,而举人并可入仕,是以举人另成一名目也。”至明清时期,举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代指那些通过了乡试,但还未通过会试、殿试的科举士子。

与秀才享受相应的免徭役政策类似,作为生员功名的更上一级,举人享有更令人艳羡的优免特权。在明朝,只要考中举人,就有了做官的机会。即使最终没有落得实职,得解举人也拥有与地方主官平起平坐的待遇。他们不仅可针对地方民生及州县政策提出个人意见,必要时还可利用个人影响力向州县行政施压。而在经济上,举人只要下决心赴会试、殿试,开在京城里的各省会馆便会为他们提供最强的经济保障,以助其金榜题名。

哪怕举人无意再考进士或者会试落榜,其身份也与普通民众和秀才拉开了距离。明制,平民不许存养奴婢。举人不是平民,并不受此条约束。所以,像范进那样家贫如洗的士子,若考中举人,不但意味着即刻免除身上所有的徭役枷锁,更意味着在可豢养奴婢的环境下,可以利用缓慢积累出来的财富,摇身成为乡里有名有望的地主老爷。

然而,在经历了童生试后,秀才们要想进一步跃升社会阶层变成举人,却绝非易事。

明朝承宋、元旧制,乡试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连考三场,并在当年开科取士。中式者,第一名曰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到了清朝,为提高举人的录取率,朝廷又在三年一度的乡试中偶尔特恩加科,扩大举人群体。但就应试士子而言,乡试该有的四大流程——入闱、应试、誉录和录取,无论考试次数怎么变,它们都将是每一位晋升为举人阶层的士子们所必须经历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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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闱,简单理解就是参考的秀才在考试前接受的资格审查及临场搜检,其步骤与童生试时基本无二。只是在搜检环节上,考虑到参加乡试者皆是秀才中的佼佼者,因此明初乡试搜检多比照会试例,即“止就身搜检,举巾看视,不必屏脱衣服,剥露体肤”,给了乡试考生最后的体面。可是,乡试毕竟决定着全天下秀才的出路。鉴于明初考场检阅的松弛,部分考生生出舞弊之心,既然官方搜检无需除去衣帽,那便在衣帽上做足手脚,穿戴各式各样的“科技产品”入场作弊。结果可想而知,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乡试考生有辱斯文,考官又怎会给他们体面?于是,自明朝中期以后,为防止考题泄露及科场舞弊,凡参加乡试者均需解巾脱衣、赤身露足、散发披头进入考场,否则视为抵抗乡试纪律,即行罚出场外。经过这一轮严格搜检后,合格的秀才们方能进入考场。

考生尽数入场后,乡试提调、监考等人会立即锁院,规定“封钥内外门户,不许私自出入,如送试卷或供给物料,提调、监试官眼同开门,点检送入,即便封钥”。总之,考前环节严苛如斯,应试环节自然更不能有所马虎。

明清时期,乡试考生一般需要经历三场考试,一场考经义,二场考试论,三场考经史时务策等。与童生试类似,在乡试阶段,考生们也必须遵守必要的考试规则。如考生答题需以八股文形式呈现,文中不允许有错别字及涂涂改改的地方,更不允许直言不讳冒用皇帝圣名、庙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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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为防止有人使诈,自明代中后期起,从吏部听选官中挑选品行优良者誊录考生墨卷,成了乡试考试定律。之后,在确保誊卷与原卷无误后,吏部听选官才会将考生的试卷递交给上一级的主考及副考们,评出当年的举人人选。

乡试考场规矩的严格的确有助于防范考生作弊,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但制度中的人反而成了制度的唯一缺口。朝廷所派的考官说到底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由此而涉及权力滥用及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因此,乡试中如何与考官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了考生不得不注意的、十分重要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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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文学评论家艾南英就曾是一位颇想讨好考官的士子。

艾南英出身官宦世家,师从戏剧大师汤显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诗书教育。长大后,他又入国子监为诸生,全力备战科举。乡试期间,他曾七入闱场,每次考试时,都先仔细琢磨考官出题的用意,再迎合考官的品味,用不同的文体进行答题,可即便如此揣摩考官心思,依然屡试屡败。在他所撰的《自叙》中,记叙了早年颇为辛酸的乡试经历:“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闱中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毗陵成弘先正之体,而闱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谷、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为何语。

直到天启四年(1624),42岁的艾南英才在第七次乡闱考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位拥有举人功名的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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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悲剧来得更快。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恃明熹宗信任,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而艾南英所在的那届江西乡试主考官丁乾学与郝士膏二人,向来与魏氏不睦。他们立场坚定,借典试之机,故意在乡试试卷上留下讥讽魏忠贤的策论题目,以察考生的忠君爱国之心。艾南英本就是一位自带风骨的文人,加之这次乡试考官想要看到的也正是考生的正气凛然,所以,他的答题非常顺利,但也因此重重开罪了魏忠贤。后者向朝廷施压,丁乾学、郝士膏二人的主考身份即被夺去,而在答题上过分讨好考官的艾南英,成绩作废,并被罚停考三科(大约三年为一科),自此中断了科场考试之路。

在乡试这条路上,并不是所有考生都像艾南英一样想通过文体来迎合考官。有些考生想一步到位,故不惜花重金贿赂主考。

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江南乡试放榜。没多久,江南贡院大门就被人贴上了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原来,有眼尖的士子发现,在公布的中式举人榜上,举子大多出自扬州盐商家庭,多是目不识丁之辈。而往年江南考试重镇苏州,该年仅有13人中举,士子们自然觉得其中暗含猫腻。于是,有人给主考左必蕃、副主考赵晋送上了这副对联,还将苏州府学内的孔子塑像替换成财神菩萨,以此讥讽当局唯“财”是举。

苏州士子的暴动,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经过调查,该科乡试确实存在扬州盐商子弟集体贿赂乡试主、副考的现象。其中,贿赂金额最多的,是一个名叫吴泌的中式举人。

吴泌是扬州大盐商吴荣赞之子,家里不差钱。为了考中举人,其父吴荣赞特赠其8000两银子用于购买举人功名。拿着钱,吴泌当即找来了前安徽巡抚叶九思的门生员炳和余继祖,请他们帮忙运作。但这两人做枪手考试还行,买“毕业证”还真没门路。于是,他们将吴家要买举人的讯息透露给了本案的关键人物李奇。此人是叶九思的家人,同时也是当时安徽布政使马逸姿的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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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清廷惯例,一省布政使通常担任乡试提调,负责维护考场纪律和后勤事务。所以,李奇还真的能帮上忙。在他的运作下,当科考场很快给出了约定信息:“其实有。

拿着准信,李奇又找吴泌要银子,对方十分爽快地给了六坛银子,外加15锭金子,一起算作是3000两银子。有了银子打底,李奇给出承诺,“荐得极高,若中在二十名外,银子全不要”。

另一边,吴泌担心自己文笔太烂,开考前又花5000两银子请了一个叫权相的人代考。如此一来,买举人的钱花得多了点,但好处是连考场都不用进了,就可以稳赚一个功名。

如果没有事后苏州士子的揭发,或许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一场隐秘的贿赂运作。可见,在乡试之中,主考、副主考对于一场考试的决定因素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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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明朝以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已成官场铁律,但作为官员队伍里的“预备役”,举人也并非长时间不如进士。明初,由于前朝长期不事科举,导致人才断层,举人曾一度备受天下瞩目。那时,一批心怀理想的士子脱颖而出,通过多年的仕进经验及行政积累享誉政界。

这其中,举人事功最显赫者,当属明初湖广举人、永乐朝户部尚书夏原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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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原吉早年因家贫,曾在乡间私塾做过几年教谕,取束脩养家糊口。后来,天下局势趋稳,他才投身科举,入场考试。当时,明朝的科举制度尚不完善,夏原吉通过童生试后,即因精通《诗经》讲义被当地官员以举人的身份推荐入国子监深造,并在之后参加明朝的首场会试。可惜,这场会试他发挥得不好,落第未中。

此后,夏原吉一直保持着举人功名,未有突破。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等五朝历任要职,引领明朝经济及供给结构改革。史载,“永乐以来,虽建内阁,选儒臣预参机务,而军国大计属户部尚书夏原吉裁决居多”。可见,在明朝前期,以夏原吉为首的一批举人对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事实上,有明一代,举人任官的出路并没有想象中狭窄。即使到了明朝中后期,举人依旧有大把机会跻身中层官员群体。譬如,广东籍(今属海南)举人海瑞。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参加乡试,写了一篇《治黎策》分析海南黎患不绝的状况。在该篇策论中,他首次提出开通“十字路”的主张,获得主考的认可。这一年,36岁的他,考中了广东乡试举人。之后,海瑞也像当年的夏原吉一样入朝参加会试,并再次呈交《治黎策》,重申自己治理黎族民乱的决心。然而,不知是忙于剿倭还是忙于政斗,朝廷未再有大员对此良策给予肯定意见,致使海瑞屡试会试而不利。

无奈的海瑞只能以举人的身份,被分配到福建南平县充当教谕,开启了宦海沉浮的仕途生涯。

海瑞为官时,严嵩一党尚在朝中主政,地方上也时常出现“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等不平事。为官一方的海瑞,坚持明断疑难案件、教化辖下百姓,冒死进谏。及至严嵩倒台,吏部有意革除官场弊政,海瑞也因其清奇的官风得到了朝廷的宣传。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于短短十数年间,便得到数次职位提升,从福建南平教谕一路晋升到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外放应天巡抚,成为明朝中后期的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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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之后,崇祯年间官至兵部尚书的陈新甲也是明朝少见的举人大员。只不过,他生不逢时,成为兵部尚书时已是明朝末年。在明清对抗的松锦大战中,陈新甲又因指挥失误遭致大败,被崇祯皇帝处死。自此,亡国在即,举人阶层也彻底绝迹于大明中枢。

及至清初,举人依旧拥有仕进为地方大员的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明朝中期以来对科举考试的资源投入,各年参加乡试的举人大幅增长,官场职位呈现“僧多粥少”的趋势,举人也日渐贬值,越来越不值钱了。不过,这是进入官场的情况,如果举人们不执着于进入官场,依然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首先,作为民间士绅一级的代表,自中举起,举人的衣食住行就会与过去呈现两种不同的状态。在明代,只要士子考中举人,报喜之人在宣读完捷报后,左邻右舍便会自发将新晋举人家拆毁,并奉上银子、粮食,请工匠将举人家修葺一新,谓之“改换门庭”,意味着中举之人不再是平民百姓。

随后,成为举人的士子在穿着上会展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风貌。叶梦珠的《阅世编》对拥有各级功名的士子服饰做过详细的记载:“其举人、贡监、生员则俱服黑镶蓝袍,其后举贡服黑花缎袍,监生服黑邓绢袍,皆不镶,惟生员照旧式。然进士殿试后犹服镶蓝袍,入谢毕始易冠带,则知花素缎袍乃后人假借,未必皆命服矣。闻举人前辈俱带圆帽如笠而小,亦以乌纱添里为之,予所见举人与贡监、生员同带儒巾,儒巾与纱帽俱以黑绉纱为表,漆藤丝或麻布为里,质坚而轻,取其端重也。

出行方面,举人也可以倚仗当前身份讲些“排场”。《阅世编》记载,明朝万历年间,松江(今上海)贡生何良俊出行,曾偶遇举人招摇过市:“一日偶出去,见一举人轿边随从约有二十余人,皆穿新青布衣,甚是显赫。余惟带村仆三四人,岂敢与之争道,只得避在路旁以俟其过。”何良俊的贡生功名离举人也就一步之遥,但排场已有天渊之别。他见到举人大队从身边路过,仅有噤声避让。

与讲究排场的轻浮相比,更多的举人还是踏踏实实地在地方文化发展上作出了贡献。

据记载,明清时期徽州籍的举人统共有3481名。除了考中进士入朝为官的一小部分外,大部分举人或出任教职,或另寻出路。可无论身份变化几何,这些举人基本都没有忘记一个读书人报效国家、乡里的理想。随着举人层级的贬值,出任地方教职成为明清许多举人的明确出路,于是,在出任教职的徽州举人群体中,曾有人在辖地内“前后授徒数百”“造就诸生过千”,愣是将一个士风不振的地方,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科举工厂”。这在科举至上的时代,对地方发展确实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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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举人并非终极功名。因此,举人们还需继续不懈努力,历经会试、殿试,最终成为进士,才能摘取科举制度皇冠上的明珠。一般而言,通过乡试选拔后,新科举人可在第二年开春赴京城参加会试。

会试的参与者来自全国。对于出身边陲或是贫瘠县府的举子而言,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又或是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就足以阻断其仕进奋战之路。为此,自明代起,从地方到朝廷,各方均有针对性地为入京赶考的举子们解决食宿问题。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永乐十九年(1421),京城中出现了第一家地方性会馆——北京芜湖会馆,为在京各界人士提供歇脚服务及政治、文化娱乐。此后,会馆这种带有“同乡会”性质的机构在京城遍地开花。考虑到进京人士中有较大一部分为赶赴会试的举子,截至清末,在京八成以上会馆均对会试考生提供免费的后勤保障。比较知名的有北京徽州会馆、北京江西会馆、北京广东会馆、北京湖南会馆等。

随着科举考试的全面大兴,为应试举子提供优良的备考环境,是在京会馆首要考量的日常业务。明末清初的安徽歙县会馆,要求“初授京官与未带眷属或暂居者,每月计房一间输银三钱,以充馆费,科场数月前,务即迁移,不得久居”。之后,效仿歙县会馆,在京的其他会馆相继出台了多项间接惠及举子的备考政策,如“非乡会试之年,谒选官及来京陛见者,均听于会馆作寓,每间月出银一钱,按季送司年处”。

而相较于会馆对同乡举子的优惠扶持,朝廷对天下举人的帮扶则更加不计成本。清初,朝廷规定,举人会试,由布政司给予盘费,安徽二十两,江西、湖北皆十七两,福建十五两,湖南十四两,广西十二两,浙江、河南皆十两,山西七两,陕西六两,甘肃、江苏皆五两,直隶、四川皆四两,山东一两,广东二十两,惟琼州府增十两,每名三十两。

顺治年间,朝廷又规定,云贵二省举子,虽只颁发路费银三两,但由兵部颁给火牌(驰驿凭证)及马一匹,通过驿站换马赴京,自可免去车马费用。只要云贵举子中进士,回程时亦给“火牌”,相当于包了这名举子的来回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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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官方把来回行程及路费全包了,也不见得举人就能在赶考路上一帆风顺。

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举人、晋宁州(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金砂村的李承祜、李承祐兄弟俩乘坐“公车”赴京会试。途中,李承祐不幸染上风寒,还未及参加会试,便病故于当地会馆,导致其兄李承祜原先参加会试的计划被彻底打乱。此后,李承祜再战科举,却始终名落孙山,以举人之名告别考场。比他更惨的,还有道光年间的昆明举人尹尚廉。此人曾以诗书闻名乡间,却在进京赶考会试时,偶遇邪风吹翻行船落水,溺毙于京城之外,无缘会试。

不光有倒霉人,也有好运气的人。

康熙三十六年(1697),徐州举人李蟠进京参加会试。李蟠身材魁梧,近似武人,食量很大。他赶赴北京时,并没有像他的同窗、同乡们那样接受会馆的起居安排,而是怀揣了36枚馒头应考。

李蟠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选手,在会试场打响终止铃声时,他的策文才刚刚动笔。他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馒头,一边啃一边作答,死乞白赖地阻止考官收卷。或许是被他诚意答卷的行为所感动,该场考官竟让其延时答题到第二天的四更时分。此时,李蟠的馒头啃完了,卷子也写好了。

毫无疑问,以李蟠的行为,放在任何一场考试面前,都可被判作拒不交卷,考试成绩无效。但,他就是这么走运。

会试结束后,李蟠已经被判定落第,但他的试卷居然阴差阳错地被递到了康熙面前。康熙看完李蟠的答卷,竟被他的文笔所折服,而不去追究其会考延时交卷的罪过。最终,经过一番商议,李蟠后来居上,获得殿试资格,并在殿试中挤掉了众考官都看好的“江南三布衣”之一的姜宸英,成为当年的状元。

事后,姜宸英半带恼恨半带欣赏地作了首“打油诗”调侃李蟠:

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士科。

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

木下还生子,虫边还着番。

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

“饽饽状元”之名,由此不胫而走。

所以,举人赴考,哪怕万事俱备,你也永远不知道惊喜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范进的发疯,也许就能多一分同情之理解吧。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华书局,2009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李世愉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王日根:《会馆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丁修真:《明代举人科考与事功初探》,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徐毛敏:《明清徽州举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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