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乱世本质：《激荡三百年》解读

写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是一件棘手的事。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大乱世，时间跨度长达三百年（280—589），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政权林立且更迭频繁。无论是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还是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都是书写此一时期历史的皇皇巨著，是极好的入门断代史。但毕竟卷帙浩大，每一部都有七八十万字的样子，一般人难以啃下来。

最爱历史艾公子的新书《激荡三百年：两晋南北朝的撕裂与融合》便是一本阅读门槛更低、更加通俗可读的两晋南北朝史，篇幅不算大，脉络比较清晰，向古老的写史传统致敬，即以人物为中心，以故事为内核，将这段混乱的历史梳理了一遍。

两晋南北朝是秦汉帝国崩溃后的大乱世，其间充斥着无尽的杀戮与流离，这是任何个体都不愿亲历的悲剧时代。但在这乱世当中，仿佛有一股潜流始终淌向历史的出口——文化在迭代，民族在融合，社会在重组，制度在新创，秩序在重建，一切都在指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可以说，无两晋南北朝，便无隋唐盛世。对于宏观时代的观察者而言，这便是历史的意义所在。

在这本书中，艾公子一方面注重生命个体的时代体验，愿用温情的笔触去感受他们的冷暖与悲欢；另一方面则在生命史之外开启大局观，愿以历史之眼去洞悉这三百年对于宏观史的价值与意义：

是怎样的时代赋予了个体的悲剧？又是怎样的时代缔造了枭雄、政客、武将、英雄、才子、帝王等各式人物各自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遇，正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当我们读完了从司马懿到杨坚之间跨越十几代人的历史，也就勘探出了从乱世走向治世、从分裂走向一统、从异常走向常态的无声潜流。

很多人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但很少人知道，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阶段。儒学已经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但通过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及道教的依附而出现的新儒学仍然不失为这一时期文化构架的主体，从而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文化结构模式。（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构架的特征》）

这一历史时期，除了西晋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其余时间均陷入一种深层次的分裂。不仅体现在大范围内的南北对峙，也体现在区域范围内的政权并存。按照历史学者胡阿祥的说法，在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十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地域”独立趋势加强，由此形成强烈的地域意识与地域传统，而地域意识与地域传统的形成，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分裂”。（胡阿祥等著《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

至于深层次分裂的主线，当然是南北分立。历史学者阎步克指出，南北朝的政治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南朝的文化士族与北朝的军功贵族的竞争史。但即使是如此深刻的分裂，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历史基因仍然非常强大地主导着当时人的历史意识。

“局外的旁观者往往忽略了中国史的历史惯性，而在那个时代的当事人的潜意识中，其所遭逢的那种分裂动荡只是一种‘乱世’现象，它理应回归‘常态’，回归于历史的中轴线。”（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而这个历史的常态，或者说这条历史的中轴线，就是乱世终结后结出的果子——隋唐大一统帝国。

士族门阀阶层是西晋的政权支柱，到了东晋，皇权微弱，门阀显赫，获得了与皇帝“共天下”的权势。这种政治组织形态反过来决定了玄学作为主流思想的地位。

为什么不是法家，也不是儒家，而是偏向道家的玄学成为此一时期的主要思潮？其背后的逻辑便是取得至高权势的士族不愿意捧出一个法家式或儒家式的专制君主，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清静无为的道家式君主，来满足“皇帝垂拱，士族当权”（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的政治需要。

在北方，由于骑马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在异族政权中造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张力，故而出现了“国人武装+军功贵族”的政治组织形态。北魏的均田制讲究平等，保证了每位国人都有一块田地。正如阎步克所说，虽然北魏政权也存在阶级和压迫，平等、互助只是一种残留因素，但这些因素的加入便有可能让历史看到新的曙光——自由民成为社会基石，劳动者地位得以提高，由此展示出了有别于东晋、南朝的社会前景。在其与汉式的官僚组织结合之后，便能够孕育出更强悍的专制与集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的低谷，是以北朝作为“历史出口”的。

民族方面，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历史的“大熔炉”。从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开始，边疆游牧民族就有进入中原争夺正统的观念。西晋后期所谓的“五胡乱华”，其实就是各民族加入争正统序列的历史过程。匈奴人刘渊直接假托刘氏后裔，建立汉政权，氐人苻坚出兵百万，发动淝水之战，以及后来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改革，都是意欲争正统，统一全中国。这些政权在努力汉化，学习和继承汉晋的政教遗产，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形成汉化改制的高潮。

这个过程中，跟不上汉化潮流的鲜卑族武人被时代抛离，从而酿成六镇起义，北魏随之陷入动乱。契胡首领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屠杀了北魏两千多名王公大臣，一时间，汉化势力遭受重创，这影响了此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重新转向“胡化”。但即便如此，胡汉融合已成为时代潮流，“胡化”政策并未能阻止汉化的步伐——地处关东的东魏-北齐深受南朝士风影响，而地处关西的西魏-北周连政治改革都要依托《周礼》，可想而知，真空式的隔绝是不可能存在的。

陈寅恪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此种“混血”，既是种族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前者造就了新的汉族族群，后者开启了新的历史生机。

评价一个时代，当时的人主要看它做了什么，而后世的人主要看它留下了什么，尤其是要看这个时代对接下来的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总结两晋南北朝的历史遗产：

文化上，无论是思想、文学、艺术还是宗教，此一时期诞生了一批经典人物和经典著作，影响及于隋唐，乃至当下。隋唐的文化繁荣，稍往上溯便很容易看到两晋南北朝的踪影。

制度上，两晋南北朝的礼制、律制、三省制、科举制、均田制、府兵制等，都是值得隋唐两朝承袭与变新的模板。

经济上，除了田制和税制的创新外，长江流域此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不亚于北方的实力，这为隋唐时期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奠定了基础。

军事上，此一时期的战乱客观上造就了一股尚武精神，而在长期的战争中所积累的作战经验及军备改良，奠定了隋唐两朝军事强盛的基础。

民族上，此一时期战争与动乱的根源是胡汉矛盾，但在持续的动荡中，伴随着迁徙、贸易、通婚以及文化上的交流与认同，胡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民族融合的趋势则越来越强烈，直到隋唐时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汉族。

以上便是《激荡三百年》的“理论背景”，也可以说是基本的知识储备，但最终付诸文字的依然是“深度报道式”写作模式，核心依然是“讲故事”，枯燥的理论和史识会消弭在每一个篇章的讲述中。说人话就是，书很好读。

英雄豪迈而易折，名士风流而避世。乱世不乱心，深渊里怒放。历史再乱，总有秩序，希望这本书可以带你重新认识和梳理两晋南北朝三百年。

希望以后提到这三百年，想起的不只是江山易主、中原逐鹿、衣冠南渡、五胡乱华的惊心动魄，更要知道在这乱世中，有一股潜流在涌向历史的出口——文化在迭代，民族在融合，社会在重组，制度在新创，秩序在重建，一切都在从分裂走向一统、从异常走向常态。在民族与文化大融合的加持下，历史以它独特的方式蜿蜒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