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才出一个异类

一个人到了什么时候,才能够为自己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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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年,李贽54岁。此时,作为云南姚安知府,他的三年任期届满。

上级领导对他在这个偏远之地的工作和贡献相当认可,要向朝廷举荐他。

没想到,李贽一听到升官的消息,拔腿就跑。他要求他的上级领导一定替他递交辞职信。

与他在学术上针锋相对的骆问礼,得悉李贽辞官的消息,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李贽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把他当作士人的榜样:

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谈仁义,大都堂奥佛老而支离程朱,至于趋炎附热,则无所不至,视此老有余愧矣。

但这个士人的榜样,在辞官之前,内心却是煎熬而痛苦的。

李贽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得把科举做官当成谋生的手段,当成社会职业的一种,而从不去夸夸其谈治国平天下、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

嘴上不说,他却比空喊口号的官员清廉得多,口碑和实绩也都好得多。不愿同流合污,坚守内心孤傲,是他20多年官场生涯痛苦的根源。

1527年,李贽生于福建泉州一个“航海世家”。26岁时,在乡试中考中举人。

中举这么大的幸事,他则认为不过是儿戏。

他说,中举秘诀无外乎每天背诵几篇范文,等到肚子里有三五百篇范文了,在考场上审对题目,根据题目默写一篇上去,保准高中。

简单得让蒲松龄听了落泪,范进听了要再发疯。

有个举人头衔,足以糊口谋生。李贽对进士没有什么欲求,所以未再参加会试。

四年后,他远离家乡,开始宦海人生:

在河南共城任儒学教谕3年;
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
在礼部任司务5年;
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近5年;
最后被任命为云南姚安府知府。

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极为微薄,甚至不足糊口。

这期间,他做官并不顺利,处处与上级领导“触”。

这种抵触未必是行动上的抵牾,但其内心有棱有角,与现实格格不入,却是不争的事实。

合群是合群者的通行证,孤独是孤独者的墓志铭。

为了承担家庭与家族责任,20多年里,他不得不收起触角,摸黑前行,孤独痛苦,难以言表。

一个中年人,肩上有太多的重担,内心有巨大的压力,他只有默默忍着,不敢出声,尤其不敢顺从自己的个性,好好任性一把。

再苦再累,再泯灭个性的光辉,也只有咬牙坚持。哪怕牙断了,只能和血吞。

他始终清楚,一个中年人活着的意义——为妻子而活,为子女而活,为父母而活,为家族而活,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

这期间,中年李贽经历的苦难一点点磨砺他的本性,也一步步释放他的枷锁。

因为清贫,他有过极其深刻的挨饿体验,跟小说家莫言一样深刻。

他的至亲,包括他的父亲、祖父、儿子和两个女儿,在几年内陆续去世。

那段时间,他说与妻子黄宜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生命中有太多无法承受之重。连李贽都只能把这一连串的重击当作梦一般,以此麻痹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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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岁那年,李贽辞官,逃离体制。

之所以作出这个任性的决定,是因为此时,他认为加诸其身的家庭责任已经完成。

大半辈子为他人而活,现在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

所以,54岁,在绝大多数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纪,李贽重新出发了。

去寻找他渴望了大半辈子的独立自由个人主义

从选择落脚的地方,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般官员都是告老还乡,发达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成功了也没意思。

而李贽,没有选择回老家泉州,却去了湖北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

他的理由貌似很纯粹,因为这里有朋友,生活不用发愁。

“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他说。

事实上,他不愿回老家泉州,与他的个性有关,他平生不爱被人管:

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 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

这个理由,与他辞官时所说“怕居官束缚”是同样的道理,都表达了一种对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渴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按照当时的习惯,李贽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仅止于自己的家庭。

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然而当时的李贽,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

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可以看出,李贽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他标榜个人价值,企图挣脱一切宏大意义,既不能受缚于官僚体制,亦不能被传统的家族观念困住。

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宗族的地方,作为终老之地。

但是,他的亲族对于他这种背离传统的行为,并不能理解和原谅,也不能善罢甘休。

他没有了儿子,于是他的家族强行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引起他的不满。

在事先写好的类遗书中,他提到这个侄子说:

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

他早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维系所谓伦理关系,目的则是为了争夺财产继承权。

哪怕他死了,他也不愿意让他的族人知道,免得上演如此丑陋的戏码。

他的妻子后来独自从黄安返回泉州老家,并在老家去世。

他很思念,也很痛苦,但还是没有还乡处理妻子的后事,只是留下了一些催人泪下的回忆妻子的文字。

他说,他没有一夜不梦见她。

62岁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维摩庵剃去头发,却留下胡须,成了个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样。

朋友见了,都很惊讶。他淡定地解释说,天气太热。

不过,他剃发的真实想法,在另外一些场合,坦率地表达了出来。

他在一封信里说,之所以落发,是为了对抗家族俗事,让家族中人彻底死心,不要指望他还能回去。

在给知交焦竑的信里,他说得更决绝:

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

反正世人都说我是“异端”,我干脆就剃个光头成全他们,怎样?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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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万物冥冥之中皆有秩序的世界上,24岁玩摇滚,看世俗不爽,这叫炸裂;54岁玩摇滚,挑社会的刺,这让人想叫精神科医生。

但,李贽就是这样一位生命可以苍老,思想绝不苍老的歌者。

他的狷狂性格,是对世俗人生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礼俗的抗争。为此,他不惮与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为敌。

他说,幸好我天生胆大,不然自己都要被自己吓死:

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以忻艳以为贤也,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而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晚明,一个走向没落衰颓的时代,竟是这名执着的老者,为帝国涂抹了一笔最有力的青春色彩。

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就是,把孔子请下神坛。

他告诉世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

他否定孔子、孟子的圣人地位,认为孔孟非圣人,也和常人一样,两者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圣,没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

他说,道路不只有一条,心性也不只有一种,怎么可以强求同一?

他的主张,本质上是在崇尚个性。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点估计没什么感同身受,觉得彰显个性是与生俱来的,还用得着去争取和追求吗?

但集体主义年代的过来人,应该都能深深懂得,李贽的勇气与不易。在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是非的年代,你去崇尚个性试试?

他批判程朱理学,指出所谓正统人士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他极其痛恨那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家们。

他认为“人必有私”,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

他其实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子的儒生,所以要让孔子回归到人本身,拒绝程朱理学对孔子的神化,更反对统治者利用孔子来钳制人性,禁锢思想。

他说得很直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以此,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束缚性的礼教击打得粉碎。

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挑战男女大防,给男权社会难堪。

他为女性说话,说头发有长短,但男女的见识无长短。

他公然招收女弟子,无拘无束地跟女弟子唱和交往。

晚明性灵派作家袁中道说,李贽晚年多病寡欲,但为了反对道学的虚伪面目,不惜在言语中故意表现出很放纵情欲的样子。

每次讲学,有人拿着道学家的书来求问,李贽就很愤愤然,说与其时间浪费在这上面,还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

然后,看到有学生携妓来听课,他破颜微笑说,这也比跟道学先生作伴强。

李贽几乎把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彻底翻了个个儿。

他干过的事儿,300多年后,五四时代那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照着又干了一遍,然后一个个成为了启蒙大师。

民国的这些启蒙大师们,都离不开李贽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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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者,被称为盗火的人,时常要冒着“声败名裂”乃至付出生命的危险。

从李贽决定为自己而活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危险的迫近。

他的文字都是那样纯净,让人一眼见底,却有一股穿越时代的力量。

他信步走着,同时代人打马都追不上。

他不过是那个永葆童心的孩子,说出了大实话,但所有人都警告他,闭嘴,那是皇帝的新衣,多漂亮。

他晚年的困境始于与耿定向的论战。

由于与耿定向的二弟耿定理是知交,李贽辞官后选择寄居黄安耿家。

他的理念虽与耿氏兄弟截然不同,但耿定理的包容心态与柔和个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思想对立背后的紧张。

耿定理去世后,彼此失去缓冲的耿定向与李贽反目,双方开始长达十年的激烈论战,且由学术争辩发展到现实敌对。

耿定向认为李贽的思想是在“杀人子弟”

李贽则认为,以“存天理,灭人欲”相标榜的耿定向跟常人没什么两样:

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 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属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

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

跟常人一样有私心,讲学却又这公那公,尽是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这正是李贽平生最鄙视的伪道学。

李贽还写过一篇文章,说有和尚师徒二人在探讨怎样骂人合适。

世人喜欢骂人为“禽兽”,为“强盗”,但禽兽是有情有义的,强盗也是被逼的。用它们来骂人,还把人高估了。因此,师徒探讨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李贽的用意,正是骂假道学家禽兽不如,强盗不如。

然而,卫道士们也开始行动了。

1590年,耿定向看到公开刊行的《焚书》后极为恼火,认为《焚书》是李贽对自己的攻击和诽谤,于是写了公开信《求儆书》,指斥李贽有异端思想。

而后,耿定向又联合官府,驱逐李贽。

1591年,李贽在袁宏道的陪同下游武昌黄鹄矶,被一些人诬为“左道惑众”,又遭驱逐。

同年秋,耿定向及其门生蔡毅中再次攻击李贽。

1594年,耿定向卧病著书,对“异学”和李贽再作攻击。麻城一些人扬言要拆毁李贽居住的芝佛院。

1595年,耿定向的学生史旌贤调任湖广佥事,扬言要“以法”惩治李贽,麻城又掀起一场迫害李贽的风波。

同时,对于李贽与澹然等女弟子间的通信谈道,诬为“男女混杂”的种种攻击不断,甚至有人扬言“欲杀”李贽

总之,同时代的士大夫,他们的思想跟李贽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完全接受不到他的主张。

他们只能通过否定的形式来与李贽划清界限,说他“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说他“专以黑为白,以苍为素”。

面对这些挑衅与威胁,李贽明言自己本心贵无事,但也不怕事,表现出了孤胆英雄般的气魄:

平生所贵者无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贵无事,故辞官辞家,避世避地,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宁义而饿,不肯苟饱,宁屈而死,不肯幸生……无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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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年春天,李贽居住的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

尽管案情的真相未能水落石出,但没人怀疑,一张迫害李贽的天罗地网已经张开。

初春寒意侵人。75岁的李贽,衰老贫病,亡命黄柏山中。

此时,万历十七年(1589)的一位进士——马经纶,仰慕李贽的盛名,冒着风雪,跋涉三千里,去救援李贽。

马经纶最终把李贽带到了顺天通州的家中,以避楚难。

不幸的是,仅仅一年后,李贽又大祸临头。

1602年,又是春天。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参劾李贽邪说惑众,罪大恶极。其中最耸人听闻的话莫过于此: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

实际上,不同于那些表面守礼而暗中纵欲的假道学,“异端之尤”的李贽在个人生活上是个自觉的禁欲者。

他同女弟子的交往,乃基于正常的人性人情,但偏偏就招来了风言风语。

卫道士们的虚伪正在这里:纵情声色也罢,男盗女娼也罢,只要不公开化,就是许可的。

相反,李贽公开向这种虚伪性挑战,却变得十恶不赦。

张问达在奏疏最后不忘强调现实的危险性,说李贽现在已经移居通州,通州离帝都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尽惑,又为麻城之续”

结果,万历皇帝朱翊钧下令,李贽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当逮逋李贽的锦衣卫到来时,正在病中的李贽急问马经纶:“他们是什么人?”

马经纶答道:“是锦衣卫的卫士到了。”

李贽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不想连累好友,强撑着爬起来,走了几步,大声说:“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

于是躺在门板上,让来人把自己抬走,说:“快走!我是罪人,不宜留。”

被投入诏狱的李贽,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

根据审讯结果,他应该可以出狱,由地方看管就是了。

然而,这名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斗士,晚年才过起了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怎能忍受即将到来的管束?

1602年,农历三月十六日,一名侍者在监狱中为李贽剃头。

趁侍者离开的间隙,他拿起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割下去,顿时鲜血淋漓。

侍者大急,问老犯人:“和尚痛否?”

李贽已不能出声,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答:“不痛。”

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

李贽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根据袁中道的记载,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才死去,永远告别这个“世不我知,时不我容”的世界。

他曾说过,人生在世为客,以死为归。何况活了七八十岁后“归家”,是值得喜而相庆的事。

为了自由,他从弃官、弃家、弃发,到最后一刻的弃命,一切选择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无悔。

就像他自己所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也许,在历史上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自身可以省却许多烦恼与苦痛。

然而,李贽注定是个失败的孤胆英雄,卖命的自由捍卫者,痛苦的先知先觉者

尼采说,他沉沦,他跌倒。你们一再嘲笑,须知,他跌倒在高于你们的上方。他乐极生悲,可他的强光紧接你们的黑暗。

今天,我们重温李贽的一生,就像在攀登一座思想与人格的高峰。

致敬,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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