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故人，回归26年

在成名作《第一炉香》的开头，张爱玲不无感慨地说道：“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一个来自上海的普通女孩葛薇龙，来到香港的富亲戚家求助，以继续学业。借她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复杂的、又有些荒诞的香港。

花园“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但里面种的却是“艳丽的英国玫瑰”；房子是“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屋顶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客厅的布置是西式的，“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

中不中，西不西，华洋交错。

当葛薇龙从姑妈家出来，看着眼前的落日黄昏，仿佛坠入了一个离奇的世界：“山背后大红大紫，金绿交错，热闹非凡，倒象雪茄烟盒盖上的商标画。满山的棕榈，芭蕉，都被毒日头烘焙得干黄松卷，像雪茄烟丝。”

自然的景观和都市的意象又混杂在一起，在这样一个世界，什么东西都是流动的。就像打翻了调色盘，各种颜色奇怪却又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呈现一种错落的美学。

张爱玲已经远逝了，但是文化的混杂性依然是这座南中国大都市的名片。香港作家马家辉曾说过：“香港绝对不是铁板一块，等于广州，等于上海，等于北京，任何一个城市，这也是城市有趣的地方，如果用社会学的用语加以解释，就是异质性。”

英语与粤语，圣诞与春节，自然风光与摩登都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碰撞，让香港具有一种别样的趣味。

1

从地理上看，香港坐落于广东省的南边、珠江三角洲的东岸，南边就是浩瀚无垠的大海，往北则是高低起伏的华南丘陵。香港位于山海之间的边缘地带，也接受着来自二者的馈赠。

从海拔957米的大帽山开始，香港的地势便朝各个方向急转直下，就像一条又一条伏着庞大身躯的巨龙，奔腾到大海之中。因此，很多地方都是山海相接的，高高的悬崖之下，惊涛拍打着岩壁。群山之间有河流经过，划过巨龙的躯体，分割出狭小的低地。

香港有五分之四属于山地，高地多，低地少。虽然绝对海拔并不算高，但是高低的落差非常明显，看起来有着三千米高峰的气势。就像代表着香港人精神的狮子山，陡峭的山体、散落的巨石、低矮的草木，显出它雄浑顽强的一面。

海洋则是另一种伟力。在漫长的地质岁月中，大海吞没了山谷间的洼地，造就了支离破碎的岛屿和广阔深远的港湾。

香港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香港岛，一部分是九龙半岛，另外就是新界。面积最大的新界不仅拥有香港地势最高的丘陵，也包含了大屿山以及很多大大小小的离岛，足足有233个。因此，这片面积仅1113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拥有870公里的海岸线。

山与海的碰撞，塑造了壮丽的海岸。长久以来，山边的岩石受到海浪孜孜不倦的冲击，有的被侵蚀，形成洞穴；有的崩落，形成陡峭的崖壁；有的化作碎屑，变成广阔的台地。

崎岖不平的山地，和漫长的海岸线，给香港蒙上一层迷人又危险的面纱。虽然景色极为壮丽，但这里没有足够多平坦的低地进行耕种、居住，也缺乏淡水资源，因此很难支撑一个庞大的人口。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香港处于一个地荒人稀的状态。

人们熟知的香港历史的起点，是中英鸦片战争。当时，英国外交大臣用寸草不生、石头满布形容人口不满万的香港岛。但是，他们依然将这里视作一个深入帝国内部、打开通商贸易的楔子。1842年，香港岛的割让成为《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

宏观一点看，这只能叫做香港的开埠史，她的历史画卷其实很早就展开了。

早在6000多年前，香港就开始存在人类活动遗迹。秦帝国建立之后，香港也被逐渐纳入到郡县制的世界之中，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时紧一些，有时松一些，终归是密不可分的。历代以来，不同的人群移民至此，就变成了“四大民系”，包括广府人、客家人、鹤佬人、疍家人。

和珠江三角洲的其它地方一样，远离王朝的中心，地方社会需要自己运作。新界的北面平原地带，有充足的水源，是理想的稻米耕作地带，本地人便以宗族为单位，相互扶持，共同生活。为了抵御“新移民”的“侵扰”，他们会建造围村。

香港的离岛和海湾则居住着另一个群落。他们自称渔民，以捕鱼为生，他们的渔船畅行在珠江三角洲的各个河道，他们的人际关系也随着水网的四通八达而分布广阔，可能唯有喜庆的婚礼能聚齐两大家子人。

不过渔民之间也有区别。在本地生活久了的渔民，说的是与广府话接近的“渔民话”；由汕尾一带移居到香港的渔民则说的是海陆丰话。

在开埠之前，香港的历史是相对平静的，她接受着北方的移民，拥抱着他们带来的文化。一朝西风起，惊涛骇浪袭来，香港也即将迎来更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思想，在彼此的碰撞中，锻炼出自己独有的面貌。

2

1841年英人在香港登岸之后，便在东角（今铜锣湾）一带扎营，港岛北岸就理所当然成为香港城市的核心所在。眼前的港湾四面环山，终年不结冰，海平浪静，来自世界各国的商船在此处进出、停泊，这就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

自港岛开埠，原居于广州及澳门的洋人转到香港，亦有华南的民工来港寻找工作，港岛人口持续增长，一年之间竟由七千余人增至超过一万二千。人口增长、贸易发达，这座城市不断向外扩张。

如果你来到19世纪的香港，一定会惊叹于它的复杂多样。市中心宛如一座欧洲城市，满布哥特式或文艺复兴风格设计的教堂、银行、政府大楼。以圣约翰座堂为例，欧洲式的石柱、半圆拱的窗楣、几何线条的门框装饰、维多利亚时期的流行设计，既优雅又宏伟。

上环则是中式建筑的天下，青砖、梁柱、飞檐、斗拱、瓦顶等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散落在街头。文武庙是华人经营的场所，仲裁着彼此的纠纷。稍显不足的是，这里仅有天井和回廊可以透光，庙内空气浑浊、光线阴暗，给人一种逼仄的感觉。庙宇狭小，正如当时华人的处境：在强势的西方文明的笼罩下艰难求生。

英人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她是中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据统计，到了1880年，当时中国进口货物总值的37%，以及出口货物总值的21%，都是经过香港进行的。她也是工业化的都市，有一些造船和修船企业，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陆的企业纷纷南迁香港，使得香港迎来了工业的大繁荣。

中西对垒的情况逐渐少了，1937年建成的圣玛利亚堂也有了飞檐斗拱，甚至还有刻着莲花、鲤鱼、灵鸟的祭坛。香港人也爱上了用混凝土建造的实用主义建筑，并称之为“唐楼”。

新中国建立后，香港已成为殖民地超过一百年，中西文化相遇于此地也超过了一个世纪，外来文化已经成为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更多的香港人依然活在华南的传统中。

正是这个时候，一大批黄飞鸿电影登上了银幕，据统计，上世纪 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共有75 部以黄飞鸿为主角的影片问世。

香港与广东同处于一个粤语文化圈，其早期的移民十之七八来自于广东，两者有着深远的血脉渊源。在洋楼林立、充满西方色彩的香港，香港人的心中依然为往昔岭南的生活留了一个位置。

电影之中，处处都能看见华南的身影：宝芝林所在的仁安街，完全是广州的风情；武馆舞狮，姑娘唱粤曲，丰富多彩的花灯会，都是粤地的风俗；更不用说充满岭南气息的市集和婚礼仪式。

而电影中的黄飞鸿，也并非后来保家卫国的大英雄，而更像是一个为邻里解决问题的长者。作为一个古典主义的英雄，他代表的是这个地方悠久的传统。

直到1990年代，回归成为每个香港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黄飞鸿的荧幕形象也从一个侠士变成了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标志人物。

他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世界迷惘沉思，尤其在《男儿当自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宝芝林被烧了，十三姨一心护着照相机却没有保护好刘永福送给黄飞鸿的纸扇，那把扇子上本来写着“不平等条约”五个字，如今“不”字已被烧掉。黄飞鸿怔怔地看着“平等条约”，心中不禁怀疑：抵制西方真的有用吗？

这是黄飞鸿的困惑，也是香港的挣扎。

3

到了1960年代，工业化的力量征服了香港。

香港开始承接来自欧美转移的纺织、制衣、塑料、电子、钟表、玩具等产业。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当时香港的大发展，1970年时，当时香港的注册工厂为16507家，到了1980年，这个数据增加至45025家。当时，整个香港，有40%的人都在制造业领域工作。

人们投身于工厂之中，做着刻板而又简单的工作，中午拿着饭盒用餐，眼前的城市也愈发现代化。1967年，狮子山隧道启用；1972年，香港红磡海底隧道通车。1972年，十年建屋计划启动，为180万人提供居所。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

华南的传统依然还在，但工业与消费主义主导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葛亮在《燕食记》中说：“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经济起飞，是巨变。巨变如浪，将一行一人生的常与变挟裹。这挟裹不是摧枯拉朽，而提供了许多的机遇，顺应时势，可百川汇海。所以一时间便是龙虎之势，新的旧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来的，一边角力，一边碰撞，一边融合。而饮食，在这时代的磨砺中，成为了一枚切片。”

俗话说，“食在广东。”人口以广东人为主的香港，自然也形成了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的粤菜口味。鱼蛋、云吞面、牛杂、鸡蛋仔都是为人津津乐道的香港小食。同时，广东“饮茶”的传统也由香港承袭了下来。香港称享受人生为“叹世界”，大众喜欢在茶楼慢悠悠坐上一下午，但只会点上一壶茶和两碟小点心，称为“一盅两件”。

经济的腾飞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人们的工作步伐开始加快，外出就餐也变得越来越多，于是乎大排档和茶餐厅成为了香港最受欢迎的饮食场所。

“大牌”是港英政府发给难民或退休技术工人的牌照，允许他们经营小饭店。这种小饭店一般是露天的，遍布大街小巷。粥粉饭面、糖水饮品、咖啡奶茶、南北小菜，应有尽有。

鸳鸯奶茶的起源传说也来自大排档。一个经常飘洋过海的海员，教给档主一个秘方，杯子里七分放港式奶茶，三分放咖啡，混在一起就是鸳鸯奶茶。

茶餐厅本是西式餐馆。当你推开玻璃门而入，必有卡座，还有穿白色制服男侍应招呼。里面灯光稍显昏暗，还有一个玻璃面包柜，陈列着各种西式糕点——菠萝包、西式叉烧包、蛋挞等等，都是西式的下午茶。

60年代后，茶餐厅开始平民化，退休阿伯每天来到这里饮茶、看报、跟街坊聊天；上班族中午来这里打发肚子；工人需要一个地方偷闲；年轻人则喜欢来这里聚会。来到此地的人不需要穿着正式，也不用遵循什么礼仪，主打一个闲适自由。

舒巷城的散文就写过：“某天下午过北角，在一中型的茶餐厅吃了碗汤粉后，再来一杯咖啡。此时也，几大个卡座、桌子的空位，转眼间就给一大群顾客填满了……众顾客中有些是赤着膊坐下来的。看看腕表，我才省悟：这时是建筑行业（俗称三行）的‘三点三’———下午茶时间。”

每个茶餐厅都是一个美食的国度，原本有西式的面包、蛋糕、三文治，还有焗饭与意大利面，后来更加入粤式烧味、中式炒面，甚至还有日本等各国美食。学者吴燕和还统计几十家茶餐厅的餐单，“细数其饮食种类，少则百余种，多则超过 350 种，适应多种口味的能力是很惊人的”。

菠萝包因为有一层酥皮，与菠萝形似，故称作菠萝包。茶餐厅将菠萝包改良，取牛油吐司的概念，将菠萝包切开，夹上一层厚厚的牛油，简称菠萝油。不少人也会继续发挥创意，比如夹上椰丝，咬下去一口椰香，回味无穷。

多元融合，这或许正是港式风味的迷人之处。

4

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交流越来越深入，作为大湾区城市群中的一个，她也显示出一种别样的城市美学。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业主导的商业社会，土地成了生财的工具，加上特殊的山地岛屿的地形，香港每一处空间的利用都非常极致。

于是乎，一座在山地上建设摩天大楼的城市诞生了。

大楼拔地而起，直冲云霄，30层以上的建筑随处可见。有的时候，一栋高层的屋顶也许并不是建筑的终点，而仅仅是另一栋建筑的底层，当你搭乘电梯下降了十几层之后，走到室外发现，自己仍处在云端。许多空间都被折叠在高楼之中，比如工厂、商场，也难怪有着“石屎森林”的称号。

同时，香港拥有四通八达的高速路和永不止息的车流，这使得地面层几乎不能容纳密集的人群。于是，香港将各个大厦的第二层开放，人们借助天桥和廊道穿行于建筑之间，甚至可以穿越几公里而不接触室外。高速路就像是河网，而车流就是船只，人们在桥上行走，这不正是“威尼斯”的景象吗？

为了利用有限的空间，商业街内各家店铺的头上都要伸出一个长长的招牌，这些招牌夜晚都会亮起，构成一道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秀。它们有着简单而又有趣图案，还结合了中国的书法。在色彩的映照下，它们不只要被看见，仿佛要勾起每个路人内心隐秘的情绪。2010年之后，霓虹招牌逐渐消失了，那个华丽的世界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带有迷幻色彩的摩登都市，只是香港的一面。而香港的另一面，很少人能关注到。

2012年，《经济学人》杂志把香港列为世界最宜居住的城市。除了高耸入云的都市建筑群，香港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属于郊野，这是绿色版的香港。市民们只需要短短一段路程，就能远离喧嚣，走进一个宁静的世界。

香港从很早就开始建设郊野公园，保护自然环境。到目前为止，香港总共规划了24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总面积超过440km²，每年的游客数量多达1200万。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香港还贴心地规划了各种行山径，比如家乐径、研习径、自然教育径等。

如果想要领略地质奇观，可以沿着麦理浩径的第一段，来到万宜水库。与海相邻的山崖敞露出世界罕有的流纹质火山岩六角形岩柱，这是炙热的熔岩冷却形成的，根根树立在海岸，显示着自然的伟力。

如果你想要远离香港，可以搭乘轮渡来到南丫岛。这里有沙滩、树林、零星的菜地，远方山景和海洋缠绵，让你不自觉慢下脚步。这里没有连锁店，就像一个极小的社区，人与人的连接是纯朴的。

如果你想要感受香港精神，便可经由南北方向的慈沙古道，攀上狮子山。时常也会碰见山贼——猕猴，它们并不惧人。登顶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两旁悬空，即便有栏杆相护，也会觉得危险异常，向前望去，整个香港岛和九龙就在眼前，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巨兽匍匐着、呼吸着、生活着。

繁华与自然，喧嚣与宁静，奔波与闲适，很难想象这些相异的特质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个城市之中。香港似乎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能够粘合各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口味、审美、价值观……

2023年是香港回归26周年，在这26年中，香港和同根同源的珠江三角洲各城市的交流愈发紧密，相信香港与大湾区各城市的携手之后，必能继续发挥包容、开放的优势，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参考资料：

彭琪瑞，薛凤旋，苏泽霖：《香港、澳门地区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王国华：《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香港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文洁华：《香港嘅廣東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

刘蜀永：《香港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刘克襄：《四分之三的香港》，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

郭斯恆：《霓虹黯色》，香港：三联出版社，2018年

张为平：《“极限都市”香港——作为“亚洲式拥挤文化”的典型》，《城市建筑》，2008年

第12期 吴燕和：《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