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该不该死?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19年前,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关于如何处置一个有罪的边将,唐玄宗与朝中大臣产生了分歧。
这年三月,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今北京)张守珪的部下安禄山在与边疆的契丹、奚人作战时轻敌冒进,遭遇大败。
张守珪本要以军法将其斩首,安禄山大呼求饶:“您不是要灭了契丹和奚人吗?为何要杀我!”张守珪爱惜其才,于是改变主意,将他押解到京城,听候发落。
宰相张九龄看了报告,认为军令如山,必须处死安禄山。
张九龄跟唐玄宗讲了两个故事。春秋时,司马穰苴被齐景公拜为大将,齐国大臣庄贾为其监军。庄贾身为权贵,一向恃宠而骄,到军营时故意迟到,违反了军令,司马穰苴丝毫不给面子,将他斩首。
另一个故事是,吴王阖闾重用孙武,派出宫中美女180人命他训练,其中吴王宠姬二人为队长。演习时,孙武见美女们嬉戏如常,尤其是两个队长没做好表率,便杀了这两个宠姬。
唐玄宗听到这儿,却依旧认为安禄山是个人才,可免于一死。
张九龄急了,我这故事不就白讲了吗?他再次据理力争:“安禄山违抗军令,兵败丧师,依法不可不诛!”史载,张九龄还说出了一句惊人预言:“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
唐玄宗坚持己见,让安禄山躲过一次杀身之祸,为多年后那场席卷天下的大动乱埋下了祸根,而这也不是他最后一次错失杀安禄山的机会。
蕃将为边帅
唐玄宗时期的边将数不胜数,为什么偏偏是安禄山站在风口上飞了起来?
其中一个原因是,胡人身份帮了安禄山的忙。
天宝年间,权相李林甫为了防止边帅入朝为相,跟自己“抢饭碗”,就向唐玄宗建议,在边防重用胡人将领——“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李林甫说,之前常以文人为边帅,他们打仗怯懦,不如武将,如果与四夷干架,还是要靠武将。武将中最好用的当然是蕃将,他们生性强悍,骁勇善战,若加以安抚,必定会誓死效忠。
当然,对李林甫本人最有利的,是这些人一般不会与他争夺相位。
唐玄宗同意李林甫这一主张,提拔了高仙芝、哥舒翰等威震边关的蕃将,也为安史之乱的爆发留下深深的隐患,借此政策上位的,就有野心勃勃的安禄山与史思明。
安禄山本是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没有姓氏,原名轧荦山,有“斗战神”、“光明之神”的意思。他的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人的女巫,他的父亲是谁,史书没有明文记载。后来其母改嫁,轧荦山才改名安禄山。
荣新江教授考证,安禄山很可能是其母亲与别人私通所生,而这个人是出身昭武九姓的粟特人。粟特人以经商为业,足迹遍布东西方,与各族人多有交往。
安禄山也有类似天赋,史载,他精通九种蕃语,从小就擅长与人打交道,因此做了诸蕃互市牙郎,在边地市场做中介谋生。
战争,给了这个胡人野蛮生长的土壤。
安禄山熟悉山川形势,了解风土人情,不仅做生意在行,也适合从军,于是转行投入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帐下,当了“捉生将”,这是一种专门抓获俘虏的低级军官。
当兵之后,安禄山的业务能力非同一般,他经常带三五骑出去,俘虏数十契丹人而归,靠军功不断升官。张守珪对其大加赞赏,并收他为养子。
在此期间,安禄山认识了史思明。
除了体重不一样,史思明就像是另一个安禄山,他与安禄山同岁,也是营州杂胡,做过互市郎,且同样阴险狡诈。
史思明早年因负债逃亡,被奚人俘虏,却临危不惧,假装成唐朝的和亲使,对奚人说,你们如果杀了我,一定会招来大祸。
之后,他见了奚人首领,长揖不拜,傲慢地说:“天子使见小国君不拜,礼也。”奚人虽然对他痛恨不已,却信以为真,不敢得罪,还派了数百人随史思明入朝。
史思明想到一条毒计,决定用这几百条人命将功赎罪。到了平卢,他暗中派人向唐军通报消息,将这些奚人迎入馆舍,随后坑杀。
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得知此事后,也将史思明当作人才,升为将军。安、史二人自此开始,当了多年的同事。
有一次,安禄山率领史思明等人进攻契丹,昼夜行军,路遇大雨,被契丹人痛扁了一顿,几乎全军覆没,安禄山自己带着麾下20骑逃脱,马鞍中箭,鞋也丢了。安禄山难掩怨愤,将责任归罪于两名部下,将他们斩首。
史思明此时却机智地躲了起来,他担心安禄山怪罪于他,暂时不去相见,逃入山谷20天,收集散卒700人。等到安禄山窘迫之际,史思明才带着这支军队去见安禄山。此时安禄山如久旱逢甘霖,拉着史思明说,有你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安禄山走远后,史思明才对别人说:“我要是早几日回来,恐怕也要被杀头了。”
与老朋友史思明一样,安禄山也极其擅长察言观色,为了加官进爵不择手段,每次朝中派使者到边地,安禄山都加以贿赂,请他们在玄宗面前美言几句,刷刷存在感。
这一方法颇有成效,经过别人的吹捧,唐玄宗也听说了安禄山这么一个“忠臣良将”,对他多次提拔,到了天宝元年(742年),任命安禄山为平卢(治营州,今辽宁朝阳)节度使。
早年漂泊无依的杂胡安禄山,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
为了接近唐玄宗,安禄山不断为自己塑造好口碑,甚至以欺骗手段伪造战功。
他在边界制造事端,挑起战争,迫使奚与契丹杀了唐朝和亲嫁过去的宗室之女后起兵叛唐。安禄山出兵讨伐,还向唐玄宗邀功,上书说自己在行军途中梦见了先朝名将李靖、李勣向自己求食,于是为他们立庙,祭奠时庙堂上还出现了灵芝草,这是吉兆。
除此之外,安禄山几次诱骗契丹与奚人贵族聚会,然后用毒酒将他们灌醉,取其酋长之首送到长安报功,并将其余俘虏坑杀。
边境的契丹和奚族百姓被俘后有的被安禄山送到长安,有的作为他的战俘。史书记载,仅天宝九载(750年),安禄山就向玄宗献上俘虏8000多人。这些无辜的百姓,沦为他满足玄宗骄奢之心的工具。
这就是安禄山的升迁之道。
西北兵VS东北兵
天宝十一载(752年),已经身兼平卢、范阳、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同时入朝觐见。
此二人皆为蕃将,其中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见了他就套近乎,说:“我的母亲是突厥人,您的父亲是突厥人,我们是同族呀,为何不能当朋友啊?”
哥舒翰却说了句有内涵的话:“古人云,狐狸对着洞穴嗥叫不利,这是因为,狐狸忘本。兄弟这么看得起我,我怎敢不尽心呢?”
前两句话,哥舒翰将安禄山这个胡人比作了忘恩负义的狐狸。安禄山听出来了,当面怒骂哥舒翰:“你这突厥人,竟敢如此放肆!”哥舒翰也不甘示弱,立马翻脸,幸好高力士在旁及时劝架,才没让他们打起来。
史书记载此事,只是说哥舒翰与安禄山之间私怨加深。
实际上,作为东部藩镇首领的安禄山,与西部藩镇哥舒翰早已势如水火,而这正是出于唐玄宗的策略。
唐玄宗心怀“吞四夷之志”,在位时四方战事不断,其中比较有威胁的是东部的奚、契丹与西部的突厥、吐蕃等。
安禄山崛起之前,唐玄宗的边防策略偏重于西边,西部边境几乎到了无岁不战的惨烈境地。天宝五载(746年),年仅40岁的王忠嗣更是身兼河西及陇右节度使,“配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成为唐朝开国以来掌握兵权最大的将领,在西部战争中屡立大功。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这一时期东西藩镇的力量对比:以范阳、平卢为核心的东部藩镇,总共统兵十万八千九百人,以河西、陇右为核心的西部藩镇,总共统兵十四万三千人。王忠嗣镇守西北时,西部藩镇的势力达到顶峰,明显强于东部藩镇。
西部藩镇坐大后,却引起了唐玄宗的警惕,尤其是西北各镇与太子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忠嗣本人就是太子的至交好友,后来在安史之乱中,李亨也是在西北军的支持下到灵武即位。
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为了削弱太子一党,向玄宗诬告说,王忠嗣多次声称与太子是互相信赖的好朋友,意图尊奉太子为皇帝。
唐玄宗对权力的欲望一向强烈,绝对不允许太子势力膨胀,他在盛怒之下将王忠嗣罢免,并有意扶持东部藩镇,使其对西部藩镇形成制约。
安禄山凭借这一时机平步青云,掌握东部藩镇集团的领导权,到了天宝十载,占据军事重镇的河东节度使被唐玄宗划给了东部藩镇,安禄山又多了55000人的兵力。
另一边,西部藩镇却在王忠嗣被贬去世后分裂成了两大集团——安思顺(朔方)和哥舒翰(河西、陇右),而这两人素来不和,之后渐行渐远。
安史之乱中,朝廷平叛时主要依靠的是西北兵,包括朔方、河陇、安西、北庭的军队。这场战争,实质上还是东西部藩镇的斗争。
安禄山:我只是个演员
安禄山,这个威震一方的野心家,在唐玄宗面前却表现得像个憨直的胖子,一直把皇帝蒙在鼓里。
天宝二年(743年),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治营州,今辽宁朝阳)的身份第一次入朝拜见皇帝,就将他拍马屁的本领发挥到极致。
他对玄宗说,去年营州闹蝗灾,臣焚香对天祷告,我若心术不正,愿蝗虫吃我的心;若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散尽。臣刚祷告完,北方就飞来一群鸟,将蝗虫吃光了。
这段话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听了大喜,第二年让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
天宝六载(747年),安禄山再次觐见皇帝。
他体型异常肥硕,坐下来腹部压到膝盖上,站起来行走也不方便,进京时沿途驿站的马都驮不动他,可他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特别灵活,乃至迅疾如风。
唐玄宗欣赏安禄山的表演,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你这胡人肚子这么大,都装些什么啊?”
安禄山答,别无他物,都是赤胆忠心。
唐玄宗十分高兴,又让他拜见太子李亨。安禄山愣着不动,说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千秋万岁之后,他就是天下之主。
安禄山再次装傻,跪下来说,臣愚笨,向来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
玄宗听了还是大喜,更加中意这个大胖子。
这一举动显然是在表演,安禄山为官多年,岂会不懂朝仪,他明白皇帝最怕边将与太子结党,此前王忠嗣的冤案就是证明,才这样装疯卖傻。
这一年,唐玄宗已经年逾花甲,身体不大如前,精神愈发颓靡。安禄山看出皇帝对年事已高的忧虑,在宴会上虚伪地表示:“臣蕃戎贱臣,受荣宠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
为了换取玄宗信任,安禄山奴颜婢膝,竟然拜小自己16岁的杨贵妃为母。
每一次进京,看到玄宗与杨贵妃在一起,他都是先拜见贵妃,再拜玄宗。唐玄宗问,这是何故?安禄山说:“胡人先母而后父。”
天宝十载(751年),安禄山过生日,年轻的杨贵妃将肥胖的“禄儿”召进宫,给他做“洗三朝礼”(民间生子第三日,给孩子洗澡的风俗),之后用锦绣做成一个大襁褓,把安禄山像小孩子一样裹起来,让宫人用彩车把他抬起来嬉笑玩耍。玄宗听说此事后,亲往观看,当场就被逗乐了,并赐给安禄山大量财物。
稗官野史多流传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绯闻,实则经不起推敲,因为,他们之间的接触都是在玄宗眼皮底下发生的。
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母子关系”为玄宗所认可,这不过是满足帝王戏弄臣子的虚荣心,也是安禄山取信玄宗的手段。杨贵妃乐于与安禄山扮演这些滑稽剧,应该也是在弥补自己的遗憾,她虽然得宠,膝下却无一儿半女,因此才拿安禄山取乐。
随着安禄山地位愈发突出,唐玄宗对他的优待也逐渐增多。
唐玄宗常去华清宫,为了方便见安禄山,就在华清宫所在的昭应县(今陕西西安临潼区)和长安的亲仁坊为安禄山修建了豪宅,并特地下诏要求新宅“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建成后更是大肆庆贺。
尽管如此,玄宗还担心被安禄山吐槽不够排场,对受命前去赐物的宦官说:“胡(安禄山)眼大,勿令笑我。”
渔阳颦鼓动地来
朝中有一个人长期提防着安禄山,他就是杨贵妃的族兄、取代李林甫成为权相的杨国忠。
杨国忠也是一个靠投机取巧、陷害他人走上权力之巅的小人,不是什么好鸟,但正是出于对权位的看重,他将安禄山当成了政敌,而且经常向唐玄宗反映,安禄山将会阴谋叛乱。
天宝十三载(754年),安史之乱前一年,杨国忠再次向唐玄宗进言,安禄山一定会造反,陛下不信可以召见他,他肯定不来。
这一次,安禄山还是来了。他一见唐玄宗,就对杨国忠展开反击,哭诉道:“臣本胡人,得到陛下提拔重用,累居节度使等职,所受恩遇超过常人。杨国忠嫉贤妒能,想谋害臣,臣恐怕命不久矣!”
唐玄宗先是对安禄山赏赐巨万,进行安抚,之后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命翰林院供奉起草诏书,欲使安禄山为宰相。此举有两个后果,一是削弱杨国忠的权力,二是对安禄山明升暗降,让他入朝为官,算是各打五十大板。
杨国忠却坚决反对,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四方夷狄都会轻视大唐。”
唐玄宗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命安禄山回范阳,临行前解御衣相赠,并派高力士到长乐坡(今陕西西安东郊)为其饯行。
事后,唐玄宗问高力士:“安禄山表现如何?”
高力士说:“看他一副不太满意的样子,必是知道陛下要任命他为宰相,却受到劝阻。”
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激化,已经使叛乱箭在弦上,可唐玄宗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他还天真地以为,内有宰相,外有武将,自己坐享其成即可。他曾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安禄山却感觉到危机的来临。这是他最后一次告别玄宗回到范阳。之后,他一方面继续迷惑朝廷,多次谎称打败契丹、奚人,另一方面,对长安来的使者避而不见,甚至不顾君臣之礼。
唐玄宗还是对杨国忠等人说,安禄山必无异志,东北二虏全靠他震慑,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
天宝十四载(755年)三月,朝廷的使者裴士淹到达范阳,被严加看管20多天才见到安禄山。裴士淹见对方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吓了一大跳,只是宣读了诏书就匆匆回京。
回到长安,裴士淹见玄宗对安禄山的一片“忠心”仍然坚信不疑,也不敢将实情上报。
六月,安禄山之子安庆宗要在长安迎娶宗室女荣义郡主,唐玄宗亲自下诏要安禄山进京观礼,安禄山却称病未往。
仅仅过了一个月,不久前还称病的安禄山请求命6900名士兵到长安献马3000匹,并由22名蕃将率领。安禄山一下子就派了近7000人进京,显然不是一般的进献。
史书认为,安禄山“欲袭长安”。
这一次,唐玄宗终于有所警觉,他派宦官冯神威携手诏到范阳,向安禄山发出最后的邀请。唐玄宗在诏书中说:“朕为卿在华清宫新作了一处温泉浴池。”
此时,阴谋已经暴露在阳光下,安禄山以睥睨之态坐着,不愿抬动肥硕的身躯,只是轻描淡写问一声:“圣人安稳。”紧接着,他冷冷地说道:“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热诣京师。”
冯神威还来不及说话,就被拖下去,数日后遣返长安。回到京城后,他哭哭啼啼地对玄宗说:“我差点儿就无法回来见陛下了。”
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唐玄宗紧急处置了在京的安禄山一党,但为时已晚。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发动所部兵与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共15万人,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率军大举南下,留下史思明镇守河北。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就此爆发。
大唐盛世的倾覆
安禄山兵马南下时,蓟城的一个老人向他进谏道,师出无名,注定是会失败的。
为了安抚河北民心,安禄山特地派人回答他:“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利主宁邦,正在今日,何惮之乎?”马蹄南去,狼烟升起,只留下老弱妇孺议论纷纷。
老人未曾见过范阳的兵马向南而去,也没有见过大唐遭遇如此浩劫。史载,安史叛军“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
不久后,安禄山攻取洛阳,建国称帝,次年六月,安史叛军攻陷了长安。
盛世的破坏者安禄山,在叛乱不到两年后就死于醉生梦死之中,被谋士严庄、儿子安庆绪与亲信宦官李猪儿等合伙刺杀,安史之乱的战火却持续了八年。
在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安禄山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安史之乱打碎了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繁华,尤其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摧残。
战争时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从潼关到郑州之间,“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只见“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战争结束后,三河(河南、河北、河东)、淮泗等地“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几乎人人贫苦,连赖以生存的条件都没有。
安史之乱后,原本防备吐蕃的西北兵纷纷内调,剩下的边防力量难以抵御吐蕃。之后,陇右、河西之地不断为吐蕃蚕食,“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中唐时,吐蕃的势力一直发展到了关中西部,大唐朝廷与西域的联系也被隔断,关中一带由“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变成了天宝之后“槁街之邸,来朝亦稀”,这一变化影响后世数百年。
安禄山、史思明势力与唐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争,直至穷途末路。为了另谋出路,他们之中很多人向唐朝投降。宝应元年(762年),安史叛军最后的领导者史朝义即将被灭,安史旧部薛嵩、张忠志、李怀仙、田承嗣等相继向唐朝投降。
安史之乱后,这些安史旧部势力控制了今河北、河南北部以及山东西北部地区,互相联姻,互相利用,不听朝廷号令。除此之外,一些在平叛过程中起家的唐军将领也以功臣自居,割据地盘,由此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朝灭亡依旧尾大不掉。
在安史之乱中得到重用的宦官李辅国、鱼朝恩等权力愈发壮大,开启了宦官夺权的序幕。到中晚唐时,形成了南衙北司之争。宦官势力在皇权衰落时不断膨胀,不仅能左右政局,甚至可以废立皇帝。
在宦官干政下,大唐皇权日益颓靡,朝政也逐渐涣散无力。
可以说,安禄山与他掀起的叛乱,彻底改变了唐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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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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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致功:《安禄山史思明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
[加] 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中西书局 ,2018年
钟焓:《失败的僭伪者与成功的开国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传奇性事迹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04期
谢思炜:《“杂种”与“杂种胡人”——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历史研究》2015年01期
张冠凯、胡阿祥:《安禄山叛乱原因补说——从朔方、河东的争夺说起》,《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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