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四年(884),身在成都的唐僖宗收到了一件来自徐州的礼物。
三个匣子,里面装的全是人头。
几十天前,黄巢兵败,逃入狼虎谷,在已经投降唐廷的昔日战友尚让所部的追击之下,陷入绝境。此时,黄巢的外甥林言砍下了黄巢的人头,可能是为了降唐求官,也可能是受黄巢嘱托为其了断。唐军得到黄巢首级后,林言、尚让的利用价值没有了,他们的脑袋便被借来凑数邀功。
于是乎,三颗人头辗转数千里来到了唐僖宗的面前。这些首级估计已经腐烂了,真假难辨。不过,无论这里面的人头是真是假,黄巢都必须死了,只有这样,这场席卷全国的动荡才能画上一个句号。
随着黄巢的人头来到成都的,还有他生前的姬妾。
唐僖宗质问她们:“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
为首的一名女子讥讽道:“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
兴许是被戳到了痛处,唐僖宗不再多言,下令将这些姬妾当街斩杀。行刑当天,百姓争相给这些可怜人酒以送行,独独为首的那个女子不饮不泣,神色肃穆,无言地等待着屠刀落下。
历史并不遥远,一百三十年前的剧本再度上演,唐朝的皇帝丢掉了长安,逃至蜀地,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杨贵妃可以当替罪羊了。为此,进士韦庄作了一首《立春日作》:“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如今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756年,安史之乱的大火烧至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藩镇割据的时代拉开大幕。885年,黄巢之乱平息,在西川度过惊魂的四年后,唐僖宗开启了回归长安的旅途:好不容易拼凑完整的帝国,又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长安城是否还能重现往日巍峨的景象呢?
文臣的惆怅
在唐僖宗准备重返长安之际,宰相郑畋却高兴不起来。
大宦官田令孜和凤翔节度使李昌言联合向皇帝进言,说郑畋的坏话,要皇帝卸了他的职。一个是奸佞的宦官,一个跋扈的武夫,文人最讨厌的两种人如今勾结在一起,而郑畋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他心里明白,黄巢之乱虽然结束了,但旧有的某些秩序已经崩溃了。文人本该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匡扶王室,成为唐帝国的支柱。可是,这天下已经不是文人的天下,甚至都可能不是皇帝的天下了。
一切都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的。帝国被迫将地方的控制权交给节度使,他们截留财税,主导官员任免,还拥有自己招募的职业军队。为了对付不听话的藩镇,唐廷不得不设立新的藩镇用来抗衡;为了对付这群职业军人,唐廷不得不放弃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而建立起职业化、世袭的军人集团。那么何者为听话的藩镇?何者为朝廷的军队?便只能仰仗节度使的忠诚了。
会打仗却不知礼义的武人永远不值得信任。因此,随着唐廷权势的恢复,大部分藩镇都安稳下来,越来越多的文臣出任节度使。即便百年来叛乱不止,但在875年黄巢起义爆发之时,依然有近一半的文臣在藩帅任上。
有一句古话叫“儒者不知兵”。在读书人的幻想中,他们是发号施令的猎人,军人则是听话的猎犬。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学会兵法便会打仗。可是战争不只是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不亲临战阵,就无法与士兵建立人际网络;不建立人际网络,就无法培养出听话的猎犬。
就拿文人心中“出将入相”的典范裴度来说,在淮西之役中,他的作用更多是给武将施加压力,以及赶走乱指挥的宦官。等到821年河朔三镇复叛,裴度再次督军讨伐,终因诸将不配合而徒劳无功。
在所有人都意识到培养私兵的重要性的时候,唯独文人依旧高高在上,视而不见。黄巢起义直接打破文人的幻想,各地文臣出身的节度使或是被杀,或是狼狈逃亡,只能被动接受藩镇一个个被武人所占据的事实。
广明元年(880),长安被黄巢攻破,身为凤翔节度使的郑畋迎来了黄巢派出的劝降使者。他虽有心抗贼,帐下各位将领却各怀鬼胎。在他被气晕厥的时候,底下的人已经接受了降表。幸好郑畋还算有魄力,在人心未定之际,他立马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召集众将,然后与众将士歃血为盟,修缮城池,准备战斗。此外,他拿出钱财招揽还在关中的中央禁军,一时间,军心大振。
趁着这个势头,郑畋决定向天下发布檄文,共讨黄巢。这一举动的确引起了各藩镇对自己所处位置的思考,各路纷纷发兵勤王,收复了长安。
郑畋的挣扎很能反映文人真实的处境。他几乎已经竭尽所能:攻心计、纵横术、收买人心……一番操作下来,只能算是勉强稳定了西北的藩镇。黄巢很快又杀了回来,关中的局势并没有好转。
郑畋没有自己的班底,所有的军事行动主要由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来完成,从而导致后者野心变大。最后,李昌言煽动士卒作乱,袭击了凤翔府城。郑畋不愿部下自相残杀,便将兵权交给李昌言,当日离城西去,直奔成都。而唐廷只能承认既成事实,允许李昌言占据凤翔节度使之位。
所以,郑畋并不意外李昌言选择在唐廷回师长安的时候出手中伤于他。郑畋向唐僖宗称病请辞,接着说道:“陛下回京必经凤翔,沿途供应,全都要靠李昌言来保障。臣若以宰相随驾,必然会让他心怀不安,还是免去臣的宰相之职吧。”在大势面前,人就像立在山岳前一棵孤零零的小草,感受着无力与绝望。
黄巢起义之后,与其说是节度使侵夺了唐廷的权力,不如说是唐朝必须依赖这些跋扈的节度使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唐僖宗答应了郑畋留在成都养病的请求。
不掌私兵的文臣藩帅被驱逐出了历史的舞台,这片江山,已经是职业军人的天下了。
宦官的心思
相比起文人的败退,宦官深知军队必须紧握在手的道理。
中唐以来,宦官掌控了唐朝的中央禁军——神策军,并借此挑战士人的权威,甚至干预皇帝的废立。黄巢攻入关中之时,神策军驻守潼关。不过,此时的神策军已被腐蚀干净,大多是走后门进来的纨绔之辈,看见凶恶的流民,连武器都拿不稳。为了保住小命,他们只能雇佣贫农代替出征,这样一支军队还有什么战斗力?潼关很快不保,唐僖宗被迫出逃蜀地。
但是,宦官之中还是有善于统兵之人,比如常年在藩镇担任监军的杨复光。
如果说郑畋之功是使唐朝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么,挽狂澜于既倒的人便是杨复光。黄巢之乱时,他利用监军的身份和唐廷尚有的号召力,取得了当时中原最具战斗力的一支军队——忠武军的控制权,并在正面对决中击败了黄巢的大将朱温。
拥有军队,才拥有话语权,才能与藩镇合作而不成为他们的附庸。杨复光凭借战绩诱降了朱温,又靠着与沙陀部落的友谊征召了李克用。一方面折损了黄巢的军力,另一方面引进了强力的外援。史载:“诸军皆畏贼,莫敢进。及克用军至,贼惮之曰‘鸦军至矣,当避其锋’。”沙陀骑兵所向披靡,打得黄巢军节节败退,最后收复了长安。可以说,唐朝能够击败黄巢,杨复光居功至伟。
中和三年(883)七月,杨复光病死河中,没能亲眼看到黄巢的末路。不过,他给后来的宦官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遗产:一支强大的忠武军,还有一条新的思路——既然神策军基本已经废了,不如直接向藩镇渗透,获得军权。
遗产的继承人之一是杨复光的弟弟杨复恭。忠武军中有非常多杨复光的养子,这些握有实权的将军自然站在杨复恭这边。
遗产的另一个继承人则是杨氏兄弟的死对头——田令孜。相比于“世为权家”的杨氏兄弟,田令孜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马坊使,靠着唐僖宗的信任,才跃升为宦官集团的领袖。一个是新起的暴发户,一个是盘踞政坛百余年的宦官世家,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杨复光去世后,田令孜立即抓住机会反击。他先将杨复恭贬为飞龙使,接着又去挖杨家的墙角,将忠武军的王建、韩建等人收为养子。最后,田令孜重建了神策军。
两方的军备竞赛在某种程度上壮大了唐廷的力量。唐僖宗回到长安之后,宦官们扶持自己人出任藩帅,可以称其为“宦官系武人”。这些人与宦官的关系往往非常亲密,或为宦官之养子,或与宦官有真正的血缘关系,或者早年与宦官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他们利用宦官的权势稳固自己的势力,然后掌握军队声援朝中的宦官。
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宦官得到藩帅的军事支持,藩帅倚靠宦官进行统治,而唐朝则借此延续国祚。
宦官们的心思非常精巧,用私人关系和朝中权势这两条线来捆绑藩镇。但反过来,这也是藩镇控制宦官的两条线。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杨氏的藩帅大都实力不强,必须依赖杨复恭;而田令孜的养子们个个强势,他自己反倒成了附庸。
光启元年(885),田令孜向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索要其治下的盐业管理权,这一下犯了大忌。王重荣联合李克用进逼京城,朝廷的禁军又一次耻辱地战败了。
田令孜携唐僖宗先后逃往凤翔、宝鸡。他自知不为天下所容,于是推荐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自己做甩手掌柜跑到西川投奔自己的兄弟陈敬瑄。
唐僖宗在长安的龙椅还没有坐热,就又一次被驱赶离京,天下已经对这个无能的皇帝绝望了。邠宁节度使朱玫趁机立襄王为帝,僖宗的合法性遭到了巨大的挑战,处境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僖宗可引以为援者,竟然只剩下刚刚进攻长安的王重荣和李克用。
于是乎,与这两位跋扈的藩帅有旧谊的杨复恭成了救世主。当年,李克用二人和杨氏兄弟合作大破黄巢军,结下了相当牢靠的利益关系。如果说唐廷之中还有他们值得信任的代言人的话,非杨复恭莫属。
在杨复恭的斡旋下,李克用和王重荣欣然领命,立马献布十万匹,还表示愿意率兵平叛以自赎其罪。两位节度使刀锋一转,杀得叛军节节败退,轻松平定了襄王之乱。由此可见,无论是财力还是军力,唐廷都不如地方的强藩了。
乱平之后,杨复恭内掌禁军,外有杨姓藩帅为援,又与王重荣、李克用保持密切联系,已经成为唐末中央的一根支柱。
两个强人
黄巢之乱后,武人势力重新崛起,文臣与宦官相互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中和年间,地方掀起了一阵独立的狂潮,许多藩镇自己推举出节度使和刺史,而唐廷能做的只有承认他们的地位。
这时候,地方崛起了两个非典型的藩帅,一个是朱温,另一个是李克用。他们成为唐廷最后的救命稻草。
朱温本是平民出身,后来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却在关键时刻投降了唐朝,还得到了“全忠”的赐名。在藩镇的独立潮之中,朱温是先有朝廷诏命,然后赴任宣武节度使,而其他节度使却是先驱逐前任,然后逼迫朝廷认可。因此,朱温与朝廷的关系是相对正常的。
李克用则是沙陀贵族,帮助过唐廷,也造过反,后来把沙陀经营数十年的代北之地给丢了。要不是黄巢攻入长安,他估计很难有翻身的机会。由于沙陀骑兵的神勇以及收复长安的功劳,李克用获得了河东节度使的职位。
唐廷任命这两人为节度使本是无奈之举,但至少他们二人是唐廷授权任命的“自己人”。在二人的联手之下,逃出长安的黄巢再次被击败。唐廷看到了一丝曙光,它似乎能够借助这二人的力量恢复昔日的权威。
然而胜利是短暂的,随即,一场争吵便在两位节度使之间爆发。
中和四年(884),李克用率兵援助朱温,共击黄巢,两人相聚汴州。虽然二人是对付黄巢的盟友,却相互忌惮。作为东道主,朱温犒劳远道而来的李克用,却不想让他的骑兵进城,两人的矛盾一开始就埋下了。
当晚的宴席十分盛大,美酒、声乐、馔食应有尽有。李克用喝酒之后,全无顾忌,他以李唐宗属和忠臣自居,对朱温从贼的经历多有谩骂。朱温也不是一个忍气吞声之人,怒火攻心之下,决定除掉李克用。
酒席散后,李克用醉倒,不省人事。朱温派兵攻打李克用入住的驿站,放火烧房。幸亏李克用的亲卫武力超群,射杀数十人,挡住了攻势。仆人熄灭蜡烛,将李克用藏在床下,用水泼醒李克用并告诉他事态。李克用顿时惊醒,拿起弓箭,开始反击。
火势越来越大,烟雾弥漫,突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在这时,天降雷电,一场大雨浇息了烈火。李克用趁机突围而出,借着闪电的光亮,用绳索越过城墙,可是自己的三百多亲卫全都死于朱温之手。
这就是改变此后历史走势的“上源驿事件”。
对朱温来说,这次刺杀除了报羞辱之仇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杨彦洪之死。杨彦洪是朱温入汴之前的宣武军旧将,朱温要掌控宣武军,必须要除掉旧有势力的重要人物。《资治通鉴》载,杨彦洪对朱温建议道:“胡人急则乘马,见乘马则射之。”结果,他自己在雨中骑马奔走,被朱温一箭射杀,这便有些耐人寻味了。
李克用逃出之后,对上源驿事件一直耿耿于怀。此次南下围剿黄巢,未见兵将有重大损失,倒是因自己的疏忽,三百余人折损于汴州城中。李克用想要反攻汴州,他的妻子刘夫人不同意:“你为国家讨贼,虽朱温谋害于你,朝廷自有公论。如果反击攻城,那么是非曲直就说不清楚了。不如还军晋阳,将此事告诉朝廷。”
以李克用当时随身的兵力,要在汴州城下与朱温交战,胜算极小。因此,他决定回到藩镇,徐图进取。回到河东后,李克用八次向朝廷上表,痛诉自己破黄巢有大功而被朱温背刺,要求朝廷同意他率兵讨伐朱温。言辞恳恳,尽是委屈,像一个怨妇。
当然,李克用是一个聪明人,他并非真的想要在此时与朱温决战,委屈的姿态更多是为了获得朝野的同情,以及维护其朝廷忠臣的形象。
朝廷中兴的希望破灭了。河南与河东地区因这次对抗而分离,没有再进行合作。唐廷夹在两个极具实力的藩帅之间,只能寻求姑息和解,于是想出一个不伦不类的解决办法:给李克用升职,但不追究朱温。
朝廷的软弱和无能被所有藩镇看在眼里,天子的威望跌进了谷底,既然皇帝不能主持公道,那么,各藩镇间只能用武力来解决纷争。
上源驿事件后,李克用视朱温为其最大的仇敌,其仇怨之深,穷二人之一生都未能化解。二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扩张势力,聚敛财富,并相互抗衡,由此建立了两个权力中心。此后四十余年,整个北方中国发生的历史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二人的仇怨相关。
汴晋之争
华夏大地仿佛回到了东周列国时期,唐朝在关中苟延残喘,勉强维持着天下共主的体面,但实际上以“强藩”为中心的格局逐渐成形。
河东为李克用把持,凤翔周边为李茂贞的天下,淮南为杨行密占据,两浙地区由钱镠控制,王建据蜀中以自固,河南诸镇则是朱温集团的势力范围。藩镇之间的吞并已成常态,其中最具侵略性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两者之间的宿怨也让整个中国北方战火不断,史称“汴晋之争”。
我们知道,藩帅必须要依靠帐下的世袭军人,而这些军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在反抗外来势力(包括中央)的时候非常凶悍,却不喜外出作战、扩张地盘。朱李二人的强势,不仅毁了唐朝的中兴之梦,更是让那些割据的藩镇坐立难安,依附还是反抗,它们必须要做出选择。
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镇,从安史之乱后就是武人把持的藩镇,有着非常悠久的自治传统。这里的军人自利且保守,靠着封赏过日子,如果藩帅不能带给他们足够的经济利益,那么改易主帅便是常有之事。当时流传这样一个说法:“长安天子,魏博牙军。”正是这种自利的性格,也使得魏博镇只能称霸一隅,而无力走出河朔、争夺天下。
偏偏魏博镇地处河北,就在朱温和李克用势力的旁边,在两位强人的拉扯之下,分裂已久的河北诸镇似乎慢慢融入到统一的大势之中。
文德元年(888),魏博镇内乱,藩帅与牙军相争,一个默默无闻的军校罗弘信被推举出来充当牙军的代表。当时,朱温正想着如何将河北地区纳入势力范围,以对抗李克用。他手握精兵,算得上是左右战局的胜负手,朱温先站在藩帅这边,大破牙军,后来又与另一边的罗弘信达成协议,以退军换取财富与友谊。在汴军的支持下,罗弘信成为魏博的藩帅。在这场政变中,外来的势力第一次成为左右魏博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
896年,朱温征讨山东,李克用为了阻止河南势力坐大,派遣大将李存信率师支援,假道于魏博。可是李存信御军不力,士兵劫掠乡里,引来了罗弘信的不满。朱温趁机写信给罗弘信:“李克用志在吞并河朔,他回师之日,就是魏博遭难之日。”罗弘信慌了,立马出师三万攻打李存信,将其逐出魏博。
李克用自然也想插手魏博,于是大举进攻魏博,败杀一万余魏博军,攻下多座城池。汴晋双方在魏博大打出手,朱温部将葛从周在此战中大放光彩,几乎全歼晋军,李克用本人差点被俘,其子李落落也落在敌人手里。
晋方想向朱温赎回李落落,朱温却想出了一条毒计。朱温将李落落交给罗弘信,并让罗弘信杀了他,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此完全破坏罗弘信与李克用的关系,使之从此完全倒向自己这一边。此后,魏博镇成了朱温的附属藩镇。
汴晋相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晋方都处于劣势。901年,朱温的军队更是深入到河东腹地,晋阳周围的城池都被汴军占领,李克用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史载“孤城无援,师旅败亡,武皇(李克用)昼夜登城,忧不惶食”。好在汴军粮草不继而不能久战,才得以保住晋阳。
不过,朱温通往最高权力的路途很是艰难,几乎没有戏剧性的胜利。河南处于四战之地,没有任何安宁的边界,他必须在各个方向上和不同的对手进行拉锯战。因此,为了寻求解决之法,他曾三次用兵淮南,以期获得江南的财富,再通过河南道内的通济渠将这些财富运往前线。可惜三次举兵都失败了,朱温的势力被阻绝于扬州之外。
这样,朱温集团最终只是一个局限于河南道及周边地区的地方军事集团,四面邻敌,财源紧张,后劲不足。
皇帝的纵横术
虽然汴晋争霸中,朱温处于上风,但是他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击败所有敌人。藩镇之间勾心斗角,相互猜忌,没有谁会坐视其他势力的独大。因为藩镇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唐廷反倒又一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888年,唐昭宗即位,他决心要振作唐廷,实现中兴。
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杨复恭。这个大宦官掌握禁军,又与藩镇交好,几乎把持了朝政。890年,有人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温亦上书附和,可是朝中大臣大都不同意,昭宗为了抑制杨复恭的权势,不计后果地同意讨伐李克用。最终遭致失败。
后来,昭宗采取内部分化的办法,扶持杨复恭的假子杨守立(后赐姓名为李顺节)掌握禁军。宦官养军人为子,是其扩大权势的一种手段,杨氏兄弟之所以能频立大功,假子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假父子皆以利合”,一旦二者利益发生冲突,掌握兵权的军人假子势必成为宦官的威胁。李顺节对杨复恭知之甚深,使得皇帝逐渐取得上风。
昭宗顺势下诏让杨复恭致仕。这种夺权的方式比较温和,并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弹,而杨复恭也自知四面皆敌,虽然怨怼,但是不得不接受现实。
就在这时,有人诬告杨复恭谋反,昭宗不加查证,立刻派遣李顺节率领禁军前去讨伐。杨复恭本就心怀不满,又被人诬告,索性就反了,带走了一部分禁军,投奔山南西道的节度使杨守亮。
可是,昭宗刚爬出龙潭,又掉入了虎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见唐廷禁军孱弱,决定借机扩大地盘,以讨贼为名请求出兵。昭宗这时才惊觉:“如果李茂贞得了山南,还有谁可以制约他?”他立马下旨要求和解,可是已经控制不住局势,李茂贞不听劝阻依然出兵,杨复恭等人一败再败,最后被杀。
至此,杨氏兄弟扶持的藩帅被吞并,而田令孜的养子们纷纷走上了扩张和割据之路。宦官集团借藩镇重掌军权的计划全部失败。
杨复恭虽然专权跋扈,但他毕竟还是风雨飘摇的唐王朝的支持者。有他在,唐廷起码还可以维系在关中地区的统治。经此一事,支撑唐王朝的禁军大损,山南西道没了,巴蜀的财赋来源也已经断绝。唐朝已经没有可以维系自身独立的资本了。
李茂贞则以凤翔为核心,坐拥关中四塞之地,势力范围扩及河西与山南,遂萌生了“问鼎之志”。昭宗想要将其驱逐出凤翔,李茂贞上表拒绝,显示出他对唐廷的蔑视:“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之一竖。”表中还威胁道:“我怕将来军情有变,军队难以控制,只会使百姓遭难。到时陛下车驾远行,又到哪里去避难呢!”
昭宗气极,召来宰相杜让能商议遏制李茂贞。杜让能对唐昭宗进言:“李茂贞势力强大,现在我们无力应对,况且凤翔又离京城这么近,万一出兵失利就无法收拾残局了,到时候即使像当初汉景帝那样诛杀晁错向诸侯谢罪也来不及了。”但是唐昭宗只觉得羞辱,根本听不进去:“朕不能坐视凌辱,卿只要为朕调兵输饷,成败与卿无干!”
唐廷出兵讨伐,又是一场大败。李茂贞兵临长安兴师问罪,要求昭宗杀死宰相。杜让能自知必死,于是对昭宗说:“臣请归死以纾难。”昭宗流泪答应道:“与卿决矣!”随后赐死了杜让能。
看到反抗藩镇的下场之后,朝中的宦官和大臣开始向节度使们靠近,成为地方势力把持朝政的工具人。
李茂贞的强势让时局发生了变化,北方已是三足鼎立之势——河南朱温、河东李克用、秦岐李茂贞。唐昭宗开始尝试用纵横术来获得新的平衡,然而他忘了,朝廷已经不是下棋的人了。
895年,李茂贞再次发兵长安,昭宗本想逃往河东,寻求李克用的庇护,却被镇国军节度使韩建拦住,活生生囚禁了三年。
这时,朱温夺取了洛阳,准备迎圣驾于东都,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算昭宗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也绝不能让朱温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李克用和李茂贞立马结盟,要求韩建将皇帝送回长安,使其远离朱温的军队。
就这样,唐昭宗又回到了长安。他的未来仍然是飘渺不定的:去洛阳,还是留在长安。两瓶都是毒药,可是他没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力。
事实证明,一颗棋子再有想法,也不过被人主宰的命运。
凤翔之战
在唐朝的最后时刻,大臣与宦官之争再度出现了。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借助外力。宦官争取的藩帅是李克用和李茂贞,文官则倒向了朱温。
在朱温的支持下,宰相崔胤权势滔天,拔除了一个又一个政敌。而宦官在光化三年(900)酝酿了一次反击,废唐昭宗为太上皇,立太子李裕为帝。即便如此,宦官依然不敢对崔胤动手,毕竟打狗还得看主人。次年,崔胤重新掌权,迎请昭宗复位,密谋尽诛宦官。宦官们不甘心失去权柄,又担心遭到诛杀,于是立马联系了李茂贞。
皇帝争夺战开始了。
朱温从大梁出兵,准备迎驾东都。宦官闻讯,焚毁长安宫室,劫持昭宗前去凤翔。汴军很快兵临凤翔城下,凤翔方面坚守不战,崔胤则率领百官和京城百姓尽数迁往河南。昭宗立马赐朱全忠姓李,使其与李茂贞为兄弟,可是朱温果断拒绝。朱温的“全忠”之名虽然一直用到他称帝,但是此时国姓的恩赐已经不足以让他感动。
这时候,李茂贞的盟友李克用介入了战局。他派兵进逼晋、绛二州,朱温立刻折返迎击,最后取得大胜,反攻至晋阳。幸好李克用的养子神勇非凡,李嗣昭、李嗣源等将带着敢死队夜袭敌营,才算解除晋阳之围。但是晋军终究无力入关争夺皇帝。
解除河东的威胁之后,朱温再次入关。李茂贞无奈只能迎击,依旧是胜少负多,于是继续龟缩在城内,坚壁不出。这一策略很快奏效,汴军长期在关中作战,导致后方统治不稳,又逢阴雨连绵,疫病在军营中肆虐,朱温召集众将准备退兵。
其部下高季兴立马劝道:“天下的豪杰们关注此事已经一年了,我们不应仓促撤兵,而且敌军和我们一样疲惫,城破就在旦夕之间。大王担心的只是敌方总是闭门不出,以消耗我们的给养和士气。这不难对付,我有办法可以将敌人引出来。”高季兴招募勇士,前去凤翔城下,大声喊话:“宣武军就要东撤啦!”李茂贞没有细想,只道是汴军久战疲惫,于是开门追击。
埋伏好的汴军见状杀出,岐军不堪一击,最后“十不存三四”。李茂贞自然垂头丧气,只能与朱温议和。自古以来,有心挟天子成霸业者不少,然而成者少而败者多。究其原因,天子既然被挟,便已是作用不大,诸侯并不唯被挟天子之命是从,一切要以实力说话。
谈判桌的利益终究还是要从战场上取得。虽然双方使者往来,唇枪舌战,但是凤翔城外的战斗却不曾停止。攻城者斥守城军为“劫天子贼”,守城军诟骂攻城者为“夺天子贼”。
入冬以后,凤翔持续降雪,城中冻死者不可胜数,城内已经有亡命之徒猎杀活人获取人肉,一斤值一百钱,而狗肉却值五百。昭宗也不得不典卖御衣换取钱财,以维持性命。当李茂贞看到汴军开始砍伐城外的草木时,便下定决心投降了,他知道朱温不会撤军,哪怕将昭宗困死也在所不惜。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李茂贞将一切罪责推给宦官,斩杀宦官七十余人献给朱温。昭宗的车驾在汴军的护送之下,缓缓驶出凤翔。
凤翔之战,获利最大的自然是朱温。他获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称号,并被命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梁王。声威大振,无人可与之匹敌。最惨的则是宦官,昭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全城搜捕宦官七百余人,这个控制唐代政坛百余年的群体被打入历史的尘埃中,宦官干政典兵的时代结束了。
不久,李茂贞卷土重来,朱温感到长安还是离自己的大本营太远,于是加紧了迁都的步伐。
天复四年(904)正月,长安的百姓被士兵驱赶着离开他们的家园,沿途都是哭声。他们的身后是一片废墟,汴军拆毁了大量长安宫室与民间房屋,取其木材,沿河而下。
皇帝的车驾虽然浩浩荡荡,但他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宦官没了,宰相崔胤也因为想要重建禁军被杀,身边的侍卫全都是朱温的人。这是昭宗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长安。长安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的时代就此终结。
昭宗路过华州之时,看着夹道高呼万岁的百姓,只能自嘲道:“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
建立新秩序
挟持唐昭宗到洛阳后,朱温该考虑的就是以何种方式结束唐王朝和建立新王朝。
第一件事是扫除任何阻碍其称帝的障碍。
当时,河东的李克用、关中的李茂贞、西川的王建等人联盟举义,以兴复唐朝为辞,在河南边界蠢蠢欲动。对于朱温来讲,迁都的战略意义远远大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只要象征王朝政治中心的首都在地理方位上临近大梁,昭宗便再无利用价值。
天祐元年(904)八月十一日夜晚,朱温的部下朱友恭等人在得到默许后,以奏事为名,率兵进入内宫,刺杀了昭宗。朱温见皇帝被杀,还要装作不知情的样子,痛哭流涕道:“奴辈负我,使我受恶名于万代!”随后,他处死了朱友恭等人,以塞天下人之口。
但是,组织弑君事件的枢密使蒋玄晖却活了下来。在昭宗被弑不久,蒋玄晖缢杀昭宗诸位皇子于洛苑九曲池。
没过多久,朱温将裴枢等三十余位大臣诛杀于白马驿。谋士李振是个屡试科举而不中的落魄文士,最恨这些以清流自居的士大夫,他对朱温说:“此清流辈,宜投入黄河,永为浊流。”朱温大笑,将那些士大夫的尸体投入了黄河。
后世,王夫之评价道:“这些被杀的人,难道都是以身殉国者吗?大都是在朱温手下求生却不得要领的人。”李唐之将丧,当时朝廷内外都已看得很清楚,所有人都在坐等强人取李唐天下而代之。
自作聪明的蒋玄晖想要劝进,组织了一次禅让,没想到拍错了马屁,被朱温拒绝,还丢了人头。
在这个“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时代,秩序都是靠人头和鲜血换取的。朱温对于王朝合法性这件事似乎也并不太在意,他曾说:“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言语之中,尽是对神器的蔑视。
第二件事就是如何建设新的秩序。这件事,朱温很早就开始做了。
朱温集团的结构是一种藩镇体制,节度使掌管大权,武人分享权力。随着朱温势力的扩张,他不可能担任所有地区的节度使,也不可能亲自指挥每一场战役。那么,老问题又来了,朱温不在的地方,要如何维系主与臣、长官和下属的关系呢?
常见的办法是收养义子。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养子形成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从而结成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唐末以来这种风气非常盛行。李克用就有十个假子,个个都是战功卓著的大将,甚至还专门有一支“义儿军”。朱温也有不少养子,比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等,他们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有的还封了王。
然而这种关系并不牢固,养子的忠心就如同泡沫,轻轻一戳就破。朱温的地盘虽大,其实就是一个松散的靠亲密关系勾连的藩镇联合体,稍有不慎,便会土崩瓦解。集权,势在必行。
朱温借鉴了唐王朝的实践。唐廷能够对付藩镇,主要靠的是两招。一招是分权,将一个大的藩镇分割成许多小藩镇,化大为小。第二招是把持财源。对唐朝来说,控制东南便是控制了财源。而朱温则将境内的盐铁行业紧紧握在手中,通过财政控制军人的封赏和军队的后勤,从而使武人听话。
朱温还采用了一种恐怖的驭下之术。汴军的军纪非常之严苛,如果长官在战时被杀,那么他的部下都要被屠戮,因此汴军将士有很多逃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温给士兵刺面,只要士兵敢逃,一旦发现就会被缉拿回军营处死。即便对于位高权重者,朱温也丝毫不手软,稍微有小过便刑罚加身,使得诸将畏惧。
最后,他努力提高州刺史的权力,让他们敢于对抗节度使,并只听命于中央。这样,朱温的命令便可以直接下达到地方,而不会被节度使截留或者篡改。
当然,这些集权的手段只在河南道的内环地区有用,外围地区由于强敌环伺,依然是武人跋扈。
906年最后一个月,朱温收到了一个消息,他最早的追随者丁会带领昭义镇投降了李克用,理由是朱温弑君。昭义镇的背叛,使得汴军失去了一块钳制河东、河北的战略要地,也让朱温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怕天下离心,于是急忙赶回汴州。这时的朱温已经是一个五十四岁的老人了,病魔缠身,精疲力尽。平民出身的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品尝九五之尊的滋味,即便代价是成为天下公敌。
907年,朱温十分潦草地执行了禅让的程序,废除了唐哀帝,在未能战胜所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强行登基为帝,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隐患。李克用也在次年去世,而沙陀政权迎来改革,逐渐逆转了与朱梁集团的形势。
统治中国289年的唐朝彻底成为历史,随着而来的是一个更加动荡的年代。《水浒传》第一回开场云:“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在大多数人眼中,唐末五代似乎只是隋唐盛世的狗尾续貂、赵宋王朝的治世殷鉴。而中国的历史似乎也只是一个治乱相继、无限循环的历史。但当我们仔细观察这条看似浑浊的河流,其实能够发现越来越清晰的脉络:宦官的退场、士族的落寞,平民的崛起、集权的尝试……所有的水滴都指向一个新体制的诞生。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4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中西书局,2014年
胡耀飞:《黄巢之变与藩镇格局的转变(875-884)》,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banquan@lishi.net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