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一败，耻辱百年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一个年轻冲动的皇帝，一个利欲熏心的宦官，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走出了北京城。

不到一个月时间，北京城就收到前线传来的噩耗：随军出征的重量级武将勋贵，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大将吴克忠等五十多人全部遇难，或战死，或死于乱军之中。

这支庞大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灭。

连皇帝也有去无回，被俘虏了。

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建政第81年，是许多名将墓碑上的卒年。

连明朝也差点亡于此年。

01

自明太祖朱元璋问鼎中原起，明朝与逃遁至长城以北的北元残余势力就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洪武、永乐两朝，明军多次北伐，只为遏制元军对中原的觊觎。

不过，光靠武力解决双边争端，对于一个新兴的政权而言，难免会陷入穷兵黩武的境地。因此，在帝国统治安全性的驱使下，明朝一方面着力打造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与臣服自己的外邦、部落建立朝贡贸易关系，以实现经济、外交上的双边共赢。

当时，外邦只要愿意向大明称臣，明廷就会与之展开封贡互市。他邦使臣可携带土特产、马匹等大宗商品到中土来朝见明朝皇帝。而作为东道主，明廷则在使臣来访期间做好一切招待工作，并赏赐各藩属国、部落领袖大量的财物。待各国使臣回朝时，明朝皇帝还会以回赐的名义给予使臣每人一份丰厚奖赏。凡此种种，均展示了大明天朝上国的物阜民丰。

经过明朝这一套“组合拳”的收买，周边的敌对势力已被清理得七七八八了。但，明廷始终有一块心病——蒙古各部落从未放弃过统一草原的念头。

最终，在鞑靼部脱脱不花与瓦剌部脱欢、也先的结盟之后，漠北蒙古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当然，比起当年成吉思汗雄霸欧亚大陆，此时的脱欢、也先父子可谓是“要啥啥没有，吃啥啥不剩”，所以，为了蒙古部族的发展，他们不止一次胁迫大汗脱脱不花南侵。至于南侵的核心目的，也先相当直白地宣称：“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

可见，也先始终希望通过战争劫掠大明，以使蒙古各部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料。

但与直接开战相比，朝贡互市的成本显然更低。况且，明朝一贯厚待臣服于己的友邦、部落。因此，脱欢、也先两父子均认为，在自身实力尚不强时，借朝贡之机，狠狠地敲明朝的“竹杠”实乃上上之选。

02

正统二年（1437），也先的父亲脱欢首作表率，令麾下都指挥佥事阿都赤率领267人使团，押着大批骆驼、马匹到明朝朝贡并商议互市细节。

当时，即位不久的明英宗朱祁镇还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国家大事均由“三杨”报予张太皇太后决断。眼见不属于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瓦剌人组织起大规模的朝贡队伍，明朝方面并未引起必要的警觉，而是照以往对待其他外邦的惯例，给予瓦剌使臣数十倍计的赏赐。

这下彻底激起了脱欢等人贪婪的胃口。才过了两年，新继任的瓦剌太师也先，又组织了上千人的使团访明。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也先就会派出上千人乃至数千人的使团前往明朝讨赏。

而出于维护天朝上国形象的需要，明朝深知这群恶狼来者不善，却还是硬着头皮“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也先毫不收敛，为了“薅羊毛”，他指使瓦剌使团虚报人数，疯狂地骗取赏赐。结果，明朝竟生生被这群饿狼拖累，经济逐渐不堪重负。

正统七年（1442），亲政后的明英宗下诏，令镇守大同的武定伯朱冕、参将石亨设法阻截瓦剌使团入朝。在这则诏书中，他明确规定，往后瓦剌使臣入朝觐见，人数不许超过三百人。如果瓦剌不遵照执行，大明边镇将官有权将他们拦在关外，点清人数后再放行入关，超出来的使臣要么原路打道回府，要么先到猫儿庄（今内蒙古丰镇市东北）集中，直到入关使臣从北京返回后，再一同回去。

然而，明英宗的诏书在也先面前，形如废纸。

由于这些年脱欢、也先父子多次采用诈骗的行径在朝贡贸易上获利甚多，骤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必然有损也先等人在蒙古各部的威望。因此，接到诏令的也先，不仅没有改正错误，反倒变本加厉，再次扩大出使人群，同时私下令使臣窥探明朝虚实，夹带违禁交易的兵甲、火器、弓箭等开启黑市军火贸易。

明朝只能一再谕令压制瓦剌使团人数，并采取固定赏赐金额的措施，来限制瓦剌使臣贪婪的胃口。

超标的瓦剌使臣虽然不能进京，但他们仍旧拥有使臣身份。大明礼部不负责接待，那么，接待的任务就全数压在了地方政府以及边镇守将的肩上。正统九年（1444），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苑恪在给朝廷的奏报中称：“瓦剌等处朝贡使臣过大同者，岁以数千，供亿之费，上下苦之。”镇守大同的石亨也曾奏报称：“瓦剌朝贡使臣动二千余，往来接送及延住弥月，供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花果诸物莫计其数，取给官粮不敷。”看，接待一次瓦剌使团不仅要掏空大同官民的荷包，甚至连隔壁几个军镇卫所也受波及。

正统十四年（1449）春，也先向明朝派遣了两千余人贡马，却谎称有三千人，伺机向明朝勒索邀赏。明英宗身边最受宠信的大太监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这使瓦剌使团大失颜面，也让也先找到了开启战端的借口。

同年七月，也先联络蒙古各部，兵分四路向明朝发动进攻。土木堡之战，一触即发。

03

起初，明英宗并没有御驾亲征的念头。可开战没几天，前方传回的战报却令明朝上下大为惊骇。

先是久任边陲的大同参将吴浩在猫儿庄收拾也先时，被对方伏击阵亡。紧接着，由大同总督宋瑛、武定伯朱冕、驸马都尉井源和石亨率领的四路支援前线大军，也在抵御来犯之敌时失利。宋瑛、朱冕、井源等中伏而死，唯石亨快马逃脱战场，侥幸免于一死。

不仅大同的局面难以控制，据《明实录》记载，在宣府抵御阿剌知院大军南侵的总兵杨洪也头疼不已。

杨洪在明朝中期的将领中以骁勇善战著称。他早年率部随明成祖朱棣远征漠北，在斡难河畔大败鞑靼大汗本雅失里，使之仅率七骑逃遁，因此被明成祖盛赞为当世将才。但此次面对蒙古大军的南侵，杨洪明显准备不足，阿剌知院的大军在进攻前就将宣府驻军的水源切断，并将宣府围得水泄不通。

不过，阿剌知院似乎对发动战争不太感兴趣。围城期间，他曾命人射书城中，要求与明军议和，希望明朝方面继续维持之前开放朝贡互市的待遇。

可见，瓦剌南侵，还是为了钱。

而明朝这边，却接连发生边将弃城逃跑之事。在阿剌知院求和前后，正统十四年九月，巡抚大同宣府的都御史罗亨信上奏朝廷称：“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瑄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对于边将临阵逃跑一事，朝廷委托杨洪处理。结果，杨洪宽宥了这群边将，并令他们率所部官军到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声援。

眼见前线战事越来越不利于明朝，23岁的明英宗这才毅然决定御驾亲征。没想到，年轻皇帝的决定还是吓坏了辅弼他的股肱大臣。

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极力反对皇帝御驾亲征，认为明军此时准备不充分，贸然出兵，必遭大败。吏部尚书王直等人也进行劝谏，指出也先一伙最擅长断人水源，如果陛下出征，不仅后勤粮草堪忧，万一被切断水源，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面对群臣谏阻，明英宗和他宠信的权宦王振却各有想法。

一方面，明英宗自登基之日起，就有效仿祖宗亲征漠北、重振大明基业的想法。另一方面，王振虽任司礼监掌印，拥有总管宫中宦官事务及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权力，但说到底对国家并无甚功劳，难以确立威信，无法与此前“七下西洋”的郑和以及监管奴儿干都司的亦失哈等宦官相提并论，故他亟需一个立功的机会，来清洗朝野对他的不满情绪。

于是，当明英宗表露出亲征的想法时，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促成此事。

04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由明英宗亲自率领的几十万明军正式开拔。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等元老宿将，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臣武将，均追随年轻的皇帝出征。

此次参战的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向来众说纷纭，有20万、50万等说法。从明英宗下达亲征诏书到明军整体开拔，中间仅隔了两天时间，即便明朝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能力集结50万大军，对于一场即将爆发的大型战役而言，仍旧显得十分仓促。因此，无论事后会否发生土木堡之变，明军都难逃大概率战败的结局。

七月十九日，明英宗的车驾进抵居庸关。此时，也先的大部队已经在北线与明军的遭遇战中占得先机。明军长途而至，一路上看到的不是伏尸遍野，就是血流成河，所以军心逐渐不稳。可明英宗对此视而不见，为了尽快完成对北线明军的救援任务，他督令全军加紧行军。

就在几十万大军行进途中，天空突降暴雨，大部队更添了一丝衰气。

一些随驾大臣向明英宗提出，希望大军停止冒进，稍稍后撤以观战场形势。正在兴头上的明英宗此时热血沸腾，根本不听。过了居庸关，他又挥师宣府，进抵鸡鸣山（在今河北张家口）。到了鸡鸣山，明英宗一高兴，干脆将前线军务处决权交托亲信太监王振处理。

有皇帝撑腰，王振自然不会放过表现机会。当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人力陈不可轻进时，他竟大声痛骂邝埜：“你这腐儒，怎知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成国公朱勇向明英宗递交紧急军情，王振也耍起威风，要朱勇“膝行听命”。朱勇属于军中二号人物，威望仅次于英国公张辅。如此羞辱这位德高望重的名将，军中将士自然义愤填膺。他们切责王振专权太过，提议诛杀王振以安军心。为此，一群兵士还闯了明军主帅张辅的大营，希望他能聆听将士们的心声替天行道。可惜，张辅为人愚忠，担心此举会遭致明英宗不满，迁怒于己，此计最终没有实施。

此前也先围攻大同时，除了石亨侥幸逃脱外，大同监军太监郭敬也躲入草丛，捡回一条性命。就在群臣与王振意见相左之际，八月一日，明英宗的车驾抵达大同，太监郭敬现身，向他的好友兼上司王振力陈前行的巨大风险，王振这才答应了回銮之事。

05

明军这一趟折腾注定是不顺的。

得知明朝大军一路向西挺近时，也先就担心自己的几万人马无法抗衡明军数十万精锐，所以，还没见到明朝援军影子的时候，他就早早收缩部队，退出大同，等待战机。结果，明军未战先撤，也先哪里愿意放过这种天赐的劫掠机会。伴随大明军队后撤的脚步，也先提兵追击而来。

形势紧迫，留守大同的副总兵郭登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向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人递交了明军后撤计划。他建议，明英宗的车驾可以经内长城，由紫荆关入关，如此就能避开也先大军的围猎，只要进入河北易县地界，大部队安全返回京师就没问题了。

这个方案，王振和明英宗起初都是同意的。可大军后撤还不到四十里，王振就发现从大同往紫荆关方向撤军，势必要经过他的老家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他怕几十万大军从家乡过境，一定会损坏家乡的农田作物。于是，在他的怂恿下，明英宗下令明军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转至宣府入关。这么一番折腾下来，明军撤退的时间完全耽误了。

就在明军竭力呵护庄稼、小心腾挪间，抄直线的也先大军追了上来。等到明英宗走到雷家站（今河北怀来新保安镇）时，也先已经追到亲征大军后翼，伺机发起突袭。

见状，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兄弟俩向皇帝请命，留下来为大部队断后。然而，瓦剌大军人马太多，吴氏兄弟虽力战群英，杀敌数人，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已经护驾走到鹞儿岭的朱勇、薛绶等人只能再次分兵，让皇帝先走，留下四万部队阻击也先大军。由于明军仓促应战，加上随军太监刘僧不熟地形贸然进攻，导致朱勇、薛绶等后军出师不利，四万大军全数亡于阵前。

死了这么多人，王振还是没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边骂骂咧咧，斥责明军作战无能；一边继续领着剩余的明军，走向他们的“墓穴”——土木堡。

06

土木堡虽是京北三大堡之一，但说白了就是个稍大点的土筑砖包，压根容不下数十万的亲征大军。更要命的是，土木堡一带既没有可靠的水源，也没有足够的粮草。没两日，就逼得明军开始动手挖地下水。

可是周围地形复杂，群山环绕，除了风沙，一滴液体也没有。

随军大臣们赶紧提议，让大军撤往居庸关。居庸关距土木堡不过百里，城高池深，是京师北边最重要的关城。这个方案，遭到王振的否决。又有一部分人提出了新方案——撤军二十里外的怀来卫，借助卫城抵御也先大军，同时派人向京师报信，令各地领兵勤王。可王振再次作死，他一路上搜刮了一大堆金银财帛，这些稀罕玩物被装在1000辆辎重大车上。明军丢下辎重急行军，王振死活不乐意。最后一扇通往活路的大门，被彻底关上了。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趁着明军出发寻找水源，也先突然发动进攻。刹那间，军容不整的明军全线崩溃。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尚书王佐等50余名随征官员尽数死于乱军之中。最后时刻，王振和明英宗身边只剩下少量的锦衣卫。尽管他们多次拼死突围，但面对瓦剌大军的重重围困，他们的冲击无异于徒劳。

直到看见身边无数锦衣卫挺身而出战死，王振和明英宗这才醒悟过来。此刻，为时已晚。一直护卫在明英宗身边的老将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的擅权误国。他不顾明英宗的反对，抡起一把大铁锤，当场把王振砸死。

然而，伴随着也先大军的不断进逼，王振的死并没能给这场战役带来扭转空间。明英宗身边的锦衣卫和禁卫军越战越少，老将樊忠也在护卫明英宗出逃时，被乱箭射死，壮烈殉国。明英宗见实在无法突围，索性下马，盘腿而坐，等待也先大军的审判。

瓦剌士兵围了上来，起初以为明英宗只是来不及逃跑的普通将领，后来他们才知道自己立了大功。

07

皇帝亲征被俘虏，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但在也先眼里，此时的明英宗，就像是吕不韦手中的嬴异人，奇货可居，只想卖个高价。

抓到明英宗的第二天，也先就挟持对方叩关。

与此同时，明英宗被俘的消息迅速传回京师。虽然明英宗出征前曾令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但这种留守实际上只是政治摆设而已，大明王朝的实权依旧掌控在明英宗手中，而政务则交由内阁商办处理。因此，明英宗被俘对天下的震动可想而知。

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明朝的留守大臣随后赞同于谦另立新君的提议，把郕王扶正，着手准备击退瓦剌。正统十四年九月，郕王朱祁钰登基，即明代宗。出于政治需要，明代宗自即位之日起就立誓要救回哥哥，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并起用兵部侍郎于谦，誓死守卫北京城。

也先原以为有明英宗在手，率着蒙古大军到北京城下“打草谷”，肯定能狠狠地敲上一笔。孰料，瓦剌骑兵一路南下触动了中原百姓千百年来对外族入侵的敏感神经，当得知明朝留守部队将对也先的军队发起反击时，无数百姓选择了与明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敌，要么报名参加各路勤王大军，要么拿起工具跑上北京城楼，协助明军守城。来到北京城下的瓦剌骑兵不过一两万人，而各地赶来勤王尚未进入北京城的部队，就达22万之众，几乎对瓦剌骑兵形成了反包围。

在围攻北京城月余无果后，也先不敢如从前那般嚣张，急令部队撤出战场。

这时，在于谦的指挥下，明军倾巢而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尾随追杀瓦剌军，毙敌近万。也先只能率部土遁漠北，并着手策划送还明英宗事宜。

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月圆夜，在瓦剌当了一年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终于返回北京城。经此一役，他似乎成熟稳重了些。但是，土木堡的惨败，却给大明王朝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后果，成为整个帝国强弱盛衰的分水岭。

特别是追随明英宗出征的一批武臣勋贵通通战殁在土木堡，一下子打破了由朱元璋、朱棣等数代先帝努力创造的文武制衡格局。自此之后，明朝逐渐陷入了文官把持朝政的局面。伴随着皇权与臣权的矛盾不断加深，为了压制文官集团的繁衍与发展，后世的皇帝们只能自东厂的基础上再设西厂、内行厂，从文官手中攫取更多的权力，以维持朝堂的平衡与稳定。然而，宦官掌权的结果在唐朝已得到验证，明朝再行恢复，无异于饮鸩止渴。

明英宗被俘的影响力过大，致使土木堡之变后，除了“异类”明武宗，明朝再无帝王亲自率兵出征或到民间体察民情。久居深宫的皇帝，终究与整个帝国日渐脱节。

更为严重的是，明英宗被放归后，帝都深宫之内，二龙相见，形成了皇位的历史遗留问题。皇权斗争若隐若现，一些朝臣为了自保或上位，左右摇摆，图谋不轨，一场新的政治灾难已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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