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年,地狱在四川

宋朝是一个神奇的朝代。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统一朝代可以避免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但宋朝似乎可以。

秦末有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有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有黄巾起义,东晋末有孙恩卢循起义,隋末有瓦岗军起义,唐末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元末有红巾军起义,明末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晚清有太平天国运动……

这些农民起义,规模都很大,影响遍及全国,有的甚至成为改朝换代最大的推动力。

神奇的是,两宋统治319年,竟然没有发生一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注:这里的全国性,是针对北宋、南宋的疆域而言,不是以现在的疆域衡量,请勿杠)。

但与之相对应,两宋的小规模、区域性、短时间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堪称历代之最。根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的统计,在宋朝的统治时间内,一共爆发了433起农民起义,相当于平均每年约1.36起。这个数据足够吓人,但可以肯定,这么多的起义里面,绝大部分只是州、县以下的小动乱,旋起旋灭。

规模相对大一些的起义,两宋不过三次,分别是:

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四川地区,持续约两年;
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在江浙地区,持续约一年;
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在洞庭湖地区,持续约五年。

比起其他朝代动辄转战大半个中国、影响几千万人、持续一二十年的大动乱,宋朝这三次规模最大的起义,显得有些“寒碜”。补充一句,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实际上规模很小,它的影响被小说《水浒传》扩大化了。

那么,宋朝为什么会形成小起义不断,大起义几乎没有的局面呢?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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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经济富足,而少动荡。唐末黄巢起义影响那么大,转战十余个省,但就是没有进入四川,四川反而成了唐朝皇帝最后的避难所。

五代时期,当时整个中国是大乱世,而四川依然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虽然经过前、后蜀两个地方政权,以及925年的后唐灭前蜀之战,但正如史书所载,“大兵一临,瓦解土崩”,没经过像样的战争,前蜀就灭亡了。七年后,孟知祥据两川自立,是为后蜀。又三年,孟知祥去世,他的儿子孟昶继位。

作为后蜀末帝,孟昶统治四川30年左右。

直到965年,大宋乾德三年,赵匡胤出兵,仅用66天灭了后蜀。孟昶在投降之前,连连哀叹:“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及遇敌,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矢。”

宋朝在灭掉后蜀之后,为了证明这场战争是有道伐无道的正义之战,在正统史书中把孟昶写成了一个荒淫无能、沉迷女色、奢侈到使用“七宝溺器”的亡国之君。但后蜀亡国后,当地的史书却坚持认为,孟昶是一个节俭、仁慈的有为之君。据《蜀梼杌》记载,孟昶投降宋朝,离开成都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邵氏闻见录》的记载也可以佐证,该书说:“(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

吊诡的事发生了。

在宋朝接手统治四川后,这个稳定繁荣了几百年的区域,竟然连连发生兵变和暴动,并最终在993年爆发了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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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蜀疆域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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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宋初的动乱,源于北宋朝廷对这一地区的猜疑、高压与掠夺。

在南北方同时存在好几个割据政权的前提下,宋太祖赵匡胤决定先取四川,很大的因素是看中了蜀中积累的财富。

在后蜀统治的30多年间,四川这个与江浙并称的全国财赋重地,“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可以想象一下,当地富裕而又不用给中央上税,历经30多年,这个地方的财富积累一定是很可观的。按史书的说法,叫“府库之积……财币充实”

攻灭后蜀之后,宋朝朝廷将后蜀国库积累的重货布帛,全部搬运到开封。光这项转运工作,水陆并进,花了十余年才宣告完成。这也意味着,北宋朝廷在财力得到极大充实的同时,四川则几乎被掏空了。

不仅如此,入蜀的宋军军纪败坏,暴行不断,最终激起了众怒。

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统帅的伐蜀军队,不仅大肆杀害后蜀降兵,还对当地人民极其残忍。史载,宋军一入成都,王全斌等首领“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甚至出现了宋兵将领“割民妻乳而杀之”的恶劣事件,连赵匡胤得知后,都不禁哀叹:“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

四川人民在整个战乱的五代都未经过这么大的苦难,没想到自诩正义的宋朝王师来了之后,反而成为苦难的制造者。这激起了蜀地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人在北宋治下的命运,远远不如孟昶当国主的时候。于是,蜀地刚归降,反宋运动就进入了密集爆发期:成都、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绵阳等地,都有暴动发生。

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作为降将,举家跟随降兵开赴开封。行至绵阳时,遇上降兵暴动,全师雄举家逃入民宅躲避。暴动的士兵把他搜出来,强行拥立为帅。

就在全师雄动摇之际,王全斌派人前来招抚,但来人却灭了全师雄家族,并夺了他的爱女。全师雄愤怒到了顶点,遂坚定地站在暴动士兵一边,发起了宋初四川最大的兵变。

全师雄率众攻取彭州,成都十余县起而响应。陆续有士兵、人民加入起义,很快全师雄的队伍就达到十余万人,号“兴国军”,全师雄则自称“兴蜀大王”。势力最盛时,巴蜀有十六个州响应全师雄,而王全斌则独困成都城内,跟开封断绝了联系。

虽然,全师雄的起义在一年后宣告失败,但给宋朝敲响了一记警钟。

当时,四川境内的反宋武装,往往假托后蜀末帝孟昶(或其后人)的名义相号召,打出“兴国”“兴蜀”的旗帜,重建蜀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赵匡胤为此十分头疼,曾怅然说了一句:“蜀人思孟昶不忘。”他根本不知道,蜀人怀念孟昶,并不是孟昶有多好,而仅仅是现状太令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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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画像。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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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师雄领导的士兵起义,以灌口寨(今属都江堰市)为据点,中心地带覆盖川西平原十余县。起义被镇压后,赵匡胤下令改灌口镇为永康军。把一个镇升格为军(相当于州)一级的行政单位,并赐名“永康”,说明赵匡胤对这一地区实在放心不下。

皇帝们希望该地“永远康宁”,实际上则是不得康宁。

时隔25年后,993年,宋太宗淳化四年,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在永康军下辖的青城县爆发了。

农民跟士兵不一样,本性更加安分守己。我们知道,要让惯于逆来顺受的中国古代农民甘冒杀头灭族的风险去起义造反,是极其困难的。史书说:“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秦)、张(仪)巧说于前,韩(信)、白(起)按剑于后,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

一起农民起义能够爆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当地的农民已经没有活路了。

历史学家秦晖曾经指出,农民起义的爆发一般有以下几个条件:

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
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
实行严厉的户口控制;
吏治腐败,法外敲诈;
官府与民间组织对资源的争夺;
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

也就是说,农民起义都是官逼民反和天灾人祸叠加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因素引发的。

具体到王小波、李顺起义,正如前面所说,宋朝在征服四川之后,对传说中的“天府之国”进行了严厉的盘剥和管制。即便在全师雄领导的兵变发生后,也几乎没有调整统治策略。

文献记载,北宋前期,全国税额最高的地方,基本集中在川峡地区,形成“天下商税,四蜀独重”的现象。宋太宗淳化年间,朝廷为了从四川搜刮更多财富,将当地的支柱产业——布帛业盐业茶业等,全部纳入专卖管制。这就是史书所说的:

言事者竞起功利,以惑人主,成都除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进上供,又倍其常数,司计之吏,皆析秋毫。然蜀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籴贱贩贵,以夺其利……

好好的富庶之地,因为经济剥削和产业管制,几乎垮掉了。人心动荡,连活路都成问题。后来参与追剿李顺起义军的石普十分肯定地说:“蜀之乱(指王小波、李顺起义)由赋敛迫急,农民失业,不能自存,遂入于贼。”

史载,宋太宗赵光义的第五子赵元杰曾封为益王,在成都期间修了一座假山。有一次召集僚属饮酒,众人都夸赞假山,而一个名叫姚坦的下属却独自低着头。

益王强迫他看假山,他说:“但见血山,安得假山?”我只看见一座“血山”,哪有什么假山?

益王吃了一惊,追问原因。姚坦说:“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以剥民。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

这或许是真事,或许是史家讽刺宋初盘剥四川的寓言。

总之,赵元杰后来徙封为吴王,到江南去了,而走投无路的王小波振臂一呼,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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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率先起义的味江流域。图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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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遍地是干柴,只需要一颗火苗就燃了。天灾,就是这颗火苗。

淳化四年(993年)春,四川遭遇旱灾,闹起大饥荒。这对于号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来说,应该是罕见的天灾。

王小波首先在老家青城(今属四川都江堰市)举起义旗。

关于王小波的个人信息,史书记载甚少。虽然他是宋初一个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但奇怪的是,史书没有对他特别垂青,也不像记载其他起义领袖一样,编造很多没有人性的段子对他进行污名化。这说明王小波在起义过程中的表现确实不错,没什么污点可供嫌恶叛乱者的文人士大夫进行黑化的。

我们只知道,王小波是青城县味江人。青城县是四川著名的茶叶产区,王小波和他的妻弟、起义的另一名领导者李顺,应该都是茶农或茶贩。

根据四川眉山人苏辙的记载,宋初一开始并未实行茶榷(政府管制和专卖),“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也就是说,淳化年间朝廷加紧对茶业的管控之后,垄断了民间的茶叶买卖,使大批茶农、茶商面临破产和失业的困境。

王小波应该是一个容易激愤和蛮有号召力的人。在政府垄断茶业使自己失业后,他迅速拉起了100多人的起义队伍,对抗当地政府。这次起义之后,北宋朝廷对当地茶农一直心有余悸,在每年春季采茶时节都要派驻军队到青城县巡逻,防止茶农再次聚众闹事。

王小波最主要的历史贡献,是喊出了一句响亮的起义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

“均贫富”的提法,影响了此后一千年的农民起义,是一个穿透历史的口号。后来,南宋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都是在王小波这个口号基础上的发展。

话说回来,“均贫富”这个口号在宋初出现,也反向证明了宋代的进步。宋代以前,农民被迫起义,最主要的诉求是为了摆脱人身束缚和奴役,包括国家摊派的繁重的劳役。而宋代以后,农民普遍获得了人身自由,国家的征兵和重大工程建设,也从强制性服役改为招募性、购买性服务。所以,农民最大的痛苦不再是人身奴役,而是经济压迫和贫富分化。可以说,“均贫富”的口号和行动在宋初是应运而生。

当然,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起义队伍,王小波也编造了一些神奇化的身世。但不是以他本人的身份,而是利用人们对宋朝的不满,把他的妻弟李顺虚构为后蜀孟氏后人。根据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的记载,王小波在起义之初曾发表了一番讲话,讲话内容如下:

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

意思是说,我王小波是一个土老帽儿,没有资格称霸一方,但李顺有,他是后蜀末帝孟昶的遗孤,血统纯正,四川本来就是他孟家统治的,现在我们只是要替他夺回失去的东西。

王小波的队伍先后攻下了青城、彭山两个县,并严惩贪官污吏,杀了彭山县令齐元振。杀齐元振的手法残忍,但对起义者而言,相当解恨。史书说,他们杀了齐元振后,“剖其腹,实之以钱,以其平日爱钱故也”。你不是爱钱吗,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吗,我们给你的肚子填得满满的,满足你。可见这是多大的仇恨。

在杀死齐元振后,将他搜刮自民间的财产,还于民间。

这一波漂亮的操作,赢得了民心。王小波的队伍很快就达到数万人

大概经过一年的战斗,到当年年底,王小波在与官兵的一次战斗中,额上中箭。但他仍奋勇上阵,杀死西川都巡检使张玘

而王小波因伤势过重,也结束了他的生命。史书连他死时多少岁,都没有记载。

王小波死后,他的妻弟李顺继续担任起义军首领。宋代文献有确实可信的记载,说李顺在起义前曾领头主持过灌口二郎神祠的祭祀活动,并曾一度被捕成都府狱,几遭杀害。这说明李顺在起义前就是一个有领导力的刺头。

李顺坚持王小波起事的原则,继续做好三件事:

一、杀贪官污吏;
二、抄富豪的家,但不绝其生路,给他们保留了足够的衣食日用;
三、将抄家所得,用于赈济穷民。

史书记载,李顺“录用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起义者占领成都,建立政权。李顺自号“大蜀王”,改年号为“应运”

李顺并不满足于此,仍要解放更多人,于是派起义军四面出击,北抵剑门,南到巫峡。

蜀地大为震动,远在开封的朝廷也极为震惊。二月,宋太宗紧急派遣王继恩率军由陕入川,镇压起义军。

为了阻止宋军南下,李顺派部下杨广率起义军数万人去守住剑门,结果遭到宋军夹击,牺牲惨重。

此时,李顺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在攻打剑门的同时,他又派部下杨里贵率20万人去攻梓州,从而分散了兵力。剑门没守住,攻打梓州的起义军围城围了80多天,也久攻不下。直到突破剑门的王继恩主力部队往援梓州,起义军的结局已经不难预见了。

起义军一路撤退,到五月份,完全退出了成都。

这时候,李顺的下落成了一个历史疑案。

史书出现了多种记载,有的说他在撤退过程中被乱兵所害而死,有的说他被王继恩俘虏后斩杀。而最神奇的一种说法是,李顺化装成僧人,逃出了成都,30年后在广州被捕,朝廷不敢声张,暗地里将这名垂垂老矣的起义领袖处决了事。不过,李顺失败后,蜀人还是怀念他。成都人在一座庙的墙壁上画了一个美髯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当地人说,这就是李顺。

李顺下落不明之后,起义军并未溃散,这时出现了一个名叫张余的新首领。张余坚持战斗,一度攻下泸、渝、涪、忠、万等八个州,人数恢复到十余万人,在进攻夔州时,有船千艘。但此时,朝廷军队已大量进入四川,各州各郡的官兵又加强了防守,起义军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至道元年(995年)二月,起义军最后一个首领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战死。

此后,起义军散落,一部分转入四川的深山丛林,一部分出走云南。虽仍有小股的战斗,但已是强弩之末,一场震动大宋王朝的起义,至此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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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早从家乡山区发动起义。图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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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小波、李顺起义还是给四川和大宋朝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宋太宗在这场起义的末尾,下了罪己诏,承认他“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说:“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

皇帝道了歉,同时把四川动乱的根源推到了贪官污吏身上。但我们知道,所谓的贪官污吏,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执行朝廷对四川的惩罚性掠夺政策而已。

不过,宋太宗还算说话算话,在表示要改弦更张,将四川动乱作为永远的借鉴之后,淳化五年(994年)九月,他就派出有廉洁美誉的张咏出任益州知州。张咏临行前,宋太宗专门找他谈话,说:“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张咏到达成都后,降低盐价,使人民买得起盐;对王继恩的专横,也断然加以制止;对掠夺民财的士兵,进行严厉的惩治……他在成都数年,采取了柔性治理手段,被称为“有惠政”。

此后,四川分别在997年和1000年发生两起兵变,但对朝廷的震慑远不及王小波、李顺起义。反倒是另一种长时段的影响,在四川人心中慢慢扎根。

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年底开始,四川地区出现了“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言。传言不仅被编成歌谣,唱遍四川,还传到了大宋朝廷。这时,距离甲午年(1054年)其实还有一年多时间,但四川民间和开封朝廷,已经人心惶惶。

传言的发生,起因于上一个甲午年,即994年,李顺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而再往上一个甲午年,934年,正好也是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建立后蜀的年份。四川人和朝廷官员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的甲午年,1054年,四川一定还会有大事发生。

连宋仁宗都很担心。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离甲午年还有一周年之时,他派出了口碑很好的程戡出任益州知州,随后又下诏整顿蜀地吏治,对贪滥苛刻、害民妨务者加以处理。接下来的一年中,朝廷陆续发布针对四川的惠民政策,降低税率,考察盐井,减免上供的绢帛……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旨在安抚蜀地民众,防止上一个甲午年的李顺起义历史重演。

到了甲午年,1054年,四川在“侬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的谣言中平稳度过,有惊无险。

王小波、李顺起义确实是宋朝统治者一段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直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市易法”,打算在成都设立市易务,宋神宗和一部分官员还以王小波起义为戒,生怕闹出乱子来,不敢轻易派人去。王安石出来作了当面保证,宋神宗才同意。

北宋朝廷针对四川的政策调整——经济上轻赋税,政治上严控制,终于取得了成效。经过宋初近半个世纪的动乱,宋仁宗以后,四川基本没有起义和暴动发生,变成宋代全国最稳定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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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宋初动乱,四川恢复了岁月静好。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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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由乱而治的个案,我们可以分析宋代小起义不断、大起义几乎没有的成因。

宋代是一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朝代。它是在晚唐、五代军阀割据,强地方、弱中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朝代,因此,几乎所有国策的着力点都用在了怎样避免晚唐、五代的统治悲剧上。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宋代实行分权制地方行政制度,中央对地方形成绝对的制度优势:

削其支郡,以断其臂指之势;
置通判,以夺其政;
命都监监押,以夺其兵;
立仓场库务之官,以夺其财……

从势、政、兵、财控制地方之后,“向之所患,今皆无忧矣”。尤其是在兵力配置上,宋朝实行尊京师、抑郡县的政策,地方仅保有承担劳役的厢军,几乎全无武备。一旦某地有发生民变的苗头,骚动一起,凭地方兵力要控制住就很悬。正如南宋四川人魏了翁所说:“处处无兵,城垒不修,或数十夫持耰白梃,便可尽杀守令,开府库,谁复御者?”

所以宋代会时常发生一些怪现象,比如有人振臂一呼,率领队伍造反,历数千里竟然没人镇压;或者地方好不容易紧急召来州兵,一看,只有二三十人,直接就被起义者团团围住。

宋代全国平均每年1.36起的小起义,根源就在地方权力尤其是兵力的弱小与空虚,给了起义者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其实只要地方的兵力强一些,绝大多数小规模的起义在萌芽阶段就会被压下去了。

但这些小起义最终无一起发展成全国性的大起义,这才体现出宋朝地方治理的技术。

关于宋代始终未爆发全国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历史学界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

其中,最主要的观点认为,宋代的赋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庞大的财政开支主要已非取自农业。随着租佃制的普遍推行,作为宋代农民主体的佃农,减轻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多种可供选择的谋生之路。有些人尽管生活仍很劳苦,但还不至于走投无路、大批流亡。除了个别地区、部分极端年头,比如北宋初的四川、北宋末的浙江,农民的日子难过而造反,两宋300多年并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农民没有活路的情况。

还有学者认为,宋朝将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推进到最高水平,可以说汉唐不能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因此宋代尽管有数百次小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却是唯一没有发生全国范围的民变的朝代。

不应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朝统治技术的动态化和精细化。像上面讲到的四川,宋初对该地区执行的是惩罚性的高压和掠夺政策,在一系列的民变爆发之后,朝廷适时调整了政策,从高税额地区变成低税额地区。由于影响最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最早是由失业茶农挑起的,朝廷此后也加强了对茶业从业者的重点监控,避免历史重演。这一切均是宋朝地方统治艺术的体现,所以在宋初近半个世纪的动乱后,四川此后恢复了长久的安定。

河北地区也是如此。由于唐末的王仙芝、黄巢依靠活动于河北的私盐贩子为基础发动农民战争,宋朝吸取了这一教训,在推行榷盐(食盐专卖)政策时,唯独给河北开了绿灯。因为朝廷怕河北一旦榷盐,又会酿成宋朝版的黄巢起义。正是有了这些特殊的防范性政策,河北虽然在北宋屡遭灾荒,税额负担也重,但该地区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相较其他地区并不突出。

宋人对朝廷的地方统治艺术,还是相对满意的。北宋理学家邵雍就说过,本朝“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强横,亦无大盗贼,独夷狄为可虑”

是的,如果没有强大的边疆对手,宋朝就完美了。

可惜这样一个动态、精细的超稳定治理系统,先后被女真人、蒙古人给打破了,真应了那句经典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宋朝已无王小波,却有完颜晟和忽必烈。这就是一个朝代的宿命。

参考文献:

[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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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培升、吴建华:《探讨两宋始终未形成全国规模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

贾文龙、郑迎光:《宋代地方治理中“短安长治”模式的生成》,《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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