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曾被封杀,死后迅速封神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国内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

三天后,5月13日,中新社发了条消息,简单至极。

14日,《文艺报》出了一篇报道,一共五十个字。

16日,上海《新民晚报》也发了一则报道——消息来源竟是香港。

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

他很疑惑:沈从文的讣告是不是来迟了呢?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呢?

有人说,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排定,找不到适当的头衔。确实,翻遍当年中国的文学史,你很难找到沈从文三个字。

也有人说,现在需要搞活经济,谁还会关心一个作家的死活?区区一支笔,就能把生产搞上去?

巴金无法回答。

所谓文学史,所谓经济,无非都是一个道理:时代向来是不会为个人停留的。

生前曾被封杀,死后迅速封神

▲沈从文(1902-198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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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位于湘西,是沈从文一生故事的起源。

读过沈从文的人,多半会想象这样一个凤凰:风景秀美、遗世独立、民风淳朴。

但一定想不到:这座小城的历史,充满了暴虐和血腥。

清朝为了镇抚苗族,曾派遣一队戍卒屯丁驻扎。在这座孤城周围,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密密麻麻,像一群巨兽监视、镇压着苗民。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起的反抗,染红过每一条官路,每一个碉堡。

到沈从文出生的1902年,碉堡大多已经毁掉了,军队的住所变成了民房,苗族也大半同化了。只有黄昏,站到那个巍然伫立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的碉堡,能够依稀想象当年的光景。

沈从文的祖父是军人,跟随湘军一起打过太平军,也打过回民、苗民,凭着军功为家族挣得了一份产业,随后却被沈从文的父亲败光。

沈父早年镇守大沽炮台,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炮台失守,断送了他的一生功名和大部分产业。民国成立后,他原想竞选进湖南省议会。竞选失败后,心中不平,赌气出门来到北京,参与刺杀袁世凯的密谋。没成想事情败露,只能逃走,此后改名换姓,流落天涯。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沈父这样寻找出头之路的人,不知凡几。

1911年,武昌起义,此后各地响应。凤凰也不例外,苗族群众开始反抗。然而,仅仅一夜的时间,起义军就被杀败了。

那一天,沈从文早晨醒来,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无处不是人头。

他发现了角落里串起来的人耳,有位年长的亲戚问他:“小东西,你怕不怕?”

沈从文回答得极好:“不怕。”

对于9岁的山城孩子来说,这些仅仅只是开始。

杀戮持续了一个月。城防军分头派兵下乡抓人,每天要杀一百人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像赶着牲口一样。杀到后来,杀人的一方似乎有点不忍了,想了个办法:委托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在神前掷竹筊,生死取决于一掷。

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童年都是玩水、打架、偷东西,而沈从文的童年就是看杀人。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大地被大大小小的军阀主宰,湘西也不例外。这时沈从文稍稍长大了些,也想走祖父的道路。混乱的时代,普通人唯有一身勇力可托付,这是年轻人的一条出路,或许也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于是他见过的杀人就更多了。

军队的营生主要是“清乡”“剿匪”,除了有个合法的名义之外,和土匪没有什么区别。

白天到街市去玩时,他常常可以看见这样可怖的场景: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

诡异,恐怖,稀松平常。

如果鲁迅看到这般场景,定要破口大骂刽子手,以及那些麻木的看客们,沉痛质问一句:“从来如此,便对么?”

而沈从文或许就是鲁迅笔下的看客,他不会质问或者怒吼,只是平静地将其记录下来。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强悍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

见惯了如此多的杀戮之后,沈从文厌恶上了某些东西。

终其一生都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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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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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北京城来了一位青年,他提着一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坐到一个排车上,被拉进了西河沿一家小客店。

他在旅客簿上登记:“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生活对于这名“北漂”而言,并不算友好。

沈从文想要做学问,便一直在北大旁听。他又穷,又未上过新学校,自然考不上大学。他报考过北大等国立大学,均告失败;投考中法大学,录取后,宿膳费二十八元,想尽办法却筹措不出,过期只能放弃。

彼时的北京,像是一个漩涡,有人一遇风云便化龙,但更多的人被卷入河底。现实容不得他继续做这般愚蠢的梦了。他只能拿起笔,开始写作,另谋出路。

他玩了命似的写,四处投稿,基本都是碰一鼻子灰。

《晨报副刊》的著名编辑孙伏园,曾当众拿出沈从文投稿的作品,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罢,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穷途末路的时候,沈从文试着向郁达夫写信,寻求帮助。郁达夫看望了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他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从文;又请他吃午饭,拿出五块钱结账,剩下三块两毛几分,也留给了他。

当晚,郁达夫带着愤慨和不平,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中没有写出沈从文的名字,却可以看见一个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

在文中,他给沈从文出主意,上策是找点事情做——或者革命、制造炸弹。中策是回老家。下策是应募当兵,或者做贼。倘若做贼,“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有几本旧书,却是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调侃和讽刺,郁达夫指向的是残酷的、让青年没有出路的现实。但这赤裸裸的现实,满怀理想的沈从文接受起来未免太残酷。

来北京之前,沈从文对亲戚黄镜铭说:“我来北京寻找理想,想读点书。”

黄镜铭嘲讽道:“嗐,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样读书?你不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只能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36块钱一月,还是打躬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

沈从文反驳道:“可是我怎么做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对被杀的人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我们不知道沈从文熬了多久,只知道他熬了出来。从一个衣衫褴褛的湘西小伙子,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大家熟知的职业作家。

本该死去的做学问的梦想,依然在暗处发光。

北京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的街道都是“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而参观这些博物馆并不用买门票。在他来京时住的会馆西边,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厂。他原本不敢进去,可是一看见橱窗中陈列的唐宋破瓷器和明清画轴,他立马就走不动道了。

这也算一个命运的一个小小玩笑,当他看懂这个笑话的时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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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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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成为了职业作家,生计依旧是大问题。

本就不高的稿酬和版税还常常被拖欠,加上之前出版倒闭而背着一身债务,沈从文带着生病的母亲和年轻的妹妹在京漂泊,压力日甚一日,难以为继。

最后他选择了教书,赚取生活费用。

然后,就遇见了张兆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也是他的学生。

大约是1930年,老师开始给学生写信,向她表白感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张兆和似乎没有惊慌,这种场面她见多了。她应对沈从文的方式就是沉默。不管沈从文写了多少封信,全都不予理会。

多次失败之后,沈从文心灰意冷,决定辞去教师一职。临走之前,他要一个说法,便找来了张兆和的同学王华莲。

王华莲进门后,沈从文说:“我有一事要问你,可是我说不出口,请你看这个。”

他递给她前一天先写好的两张纸,接着问她很多关于张兆和的问题。说到伤心处,竟然大哭;再说,又哭。

“我因为爱她,恐怕在此还反而使她难过,也不愿使她负何等义务,故我已决定走了。不过我愿意知道她的意见而走。”

从开始到现在,张兆和的态度一直很坚定,像石头一样顽固。但,沈从文同样顽固地给她写信,表示尊重她的顽固。或许在你来我往之间,她平静的内心早已泛起涟漪。

1933年的寒假,沈从文照例先写一封信给张兆和,信中婉转地说,要提亲。并且说,如果父母同意,求张兆和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家给沈从文发电报,只用了一个字“允”,即表示婚事“允”了。

张兆和却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她一个人悄悄坐人力车到电报局,递上自己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那时的电文一般不用白话,没成想还加了“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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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张兆和。

在汹涌的爱情面前,沈从文似乎有了新的感悟。

他愈发厌恶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权力、思想、历史……

1934年1月7日,他启程回凤凰。这是他离开湘西后第一次返乡。行前,向妻子张兆和许约,每天给她写信。他写了近五十封之多,回北平后整理,把“三三专利读物”转换为面向读者的文本,这就是后来的《湘行散记》。

十多年前的沈从文,孤孤单单,身无长物,搭坐一只船只上行,对于自己前途毫无把握。如今,再见故乡的吊脚楼,听见河边的小曲,在野性的自然面前,他想问问自己:人究竟为什么活着?

多数人庸庸碌碌地活着,该吃吃,该喝喝,少数人能够掌握自己乃至于国族的命运,使生命放光,这是五四运动印在他心底的想法。

此刻,他承认他错了。

“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

“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回乡没多久,《边城》问世了。很多年以后,这篇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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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后来被改编成电影。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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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沈从文跟随西南联大来到了昆明。

昆明的第一次轰炸,天空刚刚被点亮,爆炸声便在四周响起,窗子的玻璃碎了,一片片落下来,尘土飞扬,人群奔散……

沈从文却神色不变,望着不远的浓烟,喃喃着;“炸了哪一边?学校才迁来,不能再受损失了!”这是坚强的沈从文。

而脆弱的沈先生会因为喝了点酒,低落地说道:“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忽然把酒杯一放,哭了起来,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童年的记忆,湘江的历史,还有昆明的巨雷,交织在他心里。在这种环境下,他写下了《长河》——一部本该是中国版《战争与和平》的小说。

“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他又想起了人们相互残杀的历史,以及被历史淹没的人群。

抗战以来,文人们想要献身报国,无奈只有一支笔可堪大用,于是想要以文章投身政治,为民族尽力。

沈从文瞥见背后的隐忧,害怕政治让文学堕落,专门发文反对作家从政。

左翼文坛反应激烈,一群人撰文反驳。误解越深,敌意越重,沈从文的原意越被简化,乃至被标签化。在外界看来,救亡已经如此迫切,沈从文却活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念着些不合时宜的老话。

直到1946年,针对沈从文的围攻开始了:“产生了一种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这种人的代表是沈从文。”

更多的人,斥责他的文章只有抽象,没有阶级。“帮凶”“帮闲”“诬蔑”“犯罪”,猛然间已成口诛笔伐之来势。

最为严厉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他将沈从文描述成“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

形势如此,孤单的沈从文几乎等同于被封杀。

时代往前走,他有些跟不上了。

1949年开春,沈从文自杀。

被救之后,他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宁静,他想到了翠翠——他在《边城》中塑造出来的少女。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

但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

他希望家人把他的作品烧掉,免得误人子弟。

他常常躺在床上听贝多芬,感觉人生悲悯。

此后,他给好友丁玲写了一封信。

“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

放弃多年来从事的文学,重拾起初到北京时的梦想,这是沈从文的选择与自我救赎。这个命运的玩笑,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他的文物研究与众不同,最关心那些当时不被当作文物的扇子、马鞍、镜子、衣物、杯子等日用品。他知道,这些物件背后,有劳动者的创造和故事。

后来,他耗尽心血写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这是新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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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夫妇及其连襟。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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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8日,老迈的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

南华山、观景山、喜鹊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里面传来孩子们的晨歌。

在古街小巷走走,三转两转到了一座房子,房屋已经破旧,里面住着五户人家。沈从文扶着中堂的破门壁,说:“这里是我家,我就出生在这里……房屋早已卖给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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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凤凰故居前。

他想听傩堂戏,听听童年的声音。

艺人们在锣鼓伴奏声中,唱着:“正月元宵烟花光,二月芙蓉花草香……”当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时,沈从文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了起来。

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送行,他那黄框镜片后的眼睛红红的,已经满是泪水。

时代一直在往前走,幸好还可以看见隐于历史背后的人类的哀乐。

不管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的面貌、恐惧和希望,都应该记录下来。

从一个热衷于看杀人的乡下少年,到如今处处伤情、常常流泪的老先生,他的心中早已长满了慈悲与哀悯。

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曾满怀感伤地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

但当荒诞的时代远去,他的作品却迎来了新生。

80年代以后,一些现代作家从以前被遮蔽的状态下重新出现在文学史中:张爱玲,钱钟书,以及沈从文。他们无一不坚持一种“日常叙事”来对抗“宏大叙事”,以涓涓细流对抗漫漫长河。

这算是一场迟来的证明:他从来都是中国一流的小说家。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说,沈从文的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

沈从文去世后数年,瑞典学者马悦然揭露了一个秘密,1988年,沈从文进入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

从来就没有完美的结局,这倒是“很沈从文”。

1988年5月18日,沈从文去世八天后,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有寥寥数人。

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现场响起他生前最爱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

这或许是沈从文希望的吧:不需要新闻的热闹,不需要时代的缅怀,不需要谁来给他定个“地位”,就这样静悄悄离开人世。

四年后,1992年,沈从文“回”到家乡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一半直接埋入墓地泥土。墓碑是一块大石头,上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着四句话: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在湘西静静的河流里,很多东西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直到如今,我们依然阅读沈从文,依然想念他,依然为了翠翠、三三们流泪。

不为崇高的思想,不为宏大的历史,就只是因为,他带着悲悯的目光看着所有渺小的人们。

这世界有无数个湘西,却只有一个沈从文。

生前曾被封杀,死后迅速封神

▲晚年沈从文。

参考文献:

[美]金介甫:《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

沈从文:《湘行散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沈从文:《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黄永玉:《沈从文与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沈从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对一些有关问题的回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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