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年号：帝王意志的体现

汉武帝刘彻

    对于已经废除年号纪年的中国人来说（目前全球只有日本还在使用年号纪年），很难想象年号会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然而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年号的定立与颁行，无不与皇帝的政治意志紧密相连。皇帝正是通过年号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政治意志渗透到国家日常生活中。帝王们虽然逐渐淡出历史，但他们留下的一个个年号，仍然可以使千百年后的我们感受到他们强魄的政治雄心。

    翻开时下通行的任何一部历史年表，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武帝以前的帝王采用的是王位纪年，而从武帝即位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年号“建元”，自此以后年号纪年序列有秩，除了偶然出现三字、四字年号，基本延续着武帝年号的样式，似乎年号的出现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后世帝王对年号的沿用也不过是墨守成规而已。

    辛德勇先生的《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极大地颠覆了我们原有的看法。该书通过发掘“年号纪年”早期阶段的三位重要历史人物：汉武帝、汉宣帝、王莽，揭示了三人对年号纪年精心改造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年号变换背后波澜壮阔的政治博弈，终使我们意识到年号纪年的创立，并非一蹴而就的发展定式，稍有变故，后世流传的纪年方法则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建元与改元》所包蕴的内容十分丰富，用作者的话说，该书以探讨“年号学”为主旨，却触及西汉新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心理甚至帝王生理状况等诸多问题。年号俨然成为一张“蛛网”，牵连西汉新莽社会的各层各面，所及之处都可以引发相关史学命题的思考。对该书全面的讨论，已经超出了笔者的学力范围，以下仅就阅读所得，略作梳理，或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此书，进而关注年号在西汉新莽历史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汉武帝创制年号：皇权的重塑

    先秦时期的纪年方式为王位纪年，君主即位后即称“元年”，年数记录直至君主驾崩，待新君即位后再启用新元。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秦惠文王和魏惠王称“王”后改行新元），君主都只使用一元纪年。然而到了西汉文帝、景帝时期，每逢重大历史事件，皇帝会采取重新纪元的形式来昭示万象更新。文帝曾于在位第十七年改行新元，景帝曾于在位第八年、第十四年两度改行新元。武帝即位以后，则形成了六年一改元的固定模式。武帝在位第二十七年，纪年方式的变革出现契机。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见于《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直到武帝在位第二十七年，纪年方式仍然是王位纪年。稍有不同的是，因为六年一改元，这时的纪年已经是第四纪元的第三年，官员们认为这种复杂的纪年方式实在难于推行，于是建议给每个纪元命名一个具有祥瑞意义的称号。官员们的建议被武帝采纳，下诏依次追改前四个纪元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年号纪年方式由此产生。

    读罢《史记·封禅书》的记载，会令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年号的创立是为了方便纪元。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绝非这么简单，武帝创立年号纪年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含义。要想揭示武帝创制年号的政治意图，则必须结合汉帝国的建立，以及汉朝皇帝权力来源才能讲得清楚。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各路诸侯的推举下即皇帝位，成为继秦始皇、秦二世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位皇帝。虽然刘邦也号称皇帝，但与秦代的皇帝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秦代的皇帝制度是在武力兼并诸侯国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当秦始皇称皇帝时，诸侯已经全部被消灭，不存在任何制约皇权的政治势力。而刘邦称帝时，天下形势已经恢复到战国时代诸国并立的局面，刘邦只不过是诸侯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他这个皇帝只具有“盟主”的性质，与此前项羽“西楚霸王”的称号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说，西汉初年的汉朝，绝非大一统的王朝，而是由一个个独立国家构成的政治联盟。借用李开元先生说法，将西汉初年的天下定义为“后战国时代”或许更为贴切。

    然而李开元先生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秦汉史学界的充分重视。“秦汉帝国”的称法，使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汉朝是继承秦朝而来的统一王朝。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一批西汉初年法律文献的出土，才使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汉初年的王国拥有很高的独立地位。在王国内部，诸侯王与皇帝并无两异，汉人贾谊在《等齐》中有关诸侯王与皇帝规制等同的种种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真实的切实反映。以往秦汉史学界有关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郡国并行体制”也由此得到全面反思。西汉初年的王国并非汉朝统治下的基层行政组织，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其说汉朝与王国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不如说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更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