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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年号:帝王意志的体现

日期:2014-05-28    来源:东方早报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汉武帝刘彻

    对于已经废除年号纪年的中国人来说(目前全球只有日本还在使用年号纪年),很难想象年号会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然而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年号的定立与颁行,无不与皇帝的政治意志紧密相连。皇帝正是通过年号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政治意志渗透到国家日常生活中。帝王们虽然逐渐淡出历史,但他们留下的一个个年号,仍然可以使千百年后的我们感受到他们强魄的政治雄心。

    翻开时下通行的任何一部历史年表,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武帝以前的帝王采用的是王位纪年,而从武帝即位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年号“建元”,自此以后年号纪年序列有秩,除了偶然出现三字、四字年号,基本延续着武帝年号的样式,似乎年号的出现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后世帝王对年号的沿用也不过是墨守成规而已。

    辛德勇先生的《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极大地颠覆了我们原有的看法。该书通过发掘“年号纪年”早期阶段的三位重要历史人物:汉武帝、汉宣帝、王莽,揭示了三人对年号纪年精心改造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年号变换背后波澜壮阔的政治博弈,终使我们意识到年号纪年的创立,并非一蹴而就的发展定式,稍有变故,后世流传的纪年方法则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建元与改元》所包蕴的内容十分丰富,用作者的话说,该书以探讨“年号学”为主旨,却触及西汉新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心理甚至帝王生理状况等诸多问题。年号俨然成为一张“蛛网”,牵连西汉新莽社会的各层各面,所及之处都可以引发相关史学命题的思考。对该书全面的讨论,已经超出了笔者的学力范围,以下仅就阅读所得,略作梳理,或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此书,进而关注年号在西汉新莽历史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汉武帝创制年号:皇权的重塑

    先秦时期的纪年方式为王位纪年,君主即位后即称“元年”,年数记录直至君主驾崩,待新君即位后再启用新元。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秦惠文王和魏惠王称“王”后改行新元),君主都只使用一元纪年。然而到了西汉文帝、景帝时期,每逢重大历史事件,皇帝会采取重新纪元的形式来昭示万象更新。文帝曾于在位第十七年改行新元,景帝曾于在位第八年、第十四年两度改行新元。武帝即位以后,则形成了六年一改元的固定模式。武帝在位第二十七年,纪年方式的变革出现契机。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见于《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直到武帝在位第二十七年,纪年方式仍然是王位纪年。稍有不同的是,因为六年一改元,这时的纪年已经是第四纪元的第三年,官员们认为这种复杂的纪年方式实在难于推行,于是建议给每个纪元命名一个具有祥瑞意义的称号。官员们的建议被武帝采纳,下诏依次追改前四个纪元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年号纪年方式由此产生。

    读罢《史记·封禅书》的记载,会令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年号的创立是为了方便纪元。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绝非这么简单,武帝创立年号纪年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含义。要想揭示武帝创制年号的政治意图,则必须结合汉帝国的建立,以及汉朝皇帝权力来源才能讲得清楚。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各路诸侯的推举下即皇帝位,成为继秦始皇、秦二世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位皇帝。虽然刘邦也号称皇帝,但与秦代的皇帝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秦代的皇帝制度是在武力兼并诸侯国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当秦始皇称皇帝时,诸侯已经全部被消灭,不存在任何制约皇权的政治势力。而刘邦称帝时,天下形势已经恢复到战国时代诸国并立的局面,刘邦只不过是诸侯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他这个皇帝只具有“盟主”的性质,与此前项羽“西楚霸王”的称号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说,西汉初年的汉朝,绝非大一统的王朝,而是由一个个独立国家构成的政治联盟。借用李开元先生说法,将西汉初年的天下定义为“后战国时代”或许更为贴切。

    然而李开元先生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秦汉史学界的充分重视。“秦汉帝国”的称法,使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汉朝是继承秦朝而来的统一王朝。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一批西汉初年法律文献的出土,才使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汉初年的王国拥有很高的独立地位。在王国内部,诸侯王与皇帝并无两异,汉人贾谊在《等齐》中有关诸侯王与皇帝规制等同的种种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真实的切实反映。以往秦汉史学界有关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郡国并行体制”也由此得到全面反思。西汉初年的王国并非汉朝统治下的基层行政组织,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其说汉朝与王国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不如说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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