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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诸葛亮屡出昏招:不斩败将马谡却杀魏延

日期:2011-11-24    来源:凤凰网历史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所谓“反骨”的说法当然只能是小说家言。解剖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反骨”。魏延所谓的“反叛”,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反叛并无实据。

  还是先来看看史实。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军级干部”,却偏偏将“军级干部”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意思是丞相虽然病故,但我自己还有主见。亲属和随从官员护送他的遗体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独当一面,继续完成北伐大业,不能仅仅因为丞相去世就放弃既定国策。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来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总让我想起诸葛亮当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别说魏延,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可以想见,假如诸葛亮不隐瞒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肯定不会走这个极端。

  如果按照籍贯划分,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无论彼时还是现在。费祎是鄳县(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鄳县跟义阳一样,开始属于荆州江夏郡,后来属于荆州义阳郡,乃至西晋的义阳国。当然,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不是时候。因为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魏延一旦松口,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魏延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

  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驻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上了贼船,就别想轻易下来。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

  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尚方宝剑”、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这可不是我为同乡先贤乱说好话,都有事实依据。据《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说,平常大家一起议论,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

  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史通·古今正史》记载:“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鱼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书。鱼豢入晋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客观,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尽管裴松之认为上述关于魏延的说法,“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怀疑乱出杨仪。

  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么最好的反叛时机可不是诸葛亮新亡、周围大军云集的时候,而是在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

  那一年,魏国死了大将曹仁;吴国似乎死了美人小乔;孙权在武昌——“以武治国而昌”——动工修建用于瞭望观察的黄鹤楼,而蜀国则在成都匆忙赶修今天武侯祠内的两个景点:汉惠陵和昭烈庙。因为刚刚称帝不久的刘备,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虢亭惨败后,刘备逃回白帝城,惊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将国事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国主新丧,人心不稳,当年夏天,雍闿即在南方作乱。雍家是益州大姓,因为其先祖雍齿曾经受封为什邡侯。而雍齿之所以能受封,主要是刘邦需要树个典型,自己能容纳仇人的典型,以安人心。

  天下平定后,有一天刘邦看见很多臣子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张良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说:“他们迟迟得不到分封,正在商议造反。”刘邦很吃惊,问该怎么办;张良说:“您最恨谁?”刘邦说:“雍齿曾经背叛我投降秦军,我最恨的当然是他。”张良说:“如果您能封雍齿为侯,那么大家心里都有了谱,就不会造反。”于是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食邑两千五百户,功劳列居五十七位。

  雍闿当时居住在建宁(今云南曲靖)。他祸乱南方,杀了太守正昂,派人跟吴国联系,受封为建昌太守。另外一位托孤大臣、都护李严为平息事态,给雍闿写信,晓谕利害。李严苦口婆心,写了整整六页纸,可雍闿的回信却只有简单的几个字:“盖闻天无二日,士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态度无比嚣张。要说远,肯定还是吴国更远。雍闿联系吴国不过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立。尽管如此,因为内政不稳,诸葛亮并没有立即出兵,忍了两年,公元225年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雍闿、孟获。七擒七纵几乎是诸葛亮人生辉煌的顶点,但就在那一年,著名书法家、魏国太傅钟繇生出一个儿子,取名钟会。此人将见证诸葛亮一生事业的毁灭。

  那时魏延身为汉中太守,地接魏军,手握重兵。如此大好时机都不反,后面的过激反应,只能说是为情势所逼,本身并无反意。

  如果说“不才明主弃”只是孟浩然的感喟与牢骚,那么“雄才明主弃”则是魏延与诸葛亮两人共同的人生悲剧。因为真实的魏延,才干相当突出。

  先来看看魏延的出身。据《魏延传》记载,他“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的编制名称,一般而言,将军或者校尉下辖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后来含义逐渐变化。《唐律疏议》上的说法是:“部曲,谓私家所有。”因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稿·奴隶篇》中认为:“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一般指家兵、私兵。也就是说,魏延并非长沙降将。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随刘备入川,因为屡立战功,而被封为中级军官“牙门将军”。

  然而等到刘备在汉中称王时,魏延遭遇突击提拔: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此言既出,“一军尽惊”。因为汉中的战略地位实在太过重要。

  汉中对于蜀国的地位有多重要?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中国象棋一代宗师胡荣华有次接受电视采访,说到自己形形色色的让棋方式,其中有个方法是把自己的五个卒全部拿掉。主持人听后不以为然,觉得区区小卒没什么用场——这也正常。无无能之兵,只有无能之将。这主持人不会下象棋,故而有此印象。胡荣华当然不同意这个见解。他郑重地说:“可不是这么回事哟,卒子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卒子,就像人冬天不穿衣服,会很冷的!”

  汉中之于蜀国,就是这样的御寒衣物。

  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如此重镇,自当以名将镇守。大家都认为会派张飞,张飞也以为非己莫属,可是谁也没想到,最终刘备的选择,居然是魏延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刘备当然也知道众人的想法,为了树立魏延的威信,特意安排他当着大家的面发表施政纲领,情形不亚于现代的任职答辩。刘备问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率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这个豪言壮语让刘备非常满意,后来又晋封魏延为镇北将军。

  后主刘禅即位之初,大面积分封群臣,以便笼络人心。这时魏延被封为都亭侯。三国是乱世,一切都混乱,包括侯爵;它被分为三级,县侯、乡侯、亭侯。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食邑就是汉寿亭;魏延首次受封时,也是这个级别,食邑只有一个村。不过这没关系,他后来进步很快。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意北伐,上了《出师表》,然后进驻汉中,整顿人马,调运粮草,随时准备出征。这时魏延的任务是都督前部,官职是丞相司马、凉州刺史。从公元227年到234年,诸葛亮一共组织了六次北伐,《三国演义》上称为“六出祁山”,其实真正出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只有两次,其余四次都在别处用兵。这六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其中,可谓劳苦功高;其中还有一次,完全是他唱主角。这就是建兴八年、公元230年的第四次北伐。

  严格说起来,这次算不上北伐,至少不是诸葛亮的北伐,顶多是魏延的北伐。起初是魏军处于攻势:当年秋天,魏军兵分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出西城(今陕西省安康西北),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诸葛亮屯兵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赤坂(陕西省洋县东二十里),与之抗衡。适逢天降大雨,连续月余不止,无法交战,魏军只好撤退。诸葛亮趁机派魏延和吴懿深入羌中,联络羌人,袭扰魏军后方。

  魏延和吴懿随即带领本部人马,向西进入羌人居住区。当年11月,他们招兵买马,队伍扩充到一万多人,不断袭扰魏军。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军灭火,两军在阳溪展开激战。最终获胜的不是魏军,而是魏延。郭淮等敌不过魏延,只好退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当时的陇西郡治所在。郭淮也是魏国名将,魏延能击败他,肯定不是“一不小心”。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

  魏蜀互掐,吴国在干吗呢?就在那年春天,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官兵“浮海求夷洲及禀州”。卫温的舰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在夷洲(台湾)南部登陆。孙权事先征求意见时,很多人支持,但名将陆逊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舍近求远、得不偿失。就当时而论,陆逊自然不错,但现在来看,孙权此举还是有功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