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启示录：图存求强绝不可开倒车

　　一

　　1900年8月16日晚间，八国联军部队将残余中国抵抗军队驱逐至西北两个方向，北京城陷落。两天之前，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已携傀儡皇帝以及枢机近臣、大内扈从向帝国西部逃遁。

　　8月19日，在逃出北京后的第五天，慈禧太后发出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军机大臣荣禄、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命令他们留在北京与联军议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来到保定，而另两位大臣也相继上吊身亡。第二道上谕发给了两广总督李鸿章，要求他从广州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枪伤归国。正如他的预想一样，他成了国家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同僚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舆论则传说他拿了日本人的贿赂，更有人公开讨伐此贼“可杀，该杀”，当以其死雪“心头奇耻大辱”。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被下放岭南任职粤督的李鸿章又公然藐视朝廷权威，抵制排外行动，不服“灭洋勤王”号令，声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但是关键时刻，朝廷知道，自己需要李鸿章；劫后余生的北京人也在盼望李鸿章从广州入京。他们似乎都很健忘，李鸿章不久前还是他们痛恨和唾骂的对象。早在8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日本汉学家冈千仞游历中国各地，探访曾旅日的王黍园的族人，获得热诚款待。族人中有个名为王砚云的举人，广有才学，能言善辩。王氏说：“李中堂(鸿章)开办招商、机器二局，耗资百万，消耗国力，并无结果，大失民心。”冈千仞对王氏的说法不以为然，指出中国人是中了儒教的毒；还解释说，取西洋之长，以供我用，就是养育国本之要。王砚云却愤然说道：“机器者圣人不语也。此物惟有导国人去其质朴而趋赴机巧。”从王砚云的一番话可以窥见：若有人引进西洋文化，便会被主流社会斥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2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9月中旬，慈禧太后和她信任的大臣们拟就了大体的议和框架，李鸿章和奕劻两位议和大臣按此照会各国，提出了5条议和纲领，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开出自己的谈判条件：

　　1.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

　　2.愿意协商赔款问题；

　　3.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

　　4.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

　　5.先行停战。

　　对中国人提出的议和条件，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蒋廷黻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那样的尴尬和悲凉。

　　瓦德西继而鼓动各国，坚决拒绝中方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并且各国还一致提出，只有清政府在如何惩办“祸首”等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之后，才可能开始考虑议和的问题。李鸿章也给慈禧太后发电，要求朝廷尽快从重惩办相关人员。

　　除了要求惩办“祸首”，列强在“两宫何时回銮”问题上态度也一度强硬，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

　　正当李鸿章、奕劻左右为难之际，突然传来俄国军队准备长期占领中国东三省的消息，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不安，如果清政府一直陷于逃亡境地，就无力对俄国进行真正有效的谈判和抵制，列强也没有理由去“维护”一个已经没有政府的国家的“领土完整”，而维持东北亚局势稳定，符合美国的一贯国际政策，也为日本此后的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中国东北被俄国一国占领，整个东北亚地区就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国际力量重组。这就使得八国的统一意见出现了松动，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而是集中精力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以期攫取最大限度的战后利益。

　　圣诞节的前一天，八大列强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将拟好的《议和大纲》交给了奕劻，并要求清政府迅速答复。这份《议和大纲》共有12项主要条款，是后来《辛丑条约》的蓝本。

　　八国联军最初要求定12名朝廷官员死罪，包括庄王、端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等。经反复谈判，最后的结果是：赐庄王自裁；端王充军新疆，终身监禁；毓贤即行正法；徐桐和董福祥被革职；刚毅、徐桐已死，均追夺原官位。除朝廷外，全国各省还有119名官员被处死或被严厉处罚。惩办“祸首”的风波平息后，赔款的数额问题便成了议和的关键。

　　第二年的1月7日，从保定坐上火车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城里。至此，在中国旧历庚子年爆发的这场动荡终于结束，无论对于这个国家的贩夫走卒，还是最统治者，都是一场难以承受的世纪噩梦，那些被处决的“祸首”到底是些什么人？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

　　义和团诞生在中西方矛盾最为聚焦的北方地区，是从“反洋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本土势力。

　　如果我们能够首先跳出给义和团“定性”的窠臼，先看它的形成原因，事情就会明朗。近代中国在与西方抗衡中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技术器物层次，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文明方面。但是，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中华文明的保守性也不仅表现在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从上层来看，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冷淡态度也似乎让今人匪夷所思。洋务运动时期，在涉外官员和各方开明人士的共同推动下，从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下属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极其有限。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近30年中，译局仅卖出约13000部译著。(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第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公众对西方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本，仅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一本书，自1866年出版后售卖25万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文明的关注和了解程度。在1895年启动初步教育改革以前，西学在中国书院的课程设置里基本上是被禁止的。

　　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来得及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西方文明的载体基督教已经在中国各处遍地开花。19世纪末，基督教的势力之大，影响之广，已经达到“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程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面前，许多国人不但在心理上保持着天然的优越，还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进行无知的批判和诽谤。

　　即使一直被当作近代中国人介绍西学的范本——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不能对西方文化做到完全客观的认识。

　　为清政府雇用多年的李提摩太甚至指责《海国图志》是破坏中西方文化之间和平相处的最主要的麻烦者，他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使他(总理大臣汪鸣銮)相信，谁是破坏中国政府和基督徒之间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随身携带了两套书作为证据。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于另一个作者之手。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第一种，作者魏源，声称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种书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制造摄影机，偷取被摄像者的灵魂。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动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嘉约翰(1824—1901年)是最早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医生之一。1859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他和他的医院共为70多万名中国患者诊治过，做过近5万次手术，为近代中国培养了150名西医。但却时刻受到“挖肝剖腹”的指责。他的诊所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一是靠了传教士的执著精神；二是因有没钱治病的，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三是有留美回国的中国开明人士的帮助。嘉约翰对于近代中国的最大意义在于，他设立了西医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

　　在19世纪后半期，在从上层官僚士绅到下层普通民众都对基督教积忿难平，谣言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积忿多是由于各阶层利益、民族尊严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冲击所引起的话，对于流言的轻信则更多地反映了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以及社会民众整体心理的保守性。

　　到了同治年间更有“家有丧，私取其双睛，其取睛之故，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这样的谣言传播开来。(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第9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这些早年遍行于中国南方的谣言，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也来到了北方各省，尤其在天津地区影响甚广。曾国藩处理“津案”的报告中显示：“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809页，《清末教案》。)这种偏见，本质上是一种民族自卫意识，但它强化了人们在反基督教运动中非理性的仇外心态的滋生，而使得本来具有正义性质的自卫意识变得扭曲。

　　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当然不只是带来了一种新的医疗和生活方式，它还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它也会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如此强势的异质文明的冲击，惶恐和对抗弥漫在社会的每个领域、各个阶层；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外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大多以清政府的惨败赔款和增加新一层民族屈辱感而了结，这就不能不激起广大民众的“仇外自保”心理，一些教士和洋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对国人的欺凌和跋扈，又为人们提供了宣泄的契机。

　　除了思想文化和民族意识方面的冲突之外，经济方面的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早期，本来就有不少的社会底层人民把他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认为这支“叛乱者”是借助西方基督教的思想意识被鼓动起来的。到了后来，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西方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大，他们不仅带来了真正的基督教，而且外国货物在中国内陆的城市和乡镇的市场上也开始显著增加，而到了60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西式工矿企业、商业以及外国资本都被大规模引进到中国。同时从西方传入的铁路也直接威胁了传统的运输体系，近代化无情剥夺了许多普通人养家糊口的职业方式。

　　那几年，又赶上天灾：1898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数百个村庄；1900年，华北地区大面积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制造了数以万计的饥民、流民。

　　天灾人祸，在这个时候，列强对中国财富和领土的掠夺又呈愈演愈烈之势，。

　　频发的教案就是在这个特殊年代里，中西对撞、冲突的直接反映。义和团民的身影就在那几年里开始出现了。

　　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的顽固派官员极端不屑与涉外官员为伍，但是，一旦发生教案纠纷，他们往往又避之不及退居幕后，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外交争端。来到事发地点处理争端的往往是有过一定涉外经历的开明派官员，他们对反洋教事件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极力反对盲目排外和焚烧逐杀的暴民行为。他们指出，这样不讲求理智，只讲求泄一时之愤的行为，不仅达不到保家卫国、自强求富的目的，反而会给外国提供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人们很自然地迁怒于处理教案的当事官员，连同他们“采西学”、“制洋器”和借西法自强的近代化活动也被民众斥为勾结洋人的卖国行为。在朝廷中，顽固派又借助民间舆论对开明派进行政治攻击。所以在顽固派的个人日记、奏章中，开明派官员往往都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在民间野史中，这些人也是清一色的投敌卖国形象。开明派官员在处理事件前后，感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以致“每办结一案，必多集一谤”，甚至感到“侧身天地，至无所容”。

　　与此同时，朝廷中的顽固派希望借助义和团“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然后继续做闭关锁国“天朝”的美梦，以痛恨西洋、批评洋务著称的大学士徐桐见之喜不自禁曰：“中国自此强矣。”

　　由于民教冲突日益增多，清廷在上谕中指示各省办理教案，应遵照“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的原则，地方官不应“误听谣言”，避免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1900年1月27日，英、美、法、德等国驻华公使同时照会总理衙门，认为上谕的措辞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对义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抱有好感”，要求清政府“下令指名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2～13页。)3月2日，英、美、德、法、意五国驻华公使，再次前往总署施加压力。三天后，五国公使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必要手段”。

　　5月中旬以后，以端王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势力，召引义和团入京，包围使馆、教堂，烧杀事件时有发生，京城秩序大乱。就连光绪的处境也处于危险中，载漪为了他的政治目的，在义和团民中煽动“杀一龙(光绪帝)”的活动，6月25日，载漪、载勋一伙带领60余名义和团民闯到光绪帝临时居住的宁寿宫门，他们口称寻找“二毛子”，“大声呼噪，请皇帝出宫，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欲对光绪帝下毒手，甚至当面“呼帝为鬼子徒弟”，最后慈禧太后亲自干涉，此事件才得以平息。(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第67卷，第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5月15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衫彬在永定门外遇害，北京城里很多人已经预感到了事件的严重性，“都人闻信，咸栗栗戒惧，知有危祸。各使馆外人，尤大哗愤，群起向总署诘责，问我政府究竟有无保护外人能力？当局支吾应付。”(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第18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3天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致函给清政府，告诫如果事情事态持续下去会带来无法预想的后果：“我要再一次请贵国皇帝和大臣注意，六个月来，我不断在口头和书面提醒贵国政府，说你们如果不采取适当办法镇压义和团和大刀会，将引起极大的危险，而你们对我的劝告一向回答说‘这是过分的忧虑，夸大了危险性，中国政府正在办理有益于和平的一切事情。”(《窦纳乐致满清总理衙门信》，《义和团史料》，下，第543页。)

　　杉衫彬被杀之后，团民又扬言要焚烧各国使馆，朝廷内部一部分开明官员作出反应，劝告各国公使暂时回国，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害之后颁布谕旨，著派兵护送使馆人员赴天津。各国公使遂赴总理衙门辞行，但在德国公使行至总布胡同，却被一兵士击毙。于是各国公使认为清政府无保护诚意，行亦死，居亦死，随即各公使电告政府设法派兵保护，“卒动列强之公愤，招八国之联军。”(《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上，第159页。)

　　在民间，甚至有许多无辜百姓被团民指为二毛子而惨遭杀害。5月28日，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

　　二

　　更多的义和团团民不分昼夜陆续结队入京。6月16日，慈禧太后曾发布上谕，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至20日宣战前夕义和团民已“不下数万”。 (仲芳氏：《庚子纪事》，第15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在此之前，清政府并不是无力处理，由于有了朝廷内顽固派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慈禧太后的上谕也变成了一纸空文。

　　局势发展令人忧虑。可是，在清廷几次御前会议上，由于顽固派的控制，持异议的开明派大臣包括庆亲王奕劻在内多不敢言。

　　当时，朝臣中有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五人挺身而出，与顽固派唇枪舌剑，提出他们解决时局的方案。朝廷最后的决议，不但没有采纳的他们的方案，还将他们五人处决。

　　五大臣中以袁昶、许景澄的言行最为突出有力，他们主张先强行解散、肃清义和团，不为列强制造出兵的口实，并草制《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呈上，折中言：“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

　　许景澄时任户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他曾奉光绪帝诏命出使日本，以丁父忧未行。后出任为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又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在俄国对中国帕米尔地区领土进行侵略事件中，他据理力争，维护主权不遗余力，表现出恪尽职守的风格。袁昶、许景澄参加了宣战前历次御前会议，在极端保守集团高倡借用义和团力量剿灭洋人，迅速对外宣战的情况下，二人不畏权势，抗言直陈，又多方奔走游说，以期力挽狂澜。在御前会议上，袁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46页。)袁昶看建言不见用，退朝后又找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荣禄等进言，结果是奕劻“神色沮丧”，“荣叱之”，而“端甚怒”。

　　义和团在京城内已成失控之势，义和团自被端王、刚毅之流招入北京后，已经完全被顽固大臣控制和利用。

　　袁昶、许景澄二人在上《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后，又进呈第二疏，引经据典、中西合璧、喋喋不休，专门申说保护外国驻华公使的必要性：“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国际法此时已传入中国60年，他们在这里把保护使馆的意义说得十分清楚。

　　接着，二人又紧急上了第三疏，痛诋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之流的误国，要求“先治以重典”，“与徐桐、刚毅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光绪帝甚至手携许景澄衣，恳切他说：“天下数万万生灵，立见涂炭，汝不可不切言之。”可见光绪帝也同时看到了围攻使馆将带来的无穷的危害。许景澄回答道：“似宜而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还。”光绪帝首肯而举朝皆怒许之失言。(《义和团》，第1册，第340页。)

　　顽固派把持的朝廷已决心与列强一战。

　　袁、许二人终招致杀身之祸，王彦威在《庚子西巡大事记》中不无惋惜地感慨道：“被害纯为政见之不同。”

　　袁、许被逮逋后，荣禄曾约同僚王文韶在朝廷上力争，但未能奏效，端王载漪甚至又参奏王文韶为卖国贼，幸而在慈禧太后极为倚重的荣禄的保奏下才得以免究。

　　其余如徐用仪、联元、立山也被斩弃于市。

　　徐用仪(译署前辈)在得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后，预感大事不妙，慨叹说“祸始此矣”。见袁昶、许景澄被害，他终日愤愤不平。联元则在庚子事起后，跟顽固派争论于朝廷之上，认为虽然“民气可用”，但“匪气不可用”。极力主张义和团不可信，使臣不可杀。并且说道：“按国际公法凡杀驻京使臣，敌国必以兵报复，若战而胜当屠城。此事万不可行。”(《清史稿》本传，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

　　立山本来是慈禧太后所信任的大臣，被载漪等人所嫉恨。载漪力主拳民可用，慈禧太后首先咨询身旁的立山，立山回答：“拳民的法术不足为靠。”并且进而说明了自己一贯的主张——“主和”而非“主战”。载漪大怒，指责立山：“拳民用的是爱国之心，何必用法术，立山必与外人通！”因为立山的府邸紧挨教堂，于是载漪传播谣言，声称立山藏匿有外国人。就这样，立山虽然在政治上追随慈禧太后，但是还是不免被杀。据说被囚禁时，太后曾使人私底下照料，但是仍不免一死。

　　经过戊戌政变，诸多改革人物康梁等被逐出政治舞台，朝中是顽固派一手遮天的局面，开明派中的渐进分子也受到排挤，即使慈禧太后有意庇护也不能免于遭到迫害。但辛丑条约后，清廷很快颁诏昭雪五人，给予旌表，史称“五忠”。

　　顽固派挟制、蒙骗义和团民，自然不是为了“中国”而战，甚至不是为了“大清”而战，只是为了皇位和权力而战，因为端王载漪的儿子在此前已经被慈禧太后确立为“大阿哥”，即光绪皇帝的直接继承人。光绪皇帝的革新姿态和现实处境赢得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同情，有不少人还对其有朝一日能够主政寄予希望，中国国内许多开明人士也不希望光绪皇帝被载漪之子所取代，所以朝中许多大臣和西方国家公使对“大阿哥”的地位不予承认。

　　被顽固派鼓动到战场上的义和团民遭到的是被侵略者残忍屠杀的命运。抗击八国联军的主力是几支近年来训练而成的西式装备部队。罗荣光指挥守军守卫大沽炮台，激战6个小时。然后是天津保卫战，依靠的主要是聂士成和马玉昆的部队。义和团虽然也参战，但往往“官军在前”，“团民相随”；义和团单独执行的任务更是“每战必败”。 (《义和团》，第2册，第20、153页。)李秉衡率“勤王师”是一支配备了洋枪的旧式军队，他们自北京东部迎战联军，请三千义和团助战，却一战即溃。在战事中，义和团甚至赤手空拳，或持引魂幡、混天旗进入炮火连天的阵地中，无异于驱民于死地。战死者可歌可泣，逃亡者也可谅解，但夸大义和团的战绩，是和迷信“神力”的官员宣扬义和团如何神灵没有任何区别。

　　同治时期，由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重臣发起的在实业、军工等领域学西方的运动，虽然缔造了“中兴”气象，但因为甲午年与日本的战争惨败而陷入低谷。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文化教育制度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学西方的维新运动，也因为一系列主客观原因而告失败。再之后，是顽固派的大复辟，由官僚队伍中最保守落后的王族代表载渏、“清议派”代表刚毅、军队中的盲目强硬派赵书翘等，各怀不同的目的，用最愚昧的方式向西方列强和朝中政敌发难，其结果必然是将国家引向灾难。

　　戊戌政变后，奕劻、荣禄和裕禄等人进入到权力的核心，他们虽然比康梁维新派算是缓和的官僚，但并不属于极端的保守分子，同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失势，张之洞应该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上走得更远的人，但是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自保心理让他暂时退却，并且一直任湖广总督，坐镇湖北，此时还没有进入清政府的权力核心。袁世凯比张之洞更加懂得权力艺术也更加务实，但是此时，他还没有政治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因为张之洞和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已经表露出维新的姿态，并同维新派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接触。所以在顽固派把持权力舞台的情况下，这两位颇具开拓意识的大臣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政治表现机会。

　　时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险，开明派提出要通过变革来拯救民族；然而，顽固派则主张消灭洋人，他们主张搞强硬政策，慈禧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1899年11月21日，她训令各省当局：“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大清德宗实录》，第543卷，第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这帮顽固派无所依靠，手中只有旧式军队以及保国保种的高谈阔论，对西方社会茫然无知，也丝毫不愿放下姿态了解西方，同时害怕开明官僚的排挤。形成“劣币驱优币”的恶劣态势，他们盯上了已在民间形成一定气候的“义和团”势力。

　　“义和团意识”是一柄双刃剑，其历史意义是非常复杂的。

　　陈独秀后来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则认为：“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6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雷颐教授则在《百年义和团》一文中认为后人对这一事件的反省和细考还远远不够：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