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因参与《“五四运动”90周年》专题，翻了不少档案，读了10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爱国运动”之类标签，虽不以为然，但几个疑点，始终未找到答案：
1、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为何毫无准备？
2、美国总统威尔逊干吗百般提携中国？
3、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林觉民的哥哥)怎么偏跟曹陆章(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对付？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给了个奇葩解释：林长民曾向他借几千元，曹没答应，林因此衔恨。
4、巴黎和会如此失败，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为什么中国又能如愿？
读了唐启华先生新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顿觉冷汗直冒，回想曾经的文章，在在皆错，好在《三联生活周刊》等一流媒体当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们都不太知道“五四运动”，乃至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未必昏庸
本书第一章略显枯燥，作者罗列了“保和会准备会”百余次会议的研讨内容，对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会感到大开眼界。
首先，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早有预判，准备了近四年，成立了专门的“保和会准备会”，并非过去所说的愚昧颟顸。甚至后来对德宣战，也为了确保参加和会的资格。
第二，“准备会”遍请学界高人，研讨水平极高，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能做出那么精彩演讲，即为重要成果。
第三，注重细节，甚至考虑到中国离巴黎远，怕错过会期，先将驻美大使顾维钧等人派往欧洲等待。
可见，当局苦心孤诣，志在必得。
美国突然送来“秋天的菠菜”
1916年—1918年，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后，改变了大隈重信内阁(曾逼迫中国签《二十一条》)的霸道作风，以极优条件借给段祺瑞政府1.45亿日元，并通过密约攫取在中国东北筑铁路、采矿等权利。
在此氛围下，中日同意在巴黎和会上互相支持，步调一致。
恰在此时，美国也对中国频送秋波，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拼命推销“民族自决论”，即“各民族有权按自己意愿处理自己的事物”，但列强反应冷淡，他们明白：美国作为新兴大国，想用唱高调来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这是欧洲早就玩剩下的把戏。
可对积弱的中国来说，很难抗拒这个诱惑，而中国的积极回应，又让威尔逊大为振奋。每个人都需要走狗，国家亦如此。为了让所有犹豫中的被压迫民族看到榜样，威尔逊决心全力扶持中国。
在赴巴黎前，中国的和会战略是“联美亲日”。
天皇被放了鸽子
但，就在外交总长陆徵祥动身前一周，美国突然提出：在美日之间，中国只能选择一个。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触怒英国，重点向太平洋扩张，先后得到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美日形成对峙。美国最担心中日间存在密约，美国不愿帮助一个对日本没牵制作用的中国。
这，迫使中方大幅度调整和会战略，改为“联美制日”。
按计划，陆徵祥先访日7天，再访美，然后去巴黎。驻日公使章宗祥全力斡旋，为陆徵祥争取到和日本天皇见面的机会，可一到日本，陆就“病”了，放了天皇的鸽子，日本首相来探口风，陆徵祥称中国态度不会改变。
日本人认为中国将与他们配合，但陆徵祥认为，双方没有文字确认，无需承担责任。
打了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
巴黎和会上，中国突然抛出“山东问题”。
一战爆发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界，在巴黎和会上，日方坚持以条约方式，迫使德国先将山东权益转给自己，然后再还给中国，只保留经济权益。
按原计划，中方不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因受制于《二十一条》，就算提出也收不回。可在美国的鼓励下，中国代表团决心一搏。顾维钧的演讲极为精彩，他援引《国际法》，提出《二十一条》是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并无法律效力，得到列强赞同。
日方大为恼怒，认为是陆徵祥背叛诺言，采取了对立态度，并以退出巴黎和会相要挟。
威尔逊让中国放弃面子要里子
由于意大利已退出和会，如日本再退出，威尔逊力保的“国际联盟”有流产风险。此外，日本也唱起高调，提出国联应“遵守种族平等原则”，当时列强均有殖民地，无人能遵守这一原则，这让“民族自决论”失去了道义上的立足点。
为保住国联，威尔逊只好出卖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做了让步：相关条款虽不列入合约，但要求日本在美国总统、法国总理、英国首相前面口头承诺，把山东还给中国。
美国国务卿对顾维钧说：三个大国给中国做保证，你还怕什么？
这个结果大大好于中方预期，不签约，中国就无法取得战胜国地位，中德便仍在战争状态中，得不到战争赔款，还要继续支付德、奥两国的“庚子赔款”，显然弊大于利。北洋政府决定签约。
梁启超还是没玩过陆徵祥
就在此时，梁启超自法国发回电报，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梁启超没把电报发给总统、总理，而是发给林长民、汪大燮。
梁、林同属“研究系”，与新“交通系”对立，后者把持国内铁路。研究系背后有美国大亨支持，欲引入美国资本，将路权收归国有，统一修造，因此被贴上“亲美”标签。而交通系则由留日生曹汝霖把持，被称为“亲日”。
铁路占压资金太多，谁掌控铁路，谁就掌控了权力，从当年李鸿章建北洋水师起，官员们便悟出此道。民国时，梁士诒因掌握铁路，被称为“二总统”。
巴黎和会时，梁启超以采访名义赴会，带着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等人组成的超豪华顾问团，陆徵祥备感压力，甚至不辞而别，远遁瑞士20余天，在各方劝说下，才重回巴黎，继续参加和会。
这一以退为进的让贤，令梁启超失去了直接干预的空间。
林长民的大招多
梁启超发回电报的第二天，在研究系机关报《晨报》上，便刊出林长民雄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高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的口号体取得了巨大成功，3天后，“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打出“威大总统(威尔逊)万岁”的标语，他们不知道，正是威尔逊力劝中国签字。
全国各界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巴黎，中国谈判代表怕担责，反复问政府意见，可政府也怕担责，拐弯抹角鼓励代表们自作主张。人人都不愿顶雷，只能拖下去，可就在学生们激情渐渐消退时，林长民又玩出大招：抬棺上街。于是，新一轮的激情再度燃烧。
人人都不肯踩刹车，必然是少数人绑架多数人。
时代把读书人逼成了小人
跳出本书内容，有太多疑问引人深思：梁启超、林长民时任总长，肯定有探听机密的渠道，可他们为什么不去问问呢？为什么听风就是雨？梁当年46岁，林43岁，他们真会幼稚到如此地步？
原因也许很简单：那一代知识人机会太少，境遇落差太明显，逼得人不得不投机。
民国教授工资较高，但也不过三四百元，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袁世凯拉他入阁，许以月薪2000元，他却认为没他当律师时高。况且，教授工资常被拖欠，且一所大学中，教授职位无多，需使出种种手段，才能获得。教授如此，其他可知，连著名报人邵飘萍都在大搞有偿新闻，为了吃饭，读书人只有降低人格。
本书中有个细节很有趣，顾维钧在美国也收买记者，以刊发对中国有利的文章，他对上级解释说，找个人比找报社划算，费用更省。
在一个充满世俗精神的国家中，很难期望天使降临。要么呼风唤雨，要么生计艰难，梁启超、林长民肯定会算这个账。
学生们为何甘当工具
煽动民意来达成个人目的，本是自古就有的手段，而梁、林的幸运是，当时中国确实准备了一批傻人，供他们驱使。
中国传统学问以育人为主，而现代教育以传播知识为主。近代以降，中国知识人最大短板是知识不足，可吊诡的是，后人却总在批评他们道德有问题。
传统与现代各有所长，关键看怎样结合，直到今天，这个结合仍不完美，“五四”时更明显，那时读书人社会地位很高，可在校园里，他们却要忍受考试的压迫，巨大的落差造成人格扭曲，他们需要一个借口来反抗，而爱国主义最合用。
“五四运动”期间，不少学生不再读书上课，而是到处发名片，自封“学生领袖”，这既极大地满足了虚荣心，又不必付太多代价，还能骗取社会资源。而社会的鼓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激情，甚至不惜乱施暴力。
爱演戏的一代人
爱国主义能被大家接受，因为在西力东渐的大背景下，原有身份共识被打破，人们迫切需要一个代用品，以合理地发泄怨气，将个人不如意的责任，推给别人承担。
于是，我们匆匆建构起来了一个受伤的民族主义，只有在受欺负时，才会想起自己是中国人，高呼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来帮我？可在平时，很少会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而对别人更好一些。
缺乏共同的认知，则共同的挫折感便成了代用品。它舔舐着我们的伤口，但也让我们沉浸在受害者的感觉中，敏感、冲动且悲情，由于和现实生活差距太大，只好用戏剧化来填充。比如陈独秀，因错过“五四运动”高潮，未能满足他对悲壮入狱的体验，所以他偏偏要在一个月后到街上发传单，得偿所愿。
当人人都有心病时，集体发作在所难免。
谁也别想赢
曹陆章的政治生涯，从此中断，他们的经验、学识失去了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能早点高呼爱国，会不会先把梁、林拿下呢？其实，梁、林下场也不好，由于破坏了政治的潜规则，他们从此仕途艰难，梁启超转向做学问，林长民后来只好去投奔郭松龄，结果死于流弹。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读书人，可悲的是，他们互相消耗了彼此。
其实，那些参与者、旁观者、反对者们，谁又是胜利者呢？一次无操守的运作，带来了底线不断被突破，而一次次集体狂欢后，曾经的荒唐反而成了神迹，成了精神地标，激励着人们开启新一轮的悲剧。
激情从不会因更多的激情而停步，要打破这个循环，只能回归理性。
历史有太多的侧面，太多的不为人知，这就是为什么，在选择立场前，不如先去追求知识、追问真相。而这，也许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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