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兴起与湖南近代早期物质生活的演变

　　湘军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出现的一支特殊的军队，它的兴起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因而它也成为近代以来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而对于湘军兴起对社会生活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一个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物质生活的变化。“衣、食、住、行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反应社会变革最为敏感的领域。”[1]因此，通过对近代湖南物质生活的研究，能更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湖南社会的全貌及其特点。在近代早期的湖南，由于湘军的兴起，使得晚清湖南物质生活在其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了与其它省份、地区不同的特点。
 
　　湘军兴起于清王朝统治的危难之际，经过十数年的战争，最终把太平天国政权给镇压下去。期间，大量湘人从军，“水陆不下十数万”[2]。战争给他们造成巨大伤亡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湘军士兵的待遇丰厚，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为自己家庭提供经济资助。“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时口粮多三倍，守兵多四倍，除个人生活外，还可以补助家庭。”[3]与绿营兵相比，湘军的待遇都如此丰厚，其收入与一般的农民相比那更是有“天渊之别”了。2、官兵在战争中的抢掠也给他们带来不少的钱财收入。为鼓励士兵战斗，湘军首领对其官兵的抢掠行为采取纵容的态度，尤其是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在太平天国统辖区，湘军每到一处，烧杀抢劫，特别是湘军攻陷天京后，对天京进行大大肆抢掠，湘军官兵人人都置一簏，放置抢来的东西，“担负相属于道”[4]。另据记载，当天京攻陷后，“湘军满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5]，衣锦还湘，把大量的财物带回湖南。3、依靠军功，不少湘军将领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或军事职务，这又为他们获得经济利益提供了条件。“湘军将领从书生一步步上升为官僚，其重要人物都做到总督巡抚。”据史学家罗尔刚先生对湘军人物182人的查考，在各级湘军将宫中，官至总督的就有13人，巡抚13人，其它文职在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在提督上下的有143人。[6]他们中不少人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搜刮钱财，如湘潭的郭松林，本为一“不事农、儒”的纨绔子弟，入湘军后被“封一等轻車都慰”，“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万。”[7]湘军官兵正是通过以上几种方式在镇压太平军这十几年及之后一些年间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各种财物纷纷运回湖南。有了这些财物，湘军胜利后回到湖南，广置良田，建造屋宇，大肆挥霍，“诸将帅还者，挥霍煊赫，所过倾动，良田甲第期月而办。”[8]正是在这批人的影响下，湖南社会出现了一股奢靡风气。“未开海以前，湖湘风气固塞，民人习勤，士夫俭素，可谓藏富于民。自前清咸、同军兴，长沙既未被兵，湘人以与于洪杨及捻回，平乱事者，功名多来世族，骄奢渐及于社会，益以远物浸淫市井婆娑厥风奢矣。”[9]连较偏的新宁也是如此，“新宁风俗，向称淳朴俭约礼。自前清道、咸军兴，军界人员，自外濡染，渐化奢靡。”[10]正是在这股奢靡之风的影响下，这一时期湖南的物质生活在传统范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在服饰方面，虽然其服式没什么变化，但其质料却多用传统名贵的丝、绸、绫罗等。在兴宁，“至于服饰，向惟夏葛冬棉，所衣布苎皆家人妇女纺绩而成，名‘家机布’，冠履不甚趋时，即皮服亦稀。近则狐皮灰脊，竟相绚(煊)耀，视羔皮直粗布耳，绸缎、纱帽、哗叽、罗罗大呢，相习成风，而于妇女尤盛。”在装饰上也变得更为华丽，“旧惟裙布，钗荆玉，乡皆缠足，以尖小为尚，不事脂粉细饰，今则首饰尽用金银，上刻花卉、人物等类，名曰‘洋堑’异样生新。”[11]在常德的澧州也是“旧城乡衣纯用棉布，见衣绫绸者相顾愕盼，今庶民绣衣丝履不以为异。”[12]

　　在饮食方面，湘军的兴起同样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饮食普遍趋奢。如同治十年《长沙县志》载：其时“繁会之区”，习尚渐趋奢侈，“宴客必海味，居处必雕几。”[13]同年刊的《茶陵州志》称其县：“一筵之费，动至数千，其尚奢矣。”[14]益阳也是：“宴客旧多常味，半杂园蔬。渐乃竟罗海味，侈陈大簋，其风自城及乡落矣。”[15]可见这一时期的饮食不论其规模还是其品种都是之前传统饮食难以相比的，普遍呈现奢靡化倾向。另一方面，伴随着饮食趋奢的同时，提供餐饮的场所如餐馆、酒馆、茶馆等逐次兴起。“今在国在野，皆肆筵召客矣。”[16]随着宴席规模的扩大及其频繁度的提高，为其提供相应服务的场所就必然出现。据地方志载：由于湘军兴盛，还在清咸丰年间，长沙就有了大型的专营酒席的餐馆，“咸丰元年，长沙开始有专业酒席和饭菜馆。”[17]同治、光绪年间，湘军陆续裁撤后，将士拥资归湘，促进了餐馆业的大发展，当时长沙先后出现了式宴堂、菜香圃、菜根香、必香居等 10家，被称为行业“十柱”[18]。

　　在建筑方面，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大多湘军将士拥资回湘后都是置田建房。“诸将帅还者……良田甲第期月而办。”[19]他们或者在省城或者在自己的家乡营造庞大的住宅、园林，修建宗祠、家庙，从而使全省传统园林式住宅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盛极一时。在长沙有如：李星沅的李家花园，郭松林的郭家花园，曾文正祠，左文襄祠等等。其它各地方城乡回乡湘军将领也建有不少园林式住宅，而且由于土地相对比较宽广，所建住宅规模更加庞大。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五人，在湘乡荷叶塘等地修建府第达 9处，分别命名富厚堂、敦厚堂、奖善堂、万年堂、修善堂、黄金堂、文书堂、有恒堂、白玉堂等。其中曾国藩本人的侯府富厚堂，占地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20]。后期湘军大将刘锦棠在湘乡杨家滩有100间以上的大屋7栋。长沙朗梨李宅建筑群内，天井达40个[21]。在一些湘军将帅较多的地区，更是出现了成群的园林建筑。如当时湘潭举人谭树青在《湘潭竹枝词》中描述当时的湘潭是这样一幅图景，“绿杨城郭附江流，名胜东南第一州。十里楼台皆傍水，四时弦管不知秋。”[22]由于湘军攻陷天京，抢掠了无数的财物，他们中大多是湘潭、湘乡人，把大批财物运回湘潭，使湘潭骤然兴旺起来。除城南沿江的半边街外，从城西瞻岳门外的九总王爷殿，南岳行宫起，直至上十九金风庙，沿江5000多米，都建有连绵不断的楼台亭阁，供发了财的湘军将士尽情的享乐和挥霍。

　　在行业方面，湘军的兴起也产生一些影响，一是为满足作战的需要，大量的船只被制造，这促进了一些地区的造船业的发展。如1853年，曾国藩于衡阳筷子洲设造船厂造战船，练水军，衡阳造船业从此兴盛[23]。为提高作战能力，湘军还仿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战船，《湘潭交通志》中载：“清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为装备湘军水军，在杨梅州开办船厂，仿制以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日战船，如‘长龙’等。”不过这些船只主要用于战争，民用的相对较少。二是湘军的兴起，财富增加刺激了传统的交通工具一度兴盛。如轿业，据记载，近代前夕，长沙、湘潭已有经县衙批准营业的桥行，不过规模不大，人数也少。到道光年间，有所发展，“湘军兴起后，发展更为兴旺。1884年(光绪10年)长沙城厢有轿行7家，轿夫200余人。”[24]

　　湘军兴起在促进湖南物质生活在传统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阻碍了湖南物质生活的近代化。这里所说的近代化是指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湘军兴起及其镇压太平军胜利的同时，自傲、排外守旧思想也得以极度膨胀。

　　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古代社会，湖南人“率守耕农，不但仕宦稀少，而经商服贾以至外省者亦不数见。”[25]而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26]状况。一跃而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省份，“由是湖南名闻天下，天下皆以为强国。”[27]许多湘军将领凭借军功成为封疆大吏。“湘军的兴起，对湖南近代社会的风俗人心，社会心理结构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28]那就是排外保守思想的膨胀。湘军兴起本身就是以维护纲常伦理，以保卫圣道相号召的，如湘军动员文告《讨粤匪檄》中就这样写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29]镇压太平军后，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助长了湘人的自负感与使命感，强化了湘人自觉卫道，鄙夷西方事物的社会心理。梁启超曾说过：“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30]可见湘人强烈自负感与使命感促使湘人思想上走向了极端保守、排外，对新事物，尤其是西方事物都采取了一种抵制排斥的态度。这无疑对这一时期湖南物质生活的近代化起了阻碍作用，延缓了湖南物质生活近代化的步伐。

　　19世纪60至90年代，在中国普遍兴起了图“自强”的洋务运动，这是在一批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而掀起的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的早期主要兴办一些军事工业，而随后一批民用工业也兴办起来。70至90年代，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共有20多个，主要有如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商办企业共有60多个，如广东南海的继昌隆机器丝厂、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的自来火公司(火柴厂)、上海燮昌火柴公司等等。这些民用企业虽然不多，不可能对本地的物质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对于当地物质生活的近代化都起到了或大或小的促进作用。如1886年，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淮军将领周盛波等在天津创办“自来火”公司，其产品不仅在本地销售，还“行销于河南等地”[31]。与之相反，湘人则由仇夷发展到“耻闻洋务”。“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32]一位外国传教士曾称：“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所有外国事务的反感，都在这儿(湖南)集中起来了。”[33]这种耻闻洋务的心态严重阻碍了湘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和洋务事业在湖南的发展，因之而影响湖南物质生活的近代化进程。如郭嵩焘提出宜造“火轮船”，设“火轮车道”，开办电报等业，但遭到绅民的反对，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气。”这样不得不中缀其事。[34]这使得湖南物质生活与近代化失之交臂，导致自鸦片战争以来长达50多年里湖南物质生活向近代化迈进甚微。

　　在近代早期，沿海等其它省份的物质生活有两种发展倾向，一是传统物质生活走向衰落；二是近代物质生活逐步发展。之所以沿海等地区的物质生活会呈现出以上这两种趋势，主要受到两个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是列强的入侵；一是太平军的兴起。列强入侵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物质生活，促进了这些地区物质生活的近代化。太平军的兴起给这些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等省份的物质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长期的战争给这些地区的物质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如在江苏苏州，“沿途所历各村，每三四处，必有一定全毁者，亦有三村相连，处二村未动，而其中一村则仅余焦土者。”[35]原来南京到苏州一带，“皆富饶殷实，沿河十八里，廛舍栉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而当“官军克苏州后，房舍、桥梁，尽被拆毁，十八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亦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36]可见，受战争的影响，这些地区的传统物质生活受到巨大破坏而走向衰落。而与这些省份不同的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湖南由于湘军的兴起及镇压太平军的胜利给湖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出现“天下皆贫，湖南独富；天下皆贱，湖南独贵”[37]这样的局面。湘军将帅拥巨资归湘，为物质生活的丰富繁荣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由于受湘军兴起的影响，湖南兴起一股排外守旧的思想，使得这一时期湖南物质生活并没有向近代化迈进，而是在传统范围内出现了一次极端的繁荣。总之，受湘军兴起的影响，近代前期，湖南物质生活的发展主要是体现在传统范围内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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