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罕见大雪:康熙九年大雪连降40天

中国历史上的罕见大雪:康熙九年大雪连降40天

  近来全国多地连降大雪,气温骤降,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其实,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的大雪远比现在大得多。

  汉武帝时期遭遇大雪灾年

  元鼎二年三月大雪“平地厚五尺”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中国五千年气象史上,曾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对于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前期的第一个寒冷期,相关史料几乎没有。最早的一次记载并未直接说下雪,而是“雨雹”,见于《竹书纪年》,事发西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到了第二个寒冷期,大雪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

  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相当西汉末年到隋初,期间经历东汉、三国、晋、南北朝。实际上,在这之前反常气候已经出现,大旱大涝不断。刘彻(汉武帝)当皇帝时,好几个年头的冬季都出现了极端的大雪天气。

  汉武帝当皇帝长达55年,是西汉在位最长的皇帝,天灾人祸也最多。其间有三个大雪灾年,被记入了史书。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这一年刘彻打到了“一角而足有五蹄”怪兽,被视为祥瑞,于是定年号为“元狩”。实际上这一年天下一点也不吉祥,当年冬天,“大雨雪,民多冻死。”大雪到底有多大,从很多老百姓被冻死的情况来分析,这场大雪肯定不是一般的大。

  七年后又连着两个雪灾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月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连着出现极端倒春寒。元鼎二年三月的大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的情况比元鼎二年更糟糕。常年一般到阴历三月,中原地区的河水是不会结冰的,这年竟然结了;而到了阴历四月,又下了场大雪,关东十余郡县老百姓缺衣少粮,饥寒交迫,出现了为了活命“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虽然天下饥荒不断,刘彻等西汉皇帝却将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财富用来造陵墓,置随葬品。在东汉初年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一个大雪天,这些帝王陵大多让赤眉军盗了。当时起义军无衣无食,“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

  唐昭宗时“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天复元年“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

  在第二个寒冷期内,各个朝代都出现了反常性的雪天。三国时期的吴国,太平年间竟然出现雷暴雨后下大雪的奇怪气象。据《晋书·五行志》记载,当时吴国是孙亮当皇帝,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公元257年4月5日)先下了一场雷暴雨,第二天乙卯日下起了大雪,气温骤降,“大寒”,史家称,“既已雷电,则雪不当复降,皆失时之异也。”阳历4月5日下雪,无异于民间忌讳的“六月雪”。

  六月雪,向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不祥,元朝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便用“六月下雪,三年不雨”来形容窦娥的冤情;汉乐府《上邪》中则把“夏雨雪”,视为世界末日来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六月雪”在中国气象史上还有很多记载,如战国时,陕西一带多次下“六月雪”——

  秦躁公八年(公元前435年),“六月雨雪”;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422年),“四月,晋大雨雪”;周烈王三年(公元前373年),“夏六月,赵(国)雨雪”。

  不过,这种反常雪天尚不算可怕,唐末一场超级大雪连皇宫每天都有人冻死了。唐代倒数第二位皇帝李晔(唐昭宗)主政末期的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是个大灾年,先是夏秋之交“久雨”,入冬以后就开始下雪,连雨夹雪一直下到春天也未停止,即史书所谓,“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在这种极端天气下, “民冻馁者无数”。在当时的陕西京城,未到十一月便“城中薪食俱尽”,“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每天冻饿死的老百姓都在千人以上!

  当时正值荒年,再加上这么糟糕的雪天,连皇宫粮食都断炊了,李晔只好命令宫人,在宫中支起一个小磨,自磨豆麦充饥。“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每天都有三四个人被冻饿死,民间灾难之深重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时的怪雪还有不少,如在李适(唐德宗)当皇帝的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805年2月10日,京城下起了“赤雪”,百姓议论纷纷,视为凶兆。

  宋哲宗时“苦寒”“死无亲属者官瘗之”

  天禧二年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

  公元1000至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第三个寒冷期。《宋史·五行志》上的雪灾纪录以北宋初期为最,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主政的22年,有5个年头发生雪灾——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

  雍熙二年冬,南康军大雨雪,江水冰,胜重载。

  端拱元年闰五月,郓州风雪伤麦。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冻死。

  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江、溪鱼皆冻死”。

  在赵煦(宋哲宗)当皇帝的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冬天,京师(今天河南开封)所在的中原一带,入冬以后天天下雪,至春不止,导致“苦寒,民冻多死”。不少人家整户被冻死,连尸体都无人掩埋,朝廷下诏赈灾,“死无亲属者官瘗之”,官府安排人来掩埋尸体。赵煦因此取消了当年元宵节的游幸活动,并恩告地方,进行抚慰。

  另一次发生在赵桓(宋钦宗)当皇帝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地再遇罕见大雪严寒,从当年阴历十一月到次年正月,雪下个不断,平地积雪厚达好几尺,“人多冻死”。

  当时京师站岗的士兵手冻得兵器都拿不了,有的士兵被冻成了僵尸。除了雪,还有强劲的西北风,《宋史》上记载:“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老百姓没吃的没烧的,官府不得不让老百姓到皇家花园砍伐花木当柴烧。

  天灾之后又来人祸。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烧杀抢掠,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以及皇族、后宫妃嫔、贵卿、臣僚等计三千余人,统统俘虏回北方金国,是谓“靖康之难”。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将这两次雪灾,列为北宋年间“严重强寒潮灾害”。是不是最严重的?还真不一定,因为元祐二年雪灾的前一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二十四“大雨雪”,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场“大雨雪”,导致“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明武宗时

  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封冻”

  清康熙九年大雪连降40天

  “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

  从明朝中期起,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结束,长达500年,明、清两朝恰好处于这一时间段内,所以国内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明清小冰期”,国际上则称为“现代小冰期”。

  自然,明清两朝的雪灾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中,1900年以前的“严重强寒潮灾害”仅节选17次,明清就占13次。

  朱祁钰(明代宗)当皇帝的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冬,中国自北到南大部分地区都下了罕见大雪,极为严寒,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等地连下一个多月的雪,灾情严重:江苏苏州,太湖断航,港口封冻,“人畜冻死万计”;浙江安吉,“冻死百余人”;河北沧州,“冻死人畜无数”;山东德州,“人畜冻死”。

  朱厚照(明武宗)当皇帝的正德八年(公元1513 年),雪下得最凶猛的是华东地区,这些地区江河冰合,鸟兽冻死,甚至冻毙村民。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竟然同时成了“超级溜冰场”:太湖,“冰,行人履冰往来者十余日”;洞庭湖,“冰合,人骑可行”。

  在明清小冰期,又以清朝遭受的雪灾最严重。《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节选明清“严重强寒潮灾害”13次中,有9次发生在清朝。有学者又把17至19世纪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小冰期中的“寒冷期”。离现在最近的500年中最寒冷的五十年,即出现在这一时期,具体说,是公元1650至1700年间。

  这最冷的五十年里,连下一个月大雪并非罕见,而是常见。如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的全国雪灾,被冻死者“甚众”。在河北一带,不少人被冻毙在山洞里。而当年南方的湖南永州等地,竟然也连下40多天雪,“民冻死者无算。”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冬天,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连降大雪,连续下40至60天不等,黄河至龙门段都冻起来了,淮河更是坚冻两个月。全国好多省市的地方志上,都有冻死人记载——

  湖北大冶等地,“冻饿死者甚众”;河南开封一带,“井冰,道路多冻死者”;江西南昌等地,“行人多冻死”;安徽怀宁等地,“冻馁死者甚众”;江苏盱眙等地,“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山东临沂等地,“人多冻死”,威海“行人死者无算,屋内亦有冻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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