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制度自夏商时期萌芽 周成王时东都正式营建

    我国陪都制度由来已久，近世有学者提出在夏朝时已经出现陪都制度，虽有一定道理，但目前为止，尚不能得到考古发掘或古代文献史料的有力证明。西周时期，随着统治疆域的急剧扩大，再加上殷遗民的不断反抗，原来的都城丰镐偏居于西部，其东有崤函之阻，南北有山相隔，对于统治全国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在东方设置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就成为西周统治者迫在眉睫的事情。到成王时，在周公的辅佐下，东都洛邑的营建工作正式完成，从夏商时期开始萌芽并初步发展的陪都制度，到此时得以完善确立。

    秦和西汉在全国皆推行郡县制，在众多史籍中，没有秦、西汉两朝设立陪都的明确记载。清代学者顾炎武在《历代宅京记》卷七《洛阳上》条曰：《大事记》注《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更始自洛阳而西，马奔触北宫铁柱门。光武幸南宫却非殿，则自高帝迄于王莽，洛阳南、北宫、武库皆未尝废。盖秦虽都关中，犹仿周东都之制，建宫阙于洛阳。

    秦和西汉到底有没有设置陪都？洛阳能否算作秦和西汉两朝的陪都？这个问题由于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存在诸多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洛阳是当时陪都，只是有关资料太少，因此情况不甚了了。另有学者认为秦和西汉推行郡县制，秦灭东周据有洛阳后，置三川郡。在秦王政十一年削吕不韦的封地，置河南、洛阳二县归三川郡管辖，而西汉建立后在该地则设河南郡，因而秦和西汉无陪都之制，自然也就没有秦或西汉以洛阳为陪都的建置。

    但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郡县制的推行与陪都的设立并不矛盾。东汉时设司隶校尉部，下辖7郡，其中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所管辖之地正是西京长安所在地，同时在南都南阳所在地设南阳郡管辖，西京长安和南都南阳是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东汉所设置之陪都，可见东汉时并没有因为推行郡县制而罢设陪都。隋唐时期亦是如此，隋炀帝时营建东都洛阳，属豫州河南郡管辖，唐承隋制，在东都洛阳所在地设河南府河南郡。唐朝时期另有北都太原，在其地设太原府太原郡管辖，隋唐两朝亦未因郡县制的推行而取消陪都的建置，因此，在秦、西汉两朝以洛阳为陪都是可能的。

    其次，就秦和西汉当时所处的情形来推断，以洛阳为陪都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洛阳自西周成王时开始营建，到东周时正式迁都于此，历时数百年之久，有定为陪都的政治基础。与西周一样，同样起自西陲边地的秦王朝在“吞二周而亡诸侯”之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如何更好地控制东方广大的疆域。为此，秦始皇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防止六国复辟，如迁徙六国贵族、收缴天下兵器等，因而仿效西周在洛阳设立陪都以加强对东方地区的控制是可能的。从地理形势来看，洛阳地处黄河中游的南岸，境跨伊、洛、瀍、涧四条河流之间，且北依邙山，东控虎牢，西据崤坂，是一个“四阻之国”，地处天下之中，成为关东重要的经济都会。刘邦起兵之初，洛阳悠久的定都历史，险要的地理形势以及发达的经济优势也吸引了他，同时受秦朝二世而亡的警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刘邦在行经河北曲逆时曾慨叹“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可见洛阳在刘邦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刘邦在天下初定之际，遂“都洛阳”，后经张良、娄敬劝解，最后乃都关中。《汉书·高帝纪》中有多处“帝乃西都洛阳。……帝置酒洛阳宫”之类的记载，可见刘邦在长安宫殿修建期间，仍长时间居洛阳，处理国家政务。

    第三，从秦、西汉两朝洛阳的政治地位来看，洛阳是有陪都之实的。尽管秦和西汉时期并没有定都洛阳，但是两朝对洛阳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秦时将洛阳作为丞相吕不韦的封邑，并进行大规模营建，修筑了南北二宫，使之成为秦灭六国的东方战略基地。西汉亦然，在建立宫殿城阙的同时，建成武库和太仓，并派重臣管理。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部下曾建议其：“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但智小谋短的刘濞没有听从这个建议，最终被周亚夫抢先占据洛阳进而平定战乱。武帝曾感慨：“洛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阸，汉国之大都也。”鉴于洛阳特殊的地位，西汉政府将洛阳置于朝廷直接控制的区域，不许在此封侯立国。《史记·滑稽列传》载汉武帝宠妃王夫人于病危之际为其子刘闳求封于洛阳。汉武帝以“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的理由予以拒绝。甚至直到汉元帝时期，中郎官翼奉还曾上书请求迁都洛阳以革故鼎新。由此可见，洛阳在西汉时期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秦朝国祚短促，因之尚未在东都洛阳问题上有所建构便已湮灭在六国起义的熊熊战火之中。继之而起的西汉政府尽管非常重视洛阳，但也没有正式宣告以洛阳为陪都。从上述史实可知，当时洛阳虽无陪都之名却担负着重要的陪都之责。洛阳得以重新为都是在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光武帝刘秀的时候实现的，但却不是陪都，而是成为东汉的首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