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入欧,就是倡导“全面西化”。公元7、8世纪,日本曾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19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人用炮舰打开,日本人也首次接触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从此,日本走上全盘西化的“脱亚入欧”之路。
背景
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当这些腰佩武士刀、脚踏草鞋的日本使节走进饭店时,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在上面走来走去。两年后,福泽谕吉再次随团远赴欧洲,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和几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福泽谕吉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
内容
《脱亚论》开篇说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
福泽又写道:“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他认为西洋的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福泽在日本也正是这样做的。
基于福泽对日本现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战争。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员,福泽深信要实行亚洲的现代化,最好的途径就是战争。他认为清国的弊病在于其制度陈腐且一成不变。鸦片大量出口到清国,令国人精神萎靡。
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范外国侵凌: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以偿还国债。当时的日本,同样要承受不平等条约的委屈。对福泽而言,战争不但可以给日本一个翻身的机会,还可以借此令她强大,让其他亚洲国家早日“警醒”,变革图强。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认战争对她们的伤害。
福泽曾写道:“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清国与朝鲜)诚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横与无情而恶名昭彰,一义者居于此,其德鲜有人知,此为乡人丑行之所蔽也。”
对于东亚的邻国,由于福泽谕吉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
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在主张与东亚邻国“绝交”之外,福泽还主张“东洋连带论”。他认为东亚各国只有进行改革旧体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摆脱被西洋国家殖民的宿命。
因此,福泽主张对邻国的革新派给予实际支持,帮助西洋文明在东洋的“蔓延”。福泽曾支援朝鲜的金玉均等人,并将自己的财产投入到朝鲜首份以朝鲜文字出版的报纸《汉城旬报》的创办上。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
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朝的士兵称为“猪猡”等国籍歧视的说法,其实是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评价的。
完成
如同千年前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亮。
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日俄战争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一战后,日本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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