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何将与鲁迅兄弟失和原因归罪于许广平

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这里不拟全面论述《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丰富内容,只谈谈其中有关鲁迅的话题。

周作人为何将与鲁迅兄弟失和原因归罪于许广平

鲁迅

周作人为何将与鲁迅兄弟失和原因归罪于许广平

周作人

  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这里不拟全面论述《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丰富内容,只谈谈其中有关鲁迅的话题。

  鲁迅崇拜之争

  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

  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虽系私信,亦属难得。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说鲁迅“文人成分多”一点不错,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也写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他毕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即所谓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给青年崇拜”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文人,我们似乎并未觉得他“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语堂的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心声。20世纪30年代,他一再攻击鲁迅热衷于“接受崇拜”,热衷于当左翼文坛首领,并讽刺他“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正是重复了当年的那些老话。回头再看他对鲁迅塑像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当周作人写信时,鲁迅塑像在全国仅上海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所树,怎能说是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又怎能说是对鲁迅的“讽刺”?周作人对鲁迅塑像这么反感,对人民崇敬、热爱鲁迅这么反感,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鲁迅对中华民族(包括中国文学)的真价值。

  “青年必读书”之争

  在谈到“青年必读书”问题时,周作人对鲍耀明说:

  “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周作人在“必读书”问题上这样回答年轻朋友,简直可以说是误人子弟。甚至可以说是在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众所周知,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一栏,他却写道: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了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

  言之凿凿,态度十分鲜明。鲁迅所以要“拗一调”,不像其他人那样开列一大串书目,正是因为他不希望当时的青年们沉溺在书目中,钻进研究室,做成书呆子,而忘记了国家的积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鲁迅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书斋,去革新、革命,冲决旧的网罗,创建新的中国,也就是“附注”所说的“行”大于“言”。鲁迅的这一态度光明磊落,无可指责。而且可以说,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说服力和警醒力。这才是鲁迅风格,这才是鲁迅精神——他始终认为救国比念书更当紧、更重要。何况,他要大家多读那些关心现实的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那些消弭斗志、让人远离现实的中国书呢!至于他开给友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那份书单,是因为许世瑛在大学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会青年或一般的中学生不太一样,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读书”答卷又谈到了关于“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论争。他说:

  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指鲁迅)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事实上,鲁迅确乎未像李大钊那样,写文章批评过胡适“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主张。后来有些新文学史说他在此论争中功绩“与李大钊并重”,这显然不对。周作人称之为“追加的神话”是对的。因为这种“追加的神话”不实事求是,甚至歪曲历史。其实,这对鲁迅也是帮倒忙,即使鲁迅未写文章批评胡适的这一主张,他就不伟大了吗?何况历史也清楚地表明:鲁迅一直不赞成胡适的这一主张,也一直支持李大钊的批评意见。不承认或有意忽略这一点,也是不应该的。周作人反对“追加的神话”虽好,但有意隐瞒历史的真相就不对了。很遗憾,周作人虽然提供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几本有价值、难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具体问题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他对鲁迅的积怨便要力透纸背了——当然,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为周作人之处。

  许广平及其《鲁迅回忆录》之争

  在与鲍耀明的通信中,周作人错得不能再错的是他对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的攻击。周作人一直反对鲁迅与许广平结合,而且一再说鲁迅抛弃前妻朱安,喜新厌旧,讨许广平作“妾”。在予鲍耀明的信中,他又重弹许广平乃鲁迅“妾”的老调。谈到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时,他写道:

  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辞……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鲍耀明信)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

  这就借赞许不明真相的鲍耀明之机,重复了对鲁迅、许广平婚姻生活的无端攻击。

  许广平的《回忆录》中,有很多真实、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大致写出了鲁迅晚年的思想、事业及音容笑貌,这是必须肯定的。《回忆录》中有关“二周失和”的章节,较忠实地追忆了鲁迅对此事的一贯态度和观点,也较忠实于事情的原貌。即使许广平的叙述语气较尖锐、气愤,也是和“泼妇骂街”(鲍耀明语)不可同日而语的。

  应该指出的是,鲍耀明对《回忆录》的“一棍子打死”,不只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也参考了港台某些学者的文章。在他1962年4月2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便转述了一篇发表在港版某副刊上的文章《许广平与〈鲁迅回忆录〉》。文章对许广平及其《回忆录》正是彻底否定的。对于一个学术问题,肯定或否定它都是正常的,是可以争论下去的,但态度却必须是客观冷静、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否则很难得出科学结论。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周作人日记,甚有参考价值。下面是1966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记:

  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

  这是“二周失和”四十多年后周作人对此事的第一次正面表态,显然,他仍然坚持许寿裳、章川岛等人早已驳斥的“鲁迅窥羽太信子之浴说”。其实,即使他当年听信妻子的谗言,四十多年后怎么还会这样将错就错呢?尤为让人吃惊的是,他再次骂许女士为“妾妇”,简直是咬牙切齿,真不知他一贯倡导的“嘉孺子而哀妇人”的精神都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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