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有关朱元璋身世事功的几个“谜团”

南京明孝陵一角

   《寻寻觅觅纷争起吵吵闹闹难将息——朱元璋出生地之争始末》见报后，受到读者关注和好评，有读者评价此报道是廓清近年来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真假莫辩之争论的“定鼎之作”，更有读者认为此报道对观照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名人故里之争亦有意义，甚至有“好事者”将此报道归纳列入所谓“十大名人故里之争”的“参考必读篇目”。关于报道“朱元璋出生地之争始末”的缘起，本报记者在前述报道中已有交待。而在采访过程中最令记者感动的，是研究朱元璋的权威专家、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年已75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对学术问题的严谨态度，特别是“闻过即改”、根据最新考证不断修订自己学术著作的精神。有关“平民天子”朱元璋的传奇故事说不完，而由陈梧桐教授来亲口讲述则更具一番意义。

   记者：陈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报的采访。关于明朝“那些事儿”最近由于一些网络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推出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有关朱元璋的故事和历史评价更是众说纷纭。您作为研究朱元璋的权威历史专家，对此有何评述？

   陈梧桐：是的，在一些面向大众的历史知识普及性作品的推波助澜下，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渐浓，对明史和朱元璋的关注与研究在眼下已经“走出书斋”，成为一种“现象”。这是好事，但这些作品中也存在一些史实不准确和纯属艺术想象的内容，作为历史学者，有必要、有责任对此进行分析和澄清。

   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开创者，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充满传奇色彩，存在着许多谜团。例如，他究竟出生在何处？他原本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为什么能在渡江之后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创建明朝以后，为什么要大力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惨遭战争破坏的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当怎样评价？他死后，又究竟葬在了什么地方？所有这些，都是争论颇多，人们极想了解的问题。

   最新考证：“钟离东乡”出生地即今凤阳小溪河镇金桥村

   记者：朱元璋的准确出生地由于历史行政区划的变迁而逐渐模糊，进而在近30年演变为一场此起彼伏的争论。据了解，您对朱元璋研究会的刘思祥、陈怀仁等人的最新考证表示认同，并将考虑据此修改您的《洪武皇帝大传》等著作中的有关记述？

   陈梧桐：是的，尽管有关争论从表象上已演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依托之争，但从根本上还是要靠严谨准确的学术考证来解决问题。朱元璋祖籍在今江苏沛县与安徽宿州符离集一带，后来他的先祖南迁至句容通德乡朱家巷。五世祖朱仲八、高祖父朱百六、曾祖父朱四九，都是世代从事农业生产。到宋末元初，朱元璋祖父朱初一却被官府定为淘金户。句容不产金，朱家每年都得花钱到外地买金子向官府缴纳，把家产都赔光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不堪忍受的朱初一带着全家北逃到泗州盱眙津律镇，在孙家岗居住下来。一家人靠开荒种地，逐渐置办起一点田产，并给两个儿子朱五一（朱元璋伯父）和朱五四（朱元璋父亲）成了亲。朱家在盱眙生活了20多年，朱初一去世后家境衰落，朱五一和朱五四兄弟只好分别逃荒。朱五一一家逃至濠州钟离；朱五四一家先逃至灵璧，又迁至虹县（今安徽泗县），再迁至钟离东乡。朱元璋的3个亲兄分别出生于盱眙、灵璧和虹县，朱元璋则在天历元年（1328年）父亲48岁时出生于钟离东乡（据最新考证即今安徽凤阳小溪河镇金桥村）。大约在迁离盱眙之后，朱五四开始充当佃户，有时也外出打工，日子过得相当艰难，遇到地主夺佃就得搬家。后至元四年（1338年）便迁到钟离西乡（今凤阳临淮镇汤府村附近），第二年(1339年)又迁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今凤阳县城西乡二十营村）。后来，朱元璋亲撰的《朱氏世德碑》和翰林侍讲学士危素依据朱元璋提供的资料撰写的《皇陵碑》，都扼要讲述过他的家世和出生地。《朱氏世德碑》云：“先老君娶陈氏，泗州人……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1328年）所生。”危素《皇陵碑》也说：“皇考有四子：长兄讳某，生于津律镇；仲兄讳某，生于灵璧；三兄讳某，生于虹县；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正是根据朱元璋本人的记述，明代官修的《实录》和清代官修的《明史》及明清私家修撰的绝大多数史籍，都确认朱元璋是凤阳人。

   但是，明成祖朱棣为明孝陵撰写的《孝陵神功至德碑》为了神化他父亲朱元璋，编造了一些所谓“圣瑞”之象，说：“初，皇祖妣淳皇后，梦神馈药如丸，烨烨有光，吞之，既觉异香袭体，遂娠皇考。及诞之夕，有光烛天。”后来，这种“圣瑞”传说越传越广，情节也越来越生动神异，但发生地点却不一致，有说发生在钟离东乡，有说发生在盱眙灵迹乡或太平乡的。至明中期，泗州盱眙的地方官借修撰方志之机，把种种“圣瑞”之象都移植到盱眙境内，并在盱眙灵迹乡刻石立碑，形成朱元璋出生地的“盱眙说”。1932年，盱眙县的灵迹、太平诸乡划归安徽嘉山管辖。1994年，嘉山撤县，设立明光市。“盱眙说”又演变为“嘉山说”“明光说”。这种说法，由于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完全奠立于传闻的基础上，不仅荒诞不经，而且彼此�龟酰�漏洞百出，因而未被大多数史籍所采纳。

   “朱重八”名字的由来：《明朝那些事儿》错了

   记者：朱元璋小时候的名字“朱重八”很有意思，一些传说和文学作品对此进行了演绎，但历史的本真——“朱重八”到底是什么意思？

   陈梧桐：朱元璋小时候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叫重八，长大后自己改名为兴宗，后来才改名为元璋，字国瑞。时下流行的一本通俗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开篇为朱元璋列出一份档案，在姓名与别名的栏目里写道：“姓名：朱元璋 别名（外号）：朱重八、朱国瑞。”将朱重八列入“别名（外号）”一栏，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把朱重八、朱兴宗单独列为“曾用名”一栏。

   那么，朱元璋的父母为什么给他取这样的名字呢？这本通俗历史读物的作者解释说：“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登记户口的人一定会眼花）。”既然是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他的名字应该是两个数字，所以作者说：“朱重八，这个名字也可以叫朱八八。”

   但是，朱元璋生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农历九月十八（阳历10月21日），这一年他父亲朱五四48岁，母亲陈氏43岁，父母的年岁相加91岁。如果朱元璋的名字是以父母的年岁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他的名字应该叫九一或一八，怎么说也不会是重八或八八了。

   其实，这位作者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宋元以来的封建社会，平民百姓没有职名的，除以父母的年岁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作为称呼外，还有以行辈命名的。清代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五即云：

   徐诚庵大令为余言：“向见吾邑《蔡氏家谱》有前辈书小字一行，云：‘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制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即明太祖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见在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名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上并徐君说。余考明勋臣，开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数目字为名。又考洪文敏《夷坚志》所载宋时杂事，如云兴国军民熊二；又云刘十二，鄱阳城民也；又云南城田夫周三；又云鄱阳小民隗六；又云符离人从四；又云楚州山阳县渔者尹二；又云解州安邑池西乡民梁小二；又云董小七，临川人；又云徽州婺源民张四；又云黄州市民十六，其仆崔三；又云鄱阳乡民郑小五；又云金华县孝顺镇农民陈二。诸如此类，不可胜举。又载阳武四将军事云：访渔之家，无有知之者，亦不曾询其姓第，识者疑为神云。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时里巷细民，固无名也。

   重八这个名字就是按照行辈的次序而取的。他属于“重”字辈，有4个堂兄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3个胞兄分别叫重四、重六、重七，他年纪最小，就叫重八。既然是按辈分取名的，这个重八，就不能叫八八。

   这位作者主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他的这本通俗历史读物，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文字俏皮、幽默，确实好看。但是历史虽然是已经发生过的往事，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任何历史作品，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都应该真实地反映历史的面貌，揭示其丰富的内涵。否则，戏说历史，真假混淆，就无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得到有益的启迪了。因此，历史作品应该写得好看，更要写得真实。真实是历史作品的生命之所在。

   耐人深思：明中都的营建与废弃

   记者：朱元璋其实有很浓厚的家乡情结，他在称帝之初考虑把自己的家乡凤阳建为“中都”，但终究因种种因素作罢。您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段至今已鲜为人知的历史吗？

   陈梧桐：许多人知道明朝有南、北两京，却不一定知道明初朱元璋曾在他家乡凤阳营建一个中都。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后，就面临着在哪里建都的问题。都城的选择，一般都把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应天是他发展壮大的基地，此地龙蟠虎踞，形势险要，而且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经济条件十分优越，但它的地理位置偏于东南，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是个很大的缺陷。加上历史上在此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又都是短命王朝，朱元璋也认为很不吉利。所以他迟迟未能拿定主意，是否就在这里定都。

   不久，徐达率领北伐大军攻占山东、河南，大臣都说“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是宋朝故都，劝朱元璋在那里定都。朱元璋随后亲到汴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并与徐达商讨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顺便对这个城市做一番考察。考察结果，他觉得开封地处中原，“四方朝贡，道里均适”，决定在此建都，但又感到这个城市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度。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

   就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占大都。到第二年八月，明军又次第攻克山西、陕西等地，将北方地区纳入版图。随着形势的变化，建都的地点是否要进行调整呢？朱元璋召集臣僚进行讨论。多数大臣鉴于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定都长安、洛阳、开封和北平（今北京）等几种方案。朱元璋听完各种意见后，说：“所言皆善，惟时不同耳。”（《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五）认为大臣们的话虽然都有道理，却不适应当前形势。长安、洛阳、开封虽系周、秦、汉、魏、唐、宋诸朝的故都，但明朝刚刚建国，民力未苏，如果在那些地方建都，供给力役都要依赖江南，势必加重江南人民的负担；北平虽有元朝的宫室可以利用，但如定为都城，仍需进行一番改造修建，还是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因此，他另外提出一个在南京和他家乡凤阳建都的方案，说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势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为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凤阳“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之作为中都，可以补救定都南京之不足（《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五、八十）。朱元璋征求臣僚的意见，李善长等一大批淮西勋贵自然都表示赞同。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在凤阳营建中都。

   朱元璋的这道诏令只提到定都南京和中都，没有提到开封，但也没有取消开封作为北京的地位，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3个都城并立的局势。不过，他最看重的还是中都。当礼部尚书陶凯向他请示，询问3个都城有3个城隍神主，将来合祀，以哪个神主为首？他回答说，现在以我所在都城即南京神主为首，“若他日迁中都，则先中都之主”（《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事实上，他是准备在中都建成后，把都城迁去，在家乡长久居住的。正如他后来在《龙兴寺碑》里所说的：“洪武初，欲以（凤凰）山前为京师，定鼎四方”。（袁文新：《凤阳新书》卷八）其实，凤阳并不具备建都的经济、地理条件。在起义初期，当郭子兴准备在滁州称王时，朱元璋曾出面劝阻：“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明太祖实录》卷一）。凤阳也不比滁州好到哪儿去，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形势曼衍，无险可据，加上土地贫瘠，商贾不集，也不是理想的定都之地。朱元璋之所以要在家乡建都，实出于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同所有古代社会的农民一样，具有强烈的安土重迁和乡土、宗族观念。在击灭张士诚之前，濠州一度为张士诚的部将所占，他曾发出“我有国无家可乎”（《明史》卷一三○，《韩政传》的慨叹）。起义期间，他主要依靠同自己有乡里、宗族关系的淮西将臣打天下。明朝建立后，他不仅给予淮西将臣大量封赏，使之成为王朝的新贵，而且想把家乡建成都城，和这帮淮西勋贵一道衣锦还乡，齐心协力，共同巩固明朝的统治，以共享安乐。

   正是由于“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新书》卷七，《致仕指挥尹令再疏》），朱元璋一反往常崇尚节俭的做法，要求把中都建得非常雄壮华丽。不仅圜丘、方丘、日月社坛、山川坛和太庙要“上以画绣”（谈迁：《国榷》卷一），连一些石构建筑也要雕饰奇巧，使用龙凤、海水、云朵的纹饰。诏书发布后，他特地在凤阳设立行工部，具体负责营建工作，并命已退休的丞相李善长和大将汤和、吴良及工部尚书薛祥等人前往督工。将近九万工匠和几十万军士、民夫和罪犯，参加了中都的营建工作。经过4年的辛勤劳作，中都的营建“功将完成”，一座崭新的都城，已初具规模，矗立于皖东大地。

   洪武八年四月初二，朱元璋满怀喜悦地前往中都，准备“验工赏劳”。不料，他在视察宫殿时，苦于工役繁重、食不饱腹的工匠，却在殿脊上搞了据说可招来鬼神作怪的“厌镇法”，以发泄他们的怨恨情绪。朱元璋虽下令尽杀搞厌镇法的工匠，但这个事件还是使他受到强烈的震动。他开始意识到元朝的统治刚刚被推翻，民困未苏，而统一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就大规模营建中都，并要求建得非常雄壮华丽，是个重大的失误。离开中都之前，他在圜丘祭告天地，特地向皇天后土请罪，说：“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七，《中都告祭天地祝文》）

   四月二十九日，朱元璋闷闷不乐地回到南京，又得知刘基已在本月十六日去世的消息，心情越发沉重。刘基是朱元璋夺取天下的重要谋士，也是敢言直谏的重臣，因此而结怨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勋贵。当中都的营建工程正在紧张开展之时，刘基就表示了反对意见，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国榷》卷四）这更引起一心梦想着衣锦还乡的淮西勋贵的忌恨。加上他反对胡惟庸任相，他们便倾力攻击刘基。刘基被迫告老还乡，临别之前，还叮嘱朱元璋说：“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九）胡惟庸更加紧对刘基的攻击，当刘基忧愤成疾后，又派医生将他毒死。刘基之死，促使朱元璋重新审视他所倚重的淮西勋贵和定都凤阳的决策。登基之后，朱元璋在倚重淮西勋贵的同时，尽管也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功高震主，威胁到他的宝座，但是这些淮西勋贵根本不听约束，不仅恃功骄恣，屡屡干出越礼犯分的勾当（如定远侯郭英竟私自役使营建中都的工匠为自己建造宅第），而且极力排斥、打击非淮西籍的大臣。在毒死刘基之前，他们就曾将山西籍的中书省左丞杨宪倾陷致死。看来，乡党并不都是忠诚可靠的，如果在凤阳建都，淮西勋贵利用家乡盘根错节的宗族、乡里关系扩展势力，势必对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朱元璋决心抛弃乡土观念，在返回南京的当天，下诏罢中都役作。九月，下诏改建南京的大内宫殿，要求“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之事，游观之乐”决不为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一）这意味着迁都中都的计划已彻底放弃。朱元璋也从此未再返回凤阳老家。他的用人之策，也从倚重淮西乡党逐步转向任用五湖四海。洪武十年十月，南京大内宫殿改建完成。洪武十一年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同时罢除北京，仍称开封府。犹豫十年之久的建都问题，算是暂时解决。后来永乐年间，明成祖改北平为北京，迁都于此，而改京师为南京，明朝的南、北两京，至此遂为定制。

   明中都兴废事件已经过去了600多年，但它留下的深刻教训却不应被遗忘。时至今日，我们不是屡屡见到某些政府“衙门”不顾经济条件，大盖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以及某些官员只提拔重用同自己有着宗族、乡土关系的部属吗？愿600多年前明中都兴废的教训，能使他们的头脑清醒再清醒。   葬身地本不应成“谜”：埋葬于紫金山南麓无可置疑

   记者：也许是受曹操“七十二疑冢”传说的影响，一代雄杰朱元璋的葬身地也被附会了很多传说，有人宁愿不信正史信野史，搞得堂堂的明朝开国皇帝似乎连葬身之所都说不清了。对所谓朱元璋的“葬身地之谜”，您有何看法？

   陈梧桐：作为寿终正寝、隆重下葬的一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葬身之地怎么会成为“谜”呢？传说本无稽，正史的记载是确凿可信的。

   同所有封建皇帝一样，朱元璋生前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洪武初年，他命精通形势宗风水术的谋士刘基与自己的同乡徐达、汤和，和自己一起踏勘南京东郊的紫金山，为他选择陵址。

   他们一路走来，到达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发现此处不仅泉壑幽深，云霭迷蒙，风光秀美，而且东有象征青龙的龙山，西有象征白虎的虎山，北有象征玄武的玩珠峰，南有象征朱雀的前湖，远处还有梅花山和方山，具备皇陵所追求的拱卫、环抱、朝揖的风水格局，一致认定这是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适于建造陵墓。陵址选定后，洪武九年（1376年）开始筹建，到十四年初步建成。第二年八月，马皇后病逝，九月葬入墓中。朱元璋主张“以孝治天下”，为马皇后赐谥“孝慈皇后”，这座陵墓也就被称为“孝陵”。不过，此时陵墓的地面建筑建造尚在继续进行。洪武十六年（1383年），孝陵大殿建成。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十，朱元璋病故。十六日，他的孙子朱允�杉涛唬�改元建文，随即于当天将他的遗体葬入陵墓。“帝后以下附葬者，妃嫔共四十人”。朱元璋的妃嫔全部殉葬。朱元璋的妃嫔大多数是汉族，也有蒙古女子，如燕王（朱棣）和周王的生母�b妃就是蒙古妃子。此外，还有个别高丽女子，如周妃、韩妃。元、明两代，高丽多次向元、明宫中贡献年轻女子。朱元璋身边的高丽妃子，有的就是在明军占领大都后得之于元宫的。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即载：“初，元主尝索女子于高丽，得（高丽使臣周）谊女，纳之于宫中，后为我朝中使携归（时宫中美人有号高丽妃者，疑即此女）。”

   朱元璋下葬后，孝陵尚未全部完工。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在陵前竖起高大的孝陵神功圣德碑，陵墓的修建工作方告结束。整个明孝陵的建造，前后历时达30年之久。如今，这座宏伟庞大的明孝陵，已同其他明清皇陵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明末清初，在民间流行一种传说，称朱元璋丧葬是从当时南京的13座城门同时出殡的，由此又产生出朱元璋究竟葬于何处的疑问。一种说法是朱元璋葬在南京西城朝天宫的三清殿，另一种说法是朱元璋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从他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到皇位后，把父亲的灵柩运到北京的万岁山（今景山）安葬。

   其实，朱元璋和马皇后入葬南京东郊明孝陵史有明载，确凿有据，而以上传说根本没有史实依据。明人王棠《知新录》就曾驳斥民间流传的这两种说法：“俗说朝天宫是太祖葬处，此伪言也。帝王大度，断不如是。元朝帝王无陵寝，其伎俩与瞒（即曹操，传说身后置七十二疑冢）同。又有谓在燕京万岁山者，不足信也。”

   不过，王棠反驳的理由说得并不充分。到了清代，金陵人甘熙又在《白下琐言》中评论说：“世传三清殿下为太祖真葬。国朝赵秋谷执信，又谓葬于燕京之万岁山，作长歌以纪，有‘马后悲孤独’之语。然崩葬孝陵，见诸正史，以当时情事而论，相度地势，起造山陵，动帑数百万，经历十数年，岂第为马后而计？且建文仁孝，又安忍以太祖遗骸置诸渺不可知之域？群臣岂绝无目击其事者？万岁山在燕京，其时方以会葬不从（朱元璋临终前的遗诏规定：‘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朱棣从北平赶赴南京，中途遇到朝廷使臣向他传达遗诏，只得返回北平），兴师靖难，焉有奉移梓宫，不远数千里而徙之事？赵说更不足信。”甘熙所论有理有据，也较全面，是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