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里的中国：不食周粟的二君子

　　伯夷、叔齐是商代末期孤竹国国王的两个王子。商朝的纣王残暴无道，周武王率军队讨伐纣王。伯夷、叔齐二人来到周武王军队面前，拉住周武王的马头劝道：“您不应该带兵讨伐纣王。您的父亲刚刚去世，您不去安葬，却大动刀兵，这算得上是孝吗？您作为商朝的臣子讨伐主人，这算得上是仁吗？何况用暴力去对抗暴力，结果必然是暴力的无限循环，冤冤相报永无止尽。”周武王的手下想把伯夷、叔齐抓起来，武王的谋士姜太公说“这两个是义士，放了他们吧！”周朝灭掉商朝后，伯夷、叔齐为了表示对周王朝的拒斥，隐居到了首阳山，宁愿靠采集薇草充饥果腹，也不吃周王朝的粮食，最终两人都饿死了。

　　伯夷、叔齐的高贵气节受到了后世人们的普遍赞颂。孟子称伯夷为“圣之清者也”，就是圣人当中精神清洁的一类；大诗人屈原在《橘颂》里赞美橘子“行比伯夷”，橘子受命不迁、扎根故土的品格就像伯夷、叔齐一样；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伯夷颂》就高度赞扬了伯夷、叔齐的特立独行：“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千百年来唯一人而已。”东晋时广州有一眼泉叫贪泉，据说喝了泉水的人都会变得贪婪。广州刺史，也是著名的清官吴隐之便写下了《酌贪泉》一诗，其中有“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的句子：假如让伯夷、叔齐喝贪泉的水，他们一定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志趣。

　　伯夷、叔齐的故事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并被放置到列传的第一篇，理由是“末世争利，维彼奔义。”除了时代的靠前，置于列传之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伯夷、叔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树立了一个义高于利的典范。当然吗，伯夷、叔齐的故事真实性也有人质疑，比如清代史学家梁玉绳就认为《伯夷列传》中一会儿称他们为”孤竹君之二子“，一会儿又称他们为“士，前后矛盾，又比如清代学者宋翔凤干脆就认为伯夷就是尧时代的许由，和商代末期相差上千年。但伯夷叔齐即便不能被证实，也仍然符合德性的逻辑。因为伯夷之后的历史中，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物层出不穷。汉代光禄大夫龚胜，因为不愿在篡位的王莽手下为官，于是回归故里。王莽强行邀请龚胜入朝为官，龚胜对门人说”我世受汉恩，怎么能一身事二姓？”于是绝食十四天而死；写下“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的名作的南宋诗人谢枋得，在元朝灭宋后被押送至元朝大都，谢枋得绝食五日，以身殉国；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明亡后隐居于湖南船山，平日出门打伞，寓意不与清王朝共戴天，行走时穿木屐，寓意不亲踏清王朝土地。清朝屡次请他出山做官，王夫之都拒绝，并写下一副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通过嵌入明、清二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思想家顾炎武在明亡后也同样隐居不仕，清朝强行邀请出山，顾炎武以死威胁，清朝只得作罢。类似的故事，没有写进史书的恐怕还有不少。这都充分说明，伯夷叔齐的故事，不管是不是虚构，它都作为一种象征，沉潜成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抉择。

　　有人认为伯夷叔齐是一种对商王朝的愚忠，而且对历史趋势丝毫不知。其实，任何的忠诚，都有着某种非理性的虔敬，是超越于聪明愚蠢之上的。至于对周武王的拒斥，其实伯夷叔齐并非不了解历史趋势，恰恰相反，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每一场战争和动乱，不管有着多么堂皇的理由，遭殃的总是老百姓。英国思想家格雷厄姆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就告诉大家，政治家也是经济人，也是以自私为动力的。所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天下苍生，多大程度上顺乎天而应乎人，这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