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上次这么热闹，还是在齐国

淄博烧烤连上多日热搜后，网上有一个段子：

上一次淄博这么热闹，还是在齐国的时候。

山东淄博是齐国临淄故城的所在地，这里是齐国的都城，也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当初，纵横家苏秦游说诸侯，谈起齐国的富庶，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两千多年前的临淄也是一个“网红城市”，而其繁荣，离不开一个几经兴衰的东方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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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回望历史，你会发现，齐国这个几乎与周王朝同寿的诸侯国，虽数度大起大落，却直到最后时刻，依旧雄踞东方。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齐国的传国智慧，以及地缘因素的影响。

公元前11世纪，商灭周兴。作为周王朝的开国元勋、第一代周天子的“师尚父”，姜子牙被封于齐地营丘（现地不可考，一说为今山东淄博），成为拱卫周王室的第一批诸侯。

尽管姜子牙在西周王朝身份特殊，但在封国中，姜子牙所获领土却不占据优势。根据《礼记》记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杨伯峻先生在其《春秋左传注》中考证，西周初期周王室推行以“亲亲尊尊”为主的大分封制，因此给到姬姓诸侯国的封地多在古黄土层，或冲积平原地带，就农业生产论，这些土地都是当时最好或较好之土地。当时接受分封的早期宗室诸侯国大多分布在今天的伊洛平原、豫东平原一带，这些地区土层营养成分较高，易于耕作。在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地方也成了中原地区的核心。反观齐国，姜太公手里的这块营丘之地，濒临东海。山地丘陵坑洼起伏，沼泽遍地，土地盐碱化严重。

更麻烦的是，在当时齐国的周边还生活着一群未经开化的东夷族群。

东夷族群自商代后期即崛起于我国东部地区。如果说这群东夷人性格温顺，那倒还好。可是，从前商王朝统治天下时，东夷人就时不时搞点小动作——只要商王朝国势衰微，东夷部落就吞并商王朝的附属国，借机壮大。

如今，周王室分封齐国于东夷部落旧地，东夷人又怎会轻易就范呢？故趁姜太公服务王畿（即镐，在今天陕西西安），没时间回齐国治理国政之机，东夷部落中的莱国率先发难，举兵伐齐。姜太公闻讯后，立即赶回国中。以其灭亡商朝的机谋，赶跑了侵略者。

姜太公在坚持西周王朝“世卿世禄制”的同时，以“因其俗，简其礼”为原则，定下了开国以来的第一套治国方针。

在这套治国方略中，姜太公重点强调了“举贤尚功”，团结和重用齐国境内原住民以及异国贵族中的贤能之士，发展渔、盐、工商业，逐步缓和当政集团和普通百姓的激烈矛盾，齐国由此在东方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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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姜太公是齐国“尊贤用能”的奠基人，那么齐桓公便是这项国策的坚决执行者以及集大成者。

在姜太公去世后，齐国虽有丁公、乙公数代国君的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但随着时间推移，周天子对齐国的君主逐渐不信任，担心后者有不臣之心。在西周第九任天子周夷王时期，发生了震惊天下的“烹杀诸侯事件”。因其他诸侯国国君的一句谗言，周夷王把齐哀公宰了，齐国由此陷入混乱。

将近200年后，一起刺杀事件的发生，齐国才有机会成就霸业。

刺杀事件的主角叫公子小白。此时的他，正在返回齐国，准备继承君位。他的对手、另一位齐国公子纠的亲信管仲在小白回国途中截住了他，并企图将其射杀。小白装死，逃过了一劫。

公子小白随后加快了回国的步伐，最终比公子纠提前抵达营丘，继承齐国君位，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立即对公子纠一党展开报复。在出兵打败鲁国后，公子纠身死异乡，管仲亦成了阶下囚。对于这个跟自己有“一箭之仇”的逆贼，齐桓公始终心有芥蒂。但出于尊贤重贤、复兴齐国的考虑，在听闻了自己的师傅，也是管仲的好友鲍叔牙的介绍后，毅然决然地放下曾经的仇恨，将其奉为“仲父”，拜为相邦。齐桓公重用管仲而不疑，对他可谓是言听计从。

在获得充分信任后，管仲针对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相互征伐的时代背景，在齐国展开了一场政治改革。

管仲认为，齐国接连发生公室内乱的根本原因，源于齐国落后的政治制度。从姜太公到齐桓公，时间已跨越数百年，齐国由弱变强，人事逐渐繁杂，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齐国一直沿用的都是西周初期流传下来的那套政治制度。对于如今齐国的发展，这套制度和系统已经弊大于利。

改革一开始，管仲便提出“修旧法”。所谓修旧法，就是以齐国的旧制度为基础，吸收精华部分，创立新制度，理顺内政。管仲重点强调要提高君主权威，设立宰相辅政制度。宰相制度的确立，打破了齐国传统贵族掌权的局面，让更多有才学之士可以通过官位晋升，一展抱负。同时，管仲提出“三选”制度，即地方举贤、宰相问贤以及百官互评的方式层层筛选，获取优质人才。

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民富则国强，百姓富裕了，惹是生非、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就少了，再推行新政的话，阻力自然也小了许多。于是，在经济上，他首先提出“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项国策最为后世所熟知，但在当时情况下，管仲提出的“四民分业”并不存在排序，只是单纯意义上根据社会功能要求，对国境内人民按照生产属性划分种类。四民分业之后，齐国社会经济结构更加完善，且通过行业的划分，使得各行各业的精细化程度更高，人才也趋于专业化。新的社会阶层重新形成，并相对稳定地传承下去，官一代之后还有官二代，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总之，齐国上下各司其职，焉能不富？

在满足了齐国内需之后，管仲对齐国传统的渔业、盐业也做了相关的设计和改革。在管仲之前，齐国百姓打渔、煮盐这些都没有定数，想吃多少打多少，只要按时定例缴纳够税赋即可。针对这种情况，管仲提出“官山海”，将齐国境内的山林湖泊、盐、矿之类通通收归国有，并对渔、盐之类的贩卖进行商品税征收。不过，为了刺激齐国进出口贸易，管仲规定，齐国百姓可以自由出口渔、盐之获，只需要在一个地方登记交税即可。此举使得齐国渔、盐之获渐趋规范，同时也巧妙地避开了因税赋而引起的商贸价格波动。

当时其他诸侯国的商人到齐国贸易，不仅可以享受官营客舍提供的免费餐饮、住店服务，还可在齐国享受低税、免税政策。久而久之，齐国境内出现了“天下之商若流水”的繁盛场面。由于齐国商贸经济冠绝各诸侯国，齐国都城临淄甚至发展成天下著名的“情色之都”——官营妓院兴盛，各式美姬应有尽有。

富强起来的齐国，终于有机会在春秋列强中露个脸，争争霸。

相较于古往今来的其他霸主，管仲与齐桓公似乎并不热衷于武力解决问题。关于齐国争霸，管仲还有更高明的办法：打贸易战！

以类似于今天大国间贸易战的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 。春秋时期，位于齐国周边的鲁国也是一号强国，诞生了像曹刿这样的军事家，以一鼓作气的力量，将齐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当时，鲁国盛产优质丝织品，且有不少流通到齐国。管仲向鲁国发出了一个信号：鼓励鲁国百姓生产丝织品，出口到齐国，无需收税，还有重赏。看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诱惑，不但鲁国商人动心了，连鲁国国君也直呼好。殊不知，等鲁国商人兴高采烈地带着自家的丝织品上门讨赏时，齐国却突然关闭了两国贸易关口。大量的鲁国丝织品卖不出去，且由于人人皆纺织，原本好好的耕地全都长满了杂草。粮食价格暴涨，社会动荡不安，鲁国由此衰微。

经过贸易战打击后，齐国周边诸侯国的势力大减，但无论管仲还是齐桓公，他们其实心里都很清楚，自己再强，也是周王室的“臣”。如果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凝聚各诸侯国，那么齐国的突然强大，势必会让他国觉得其有不臣之心。

为防授人以柄，齐桓公在管仲的支持下，率先召集鲁、宋、曹等诸侯国国君会盟于葵丘（一说在今河南兰考），打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共谋天下和平。同时，对外宣布，自己将维护周王室，以后有人胆敢欺负周天子的，就是不给脸他小白。由此，齐桓公被后世称为“春秋五霸”之首。

他开创的“尊王攘夷”局面，也让后世其他诸侯国的国君依样画葫芦，逐渐奠定了春秋时代在礼乐之下征战的基调。

管仲的成功，无疑来自于齐桓公对人才的无限信任。当时在齐国，除了管仲，还有宁戚、隰(xí )朋、王子城父、宾胥无等人。在这些人中，王子城父出身他国贵族，宁戚仅为放牛小民。但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有才，都得重用。可以说，若非齐桓公尊贤重贤，齐国难成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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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齐桓公“尊贤用能”也带来了负面后果，那就是间接导致了田氏代齐。在各国名士投靠齐桓公的名单中，有一个来自陈国的公子完。这个公子完就是后来田氏齐国的始祖——田完。

齐桓公晚年，由于迟迟未在继承人问题上拍板，导致公子之间争位战争爆发。而好大喜功的他，以为齐国只要一世霸业，就可万代平安。殊不知，在他任用的奸相易牙的策划下，齐国再次爆发宫廷政变，齐桓公被幽禁宫中，活活饿死。

而易牙为相也使管仲当初订立的宰相制度的弊端，第一次暴露出来。宰相权力过大，导致底下人只知宰相，不知国君。如果遇到明君贤相组合，齐国称霸都不成问题，但若是宰相这环出现问题，那么，连国君的安全也无法保障了。

齐桓公霸业终结后，齐国在春秋时期基本处于低迷状态。虽有齐景公中兴，但姜氏齐国早已积重难返。历经十代人的努力，田完的九世孙田和终于成为齐国的实际掌权者。

公元前386年，在周安王的默许下，田和正式称侯。姜氏齐国末代国君齐康公被放逐于东海之滨的小岛上，齐国从此姓田。

此时，相较于春秋时代的诸侯混战、争霸，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在田氏代齐之前，赵、魏、韩三家就把原先春秋时代的另一霸晋国，刮分得干干净净，并通过战争胁迫齐康公请命周天子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战国时期，魏国通过李悝变法率先在诸国间兴起一阵改革之风。而田氏代齐之后，齐国在30年内换了三任君主。公元前356年，齐威王登基，成为田齐的第四代君主。

这时，魏国已经在李悝的领导下，基本完成了变法，国力蒸蒸日上。西部的老秦，也伴随着公孙鞅的到来，拉开第一轮变法的序幕。而位于渤海边上的齐国却始终没有动静，或许是深知政权的来之不易，田氏前期的君主都相对守成，不敢浪。

俗话说，一代打，二代守，三代散。当田齐政权传到齐威王手上时，这名年轻的君主沉湎酒色，即便赵、魏、韩联军趁齐国国丧发兵夺地，他也跟没事人似的。由于齐威王继位之初的瞎搞，齐国百官惶惶不可终日，内忧外患频发。

当时大有昏君气象的齐威王还是个“音乐发烧友”，喜欢以音乐识才，因此，著名的琴师邹忌得以入宫为齐威王演奏。

在与齐威王论琴时，邹忌有意提出，君主就好比大琴弦，弹出的声音浑厚、低沉，而大臣就像小琴弦，适合高声部的弹奏。如果一首音乐里只有清脆的高音，是很刺耳的；如果高低音配合完美，那音乐必定是佳作。

经过邹忌的旁敲侧击，齐威王大喜，拜邹忌为相，让其领导齐国走向富强。

在邹忌的辅助下，齐威王首先对地方官吏进行监督考核，希冀从中剔除危害齐国社稷的官员。当时在齐国即墨（今山东平度）和阿城（今山东聊城阳谷县）两大城市中，地方行政长官的年终评价结果截然不同。即墨大夫自赴任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大臣向齐威王告状，说他如何不好，祸国殃民，而另一位则经常有人赞扬他政绩突出，是个值得提拔的好官。

但齐威王听到这些评价后并没有马上对事情进行任何评述，而是派出亲信暗中到两大城市中生活，调查民意。结果亲信们所听所闻，与现实大相径庭。即墨大夫不仅勤恳做事、清正廉洁，还善于兴修水利，富足百姓。而那个阿城大夫，除了会阿谀奉承外，还有通敌叛国的嫌疑。

齐威王汇集了双方真实表现的信息后，最终下令将阿城大夫烹杀，以儆效尤。齐国风气自此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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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姜齐时代齐国“尊贤用能”的影响，齐威王对于人才的渴求，在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当其他诸侯国纷纷以一个学术流派为主要指导思想展开改革时，齐威王却热衷于聚拢人才，以图后用。

田氏齐国在早期建立政权时，即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打造了一座类似于今天国家级高等学府的“稷下学宫”，作为培养齐国人才的摇篮。齐威王继位后，花重金大力扩建稷下学宫，允许稷下之士针砭时弊，在学宫中发表自家观点，与诸子百家展开思想上的碰撞、争辩，并吸收思想精华，运用于国政治理之中。对于入驻稷下学宫的士子只有一条要求——有才学。孟子、邹子（邹衍）、申子（申不害）、慎到等当世名儒、改革家均齐聚于此。一时之间，齐国百家争鸣，文教娱乐丰富多彩，政治环境优于他国。

在这群引领时代潮流的学者当中，有一位被称作“稷下之冠”的淳于髡(kūn)，他出身比齐桓公时的宁戚更加卑微。一个“髡”字代表他不仅不配拥有姓名，还曾是一个因罪受过髡刑（一种被剃光头发的侮辱刑）的人，地位之低，除了他没谁了。

面对这样的人，齐威王不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鄙夷，反而多次对其委以重任。而淳于髡在外交上的卓越才能，也为战国中期齐国的强大带来了诸多外部利好消息。与此同时，在内政上，淳于髡也以其个人幽默且独特的魅力，多次对齐威王寓教于乐，告知对方“乐极生悲，盛极而衰”的道理。

可以说，正是齐威王与稷下学子们的积极配合，才有了战国中期齐国称霸的高光时刻。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相约在徐州会盟，互相称王。此前，因田齐建国时间不长，初期的君主不敢僭越称王，故齐威王在登基之初仅为齐侯。

对于齐威王不拘一格收纳人才之事，魏惠王早有耳闻。不过在这位盛世国君面前，齐威王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收纳一群没用的“垃圾”。于是，趁着两人一起打猎的机会，魏惠王首先向齐威王炫富，问：“齐国也有宝贝吗？”齐威王说：“没有。”魏惠文嘲笑对方是个没啥“国宝”的土老帽。面对魏惠王的咄咄逼人，齐威王反驳道：

“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寇，泗上十二诸侯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

在齐威王看来，天下的财富之重，莫过于人才。只有人才，才可复兴齐国。

果不其然，后来，军事家孙膑在魏国受尽凌辱，成为残疾人，也是投奔了齐国。通过“收垃圾”，齐威王以孙膑在马陵、桂陵两战中，连败魏国，将魏人引以为傲的魏武卒打得丢盔卸甲，魏国自此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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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人才治国的传统，一直被保留下去，贯穿了战国时期齐国的后半程。

齐威王去世后，齐宣王即位。齐宣王将稷下学宫对齐国政策的影响发挥到了极致。在稷下学子顾问国政的影响下，齐宣王对外大举用兵，展示齐国国力。趁燕国内乱，连下燕国70余座城，几乎提前开启“灭六国”的序幕。

然而，物极必反。齐宣王死后，其子齐湣王田地即位。正如新国君的名字那样，齐国所占的田地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齐国，在七雄中俨然最强王者。

相较于祖父和父亲的蓄势而发，这位新国君在位之初就表现出“老子天下第一”的骄狂。以孟尝君挂帅，联合魏、韩两国在函谷关前大败秦军，并一举攻破函谷关，迫使强秦割地求和。由于他父亲在位时打下了燕国大片领土，以及他本人即位之初就对外大举用兵，使齐国在列国中影响力大大增强，但也同样暴露出了齐国的“狼子野心”，引得诸国不悦，为后来燕国报复齐国埋下了伏笔。

至于稷下学宫那群对国政有着智囊作用的名士，齐湣王似乎没啥兴趣，在用人上也不像先辈们那么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稷下学宫中埋伏进来一些间谍，比如苏秦。

作为鬼谷子的学生，苏秦与张仪引领时代潮流。张仪主张的连横战略以及苏秦主张的合纵战略，成了秦国与东方列国之间博弈的主要手段。在这场博弈中，苏秦挂六国相印，任合纵长。后来联盟破裂，苏秦投靠燕国。在燕王的赏识下，苏秦以死反间的手段，埋伏在齐国稷下学宫，伺机而动。

由于稷下学宫始终秉承着只说话、不负责的传统，在稷下学子的推荐下，苏秦很快成了齐湣王的座上宾。齐湣王对其言听计从，不仅在齐国大兴土木消耗齐国国力，还不断对外用兵，攻灭宋国，西侵赵、魏、韩，南下攻楚，四面树敌，更因对苏秦的无限信任，而导致燕国可以无偿得到关于齐王的一切情报。

齐湣王与苏秦之间固然有尊贤用能的传统，但识人不明以及专听一家之言，也注定了这代君王的悲剧收场。

公元前284年，燕国名将乐毅率领大军攻破齐国，尽占齐地。齐国遭遇自姜齐时代以来最大的灾祸，偌大的齐国，仅剩即墨、莒城两座城池。齐湣王逃入莒城（今属山东日照），为楚将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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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湣王死后，齐国一片大乱。齐国太子田法章怕遭人迫害，决定改名换姓潜伏在太史敫(jiǎo)家中当佣人，并与其女产生了感情。

齐国陷入无君状态，宗室将领田单决定以即墨为基地，复兴齐国。公元前283年，历尽千辛万苦，以田单为首的齐国宗室，最终找到了太子田法章，迎立为王，史称齐襄王。随后，田单以火牛阵大败燕军，恢复故土。

经过大劫的齐国，元气大伤。虽有齐襄王夫妇近20年的精心呵护，却也无可避免地衰败下去。此时西边的秦国经过秦昭襄王的四处征战，已经完全超越六国，齐国再次称霸的概率十分渺茫。

而齐国倚为顾问的稷下学宫也迎来了它最后服务齐国的日子。经历了齐湣王误国事件之后，稷下学宫从前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复存在。在齐襄王的主导下，稷下学宫仅剩一群求仙问道的术士。与之前参理机要相比，此时的稷下学宫更像是一个专门为君王提供算命服务的机构。

齐襄王去世后，齐王田建即位。作为齐国末代君王，他算是比较幸福的。因为在其执政前期，为国家订立方针政策的是他的母亲君王后。这位出生史学世家的女子，或许是自幼受家学熏陶，在治国理政方面相当谨慎。她知道齐国外强中干，面对秦国攻击其他诸侯国的态势，她基本保持能不参与就不参与的原则，为齐国保留下了最后一丝生机。

不过，在君王后去世后，离开了妈妈庇护的田建，一下子居然无法适应战国末期的政治环境。当其余五国正在遭遇或者已经遭遇灭国大难时，他却还秉承着其母留下的相安无事风格，对五国之难置若罔闻，直到大难临头，齐国彻底灭亡。

公元前221年，当末代齐王田建最终死在流放地的时候，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历史再也没有回头路。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岳麓书社，2009年

张杰、邱文山、张艳丽：《齐国兴衰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

毕晓黎、张杰：《齐国的用人政策与齐国的兴衰》，《管子学刊》，2002年第6期

李宪堂：《从<管子>看管仲》，《金融博览》，2020第11期

张玉书、李东霞：《稷下学士与齐国的灭亡》，《管子学刊》，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