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越大，人越猛

一封来自小国的国书，惹怒了骄傲的隋炀帝。

隋大业三年（607年），即倭国（日本）推古十五年，遣隋使小野妹子乘船渡海，来到大隋东都洛阳，向隋炀帝杨广呈上一封汉文信。

这封信的开头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蕞尔小邦竟敢写出和大隋帝国平起平坐的国书，这在隋炀帝看来，实在是不像话。隋炀帝怒气冲冲地对负责外交的鸿胪寺卿说：“这种无礼的信，以后就不要拿给我看了！”

小野妹子使团十分尴尬，只能向隋朝反复解释，好在开放包容的隋朝，没有因为这点小事就退回国书、跟倭国断交，也没有把小野妹子一行人赶出鸿胪客馆。

入隋后，小野妹子使团被隋朝的繁荣强盛深深震撼，他们尊称隋炀帝为“菩萨天子”，同行的遣隋使中，还有来华学习文化典制的留学生、学问僧。

隋唐时期，新罗、日本等国借助季风，沿着航道来访，海上往来使者、商旅不断。

海风吹拂着大陆，指引着来自彼岸的客人，也将隋唐的盛世华章远播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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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太平洋东亚海域在中国大陆、琉球群岛、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合围下，构成了一个“东方地中海”，这里存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东亚贸易圈”。

中国古籍中的“东海”，所指因时而异。先秦典籍中的东海，相当于今之黄海，秦汉以后，则包括今东海、黄海的范围。

历史记载，古东海与海外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商朝末年，商纣王的叔叔箕子不满纣王乱政，怀着“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的亡国之痛，从今胶州湾东渡，到达朝鲜半岛，建立侯国。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寻找海外仙山，派方士徐福出海。徐福没有给秦始皇带回长生不老药，自己却活成了传说，相传，他带着三千童男童女横跨大海，在日本留下了踪迹。

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成型后，其北道从胶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等港出发，过庙岛群岛接辽东半岛，再转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道从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江浙港口启航，通过东海航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隋唐时期，日本、新罗等国的来使，正是经过这条航线，在中国沿海港口登陆，之后再由陆路前往位于帝国中心的长安、洛阳。

2

隋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广刚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倭国的摄政大臣圣德太子就派了一支遣隋使访问隋朝的首都大兴城。

当时，倭国正处于日本历史上的“飞鸟时代”，不过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岛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仍处于落后的奴隶制社会。由于缺乏深厚的文化土壤，倭国不得不从外来文化寻求弥补，而他们最好的老师，便是地理上一衣带水的隋唐帝国。

日本作家井上靖如此写道，那时的日本人“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殷切希望政治上要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

圣德太子是中华文化的狂热粉丝。圣德太子的老师、高句丽高僧慧慈曾经对他说：“大隋官制完整，国力强盛，笃信并保护佛法。” 慧慈的意思是说，如果要学习先进文化，就去向大隋取经吧。

此后，圣德太子在执政时期推行改革，促成了中国儒学与佛教的东传，并仿照中华制度，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等，为后来的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

隋大业三年（607年），倭国遣隋使再度来访，尽管小野妹子上呈的国书引起了隋炀帝的不快，但隋炀帝还是表现出了宽宏大量的一面。

当小野妹子一行人返航归国时，隋炀帝派出文林郎裴世清率领的13人代表团与他们一同出发，回访倭国。《隋书·东夷传·倭国》记载，裴世清访倭的路线为：“度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行至竹岛（位于今韩国全罗南道），南望耽罗国（济州岛），经都斯麻国（对马岛），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壹岐），又至竹斯国（筑紫）……”大致相当于遣隋使及后来遣唐使初期的北路。

倭国上下得知隋朝使者到来，大喜过望，圣德太子派遣官员携75匹盛装骏马，设仪仗，鸣鼓角，迎接隋朝使者到倭国都城（今日本奈良）。

裴世清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上见到了倭王与摄政大臣圣德太子。当时的倭王，是一位“姿色端丽”的女王，日本史书称为推古天皇。

推古天皇谦虚地对隋朝使团说：“我听说大隋在大海之西，乃礼义文明之邦，故遣使朝贡。我们是偏居海隅的区区岛国，不识礼仪，孤陋寡闻。今日听闻大使到来，我命人清扫道路，装饰馆驿，以待大使，希望得到大国的教化。”

裴世清代表隋朝，以大国口吻回答道：“大隋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

之后，为护送隋朝使团回国，小野妹子再度担任遣隋使，带着新拟的国书出使隋朝。这一次，国书上的称谓没有“日出处”“日落处”之类的表述，而是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增添了几分恭敬，但仍避开了两国间的上下关系问题。隋炀帝正忙着为征伐高句丽大动干戈，可能也没时间再次为倭人的国书感到恼怒。

小野妹子再度完成出使任务，他安顿好留学生、学问僧后就先行回国了。这个名叫“妹子”的汉子就这样在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跟随小野妹子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虚心学习隋朝典章文物。其中，高向玄理与南渊请安留居中土长达32年，他们见证了隋、唐的朝代更替，后来回到倭国，成为“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为移植中国文化、制度做出了很大贡献。

七世纪后半叶，倭人“稍习夏言，恶倭名”，他们久慕唐风，觉得倭这个国名有贬义，于是将自己的国名改为“日本”（也有一说是武则天赐名）。

3

隋大业三年，小野妹子带着一批学问僧访问隋朝时，说他们的目的是，“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僧侣）数十人来学佛法。”此处的菩萨天子即隋炀帝，他和其父亲隋文帝都是著名的佛教徒。

佛教文化，在隋唐中日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圣德太子听说隋朝一反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大力复兴佛教，于是也想在日本国内效仿，他在推动中央集权制改革的同时，企图把信奉多种神祇的豪族引导到佛教上来，从而统一信仰，缓解豪族之间的对立。

到了唐代，自倭入唐学法的学问僧人才辈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所谓的“入唐八大家”——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和宗叡。中国佛教中的华严宗、律宗、天台宗、禅宗、密宗等先后传入日本。

在这个中国文化哺育日本文化的时代，唐朝出了一位东渡传法的高僧鉴真。

唐天宝元年（742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肩负着为日本寻找佛学“特聘教授”的重任。二人四处打听，得知扬州大明寺的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高僧，便前往拜谒，恳请他到日本传法。

荣睿、普照对鉴真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

鉴真时年55岁，他在扬州讲经弘法多年，广招子弟4万人，拥有丰硕的学术成果。如果是一般人，混到这份上已经可以“躺平”了。

但是，鉴真被虚心求学的日本僧人打动了，他环顾四周，问弟子们：“我们之中，谁愿意接受这个邀请？”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鉴真说罢，只等来了许久的沉默。此时，一个叫祥彦的弟子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 意思就是说，这一趟旅程要横跨东海，搏击风浪，一定性命堪忧，不去不去。

一时间，“众僧缄默”，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鉴真见弟子们迟迟不表态，终于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是为法事也，不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看到鉴真普渡众生、不畏艰险的决心，包括祥彦在内的诸位弟子终于改变主意，从此坚定地支持鉴真，跟随他开始了历时长达十余年的6次东渡。

鉴真所在的扬州，坐拥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地理优势，是海外来客必去的商贸中心，“为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可谓富甲天下。白天，扬州港“舳舻万艘，溢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到了晚上，“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唐·李绅《宿扬州》），可见水运之发达。

但与当年玄奘西行 “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一样，鉴真的东渡也没有得到唐朝政府的支持，按照唐朝法律，僧人私渡日本是触犯刑律的，这意味着鉴真东渡不仅要克服惊涛骇浪的阻碍，还要面对来自于社会和政治的重重阻力。

天宝二年（743年），第一次东渡时，鉴真一行人在扬州打造船只的事情被人告发，遭到查获，“所造船没官”，初次东渡还没开始就已宣告失败。

第二次东渡时，鉴真在岭南道采访使的帮助下购得一艘旧船，雇佣船工上百人，筹措了航行所需的粮食、药品等，再次准备出发。鉴真师徒一行顺长江东下，航至狼沟浦（今江苏南通狼山江面），遇到狂风恶浪。这艘“二手船”经不起折腾，破损后搁浅，潮水涌入船舱，米粮都被浸坏，鉴真一行人只好放弃航行。

船只修好后，鉴真进行第三次东渡，由于风向不对，在海上耽搁了一个月，才到达乘名山（在今舟山岛北），此时又突遇风暴，船只再次破损沉海，船上带的淡水、干粮消耗殆尽。幸运的是，鉴真等人被路过的渔民救起，但不幸的是，鉴真回到岸上，就被明州地方官举报，随后被送往邓县（今河南邓州）名刹阿育王寺中软禁。

鉴真被软禁在阿育王寺的消息传开后，各地寺庙多次请他讲学。唐朝佛教兴盛，鉴真要去讲学，官府也不好阻挠。于是，鉴真先后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巡回讲课，并避开官府耳目，计划在福州登船远航。不过，因为消息走漏，鉴真的第四次东渡也失败了。

天宝七载（748年），经过数年苦等，鉴真第五次出海，从扬州出发后，过舟山群岛，再遇飓风，船只失去方向，最后，鉴真一行人历经14天忍饥挨饿，漂泊到了海南岛。第五次东渡，依然没有达成目的。

佛法有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

鉴真始终坚守他的信念，第六次东渡时，他已是一个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老人了。

天宝十二载（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的藤原清河来到扬州，为66岁的鉴真带来了好消息：大使即将归国，邀请鉴真乘遣唐使的船只前往日本。鉴真及其弟子毅然踏上了最后一次东渡之旅。

这一次遣唐使船队不走运，第一艘船遭遇海难，乘坐这艘船的藤原清河历经九死一生才活了下来，从此留在大唐。所幸鉴真搭乘的第四艘船经过数日颠簸，在日本成功靠岸。

进入奈良时，鉴真受到了日本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

鉴真实现了自己的毕生心愿，他东渡日本，带去的不止是佛法，更是不可磨灭的盛唐文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鉴真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在日本传授佛学、医药学、建筑、雕塑、书法等技术知识，并仿造扬州大明寺的格局，在奈良修建了著名的唐招提寺。

他与青灯古佛相伴，为中日睦邻友好贡献了毕生精力，直至圆寂，被后世尊为“传灯大法师”。

4

在促成鉴真第六次东渡的日本遣唐使返航船队中，有另一位见证唐代中日友情的人物——晁衡。

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吕，是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的留学生，后来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做官资格。当时，唐朝科举有专门为外国学生准备的宾贡科，外国留学生登科及第被称作“宾贡进士”。

晁衡来华时，正逢大唐开元盛世，社会安定、国力昌盛。勤奋好学的晁衡，经过在国子监的多年苦学，考中进士，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政治生涯长达四五十年，官至秘书监兼卫尉卿，还曾辅佐太子研习学问。

秘书省掌管国家藏书，晁衡的职务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卫尉卿职掌武器库藏、仪仗帷幕供应，可见唐皇对他的信任。

天宝十二载（753年），晁衡入唐已经过了37个年头，年近花甲。晁衡想家了，在唐玄宗的默许下，他将以护送使身份随此次遣唐使团起程回国。

此次船队虽然成功载着鉴真东渡日本，却没有抚慰晁衡的思乡之情。天有不测风云，航行过程中，晁衡与藤原清河大使乘坐的第一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迷失方向，一路漂泊到了安南（今越南）。

由于消息闭塞，晁衡不可能像现代人一样发个短信，晒个朋友圈报平安，大唐朝野上下以为他早已遇难，为之叹息。

晁衡在唐时，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文人大臣结为至交好友，多次互赠诗文。晁衡的好友李白一听说“晁衡已死”的谣言，为之心痛不已，写了一首《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我那如同明月一般皎洁的友人啊，沉到了碧海深处，愁色惨淡的白云遮滿了苍梧山，悼念逝去的晁卿。

实际上，晁衡没死。船只触礁沉没后，同船的一百多人被土著居民残杀，晁衡和藤原清河却侥幸逃生，他们在两年后历经艰辛回到长安。

从此，晁衡再没有等来归家的信号，彼岸的故乡成了他再也回不去的远方。他将自己毕生在唐朝所学的一切，同自己余生的精力一起奉献给大唐，直到大历五年（770年），在长安病逝。

如今，中国西安与日本奈良各建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以纪念这位大唐的传奇友人。

5

晁衡不是唯一在唐为官的海外来客，像他这样在唐求取功名的老外，还有新罗人张保皋、崔致远等。

新罗，是隋唐时期位于朝鲜半岛的政权。7世纪，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灭掉高句丽和百济后，唐朝政府在高句丽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都督府，实行羁縻统治，新罗则乘机统一了今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

《新唐书》记载，新罗王多次派遣唐使前来朝贡，贡品中有金银、牛黄、人参等珍宝，以及朝霞锦、木棉布、金银器皿等工艺品。唐朝为接待新罗的使者和商人，在今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有多处“勾当新罗所”，所内还有专门的翻译官。

杜牧的《樊川文集》中，记载了来自新罗的奇人张保皋。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镇海节度使李琦在润州（今江苏镇江）起兵作乱，东部沿海陷入战乱。唐朝命镇守徐州的武宁军出兵平叛，新罗人张保皋正好在武宁军担任小将，他凭借着高超的武艺，在平定李琦叛乱的战争中崭露头角。

张保皋是出身贫贱的“海岛人”，早年随着新罗人的贸易船只沿海南下，流落到扬州，后来参加武宁军——这是一支由高句丽人李正己家族建立的军队，其部下有很多高句丽、百济的后裔，以及后来融合为一的新罗人。

张保皋随唐军平叛建立功勋后，捞得第一桶金，他辞去军中职位，回到新罗，成为一名海商。有句台词说得好，风浪越大，鱼越贵，乘风破浪的张保皋很快在海上建立了自己的贸易集团。

在得到新罗王的许可后，张保皋招募1万岛民组成一支船队，往返唐、新罗、日本三国之间。为了保持航路畅通，张保皋还扫平了多股海盗势力。

经过多年经营，张保皋商团几乎垄断了唐、新、日三国的海上贸易，是9世纪东亚最大的国际贸易集团。《新唐书·东夷传》给了张保皋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不失为一位英雄：“先国家之忧，晋有祁奚，唐有汾阳、宝（保）皋，孰谓夷无人哉。”后来的朝鲜历史，将他称为“海上王”。

张保皋的势力一度威胁到新罗王室的统治，他后来卷入新罗贵族的斗争，被加上“欲谋乱、据镇叛”的罪名，新罗王派人趁张保皋醉酒后将他杀害。

但是，繁荣的“东亚贸易圈” 并没有遭到破坏，活跃的唐朝明州商人很快取代了张保皋的位置。

晚唐时期，由于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唐商船队不必再走绕道朝鲜半岛的北路航线，而是可直接走南路，从江浙沿海的扬州、明州、楚州、越州、温州等港口启航，出海后朝东北方向横越东海，直趋日本的值嘉岛，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海难的发生，还缩短了航行时间。

6

中晚唐时期，来自日本、新罗的遣唐使活动逐渐归于沉寂。

有唐一代，自贞观四年（630年）第一次遣唐使入华，到乾宁二年（895年）日本最后一次组织遣唐使，两百多年间，日本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一说20次），实际成行的有17次。日本竭力模仿唐朝，日本的哲学思想、政治体制、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建筑、医学等各方面都有唐朝的影子。

随着唐朝走向覆灭，日本遣唐使的历史也落下帷幕。

乾宁二年，新任遣唐使菅原道真还未出发，就得到在唐学问僧的报告，得知大唐内乱不止，战火频仍，此时入唐可能小命不保。于是，菅原道真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陆多阻”为由，建议停止派遣唐使。

这一年，唐朝藩镇朱全忠（朱温）出兵兖、郓二州，争霸中原，他日后将成为唐朝的终结者。

帝国崩溃之际，唐朝也无法迎接来自大海彼岸的客人，从此，再无遣唐使。

当初，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出海前，日本的相国长屋王，曾命人制造了千件袈裟，布施给唐朝高僧，袈裟上绣着象征友谊的偈语。

据说，鉴真和尚看到袈裟上的偈语后大为感动，称日本是“有缘之国”，后来才许下渡海传法的承诺。

东海的潮音吹奏着各国友好往来的回声，这段缘因海而生，也如沧溟无垠。

鉴真那件袈裟上，有这样一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参考文献：

[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97年

[唐]杜牧：《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德）罗德里希·普塔克：《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

（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