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觉得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基本都是在第、代皇帝后开始由盛转衰?

你看到的历史只是表象,真正促成王朝兴衰的动力不是皇帝本人,而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制度。每个王朝建立初期都经过战乱,民生凋敝,土地荒芜,国家趁机拿下无主荒地,这时豪强势力经过战乱打击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国家可以放开手脚制定土地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而经过百年左右发展不仅人口成倍增长,豪强势力也早已壮大,他们兼并土地,庇护无地佃户,从社会底层深刻瓦解着国家的财税收入,改变了国家的发展轨迹,东汉如此,唐朝也如此,安史之乱只不过是矛盾的间接爆发的原因,直接的就是府兵制度与租庸调经济制度的瓦解,也就是真正掌握土地与经济的不是国家,而是各地豪强地主,国家已经无地可派,无民可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唐玄宗个人只是延缓了这个矛盾的爆发,李林甫的专权与这一时期的朝廷经济拮据有很大关系,只有以强权才能缓解朝廷税收的尴尬,而这又是个死循环,一旦开启专权独裁,国家内乱也必然到来,果不其然,杨国忠没有治世之能,却想独揽大权,不仅败坏了朝政,还逼反了安禄山,造成局势的无法挽回,而府兵制的瓦解则是安禄山等反叛的深层原因,可惜那时玄宗已经麻痹昏庸,看不清国家的形势,依旧四处开疆,罔顾社会矛盾,结果只能苦了天下,害了大唐,更深刻影响中国一千年后的政治制度走向。

如果大一统王朝在开国之后没有经历过太大的战乱、再征服之类造成人口大量灭失的情况,和平发展,到第四代、第五代皇帝时,确实会出现由盛转衰的现象。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些先贤总结的中国式生活经验,不唯对国家如此,寻常百姓,也莫不如是。韩非子为什么这么说,而且为什么他所说的还有这么拥趸呢?这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关。
为什么有人觉得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基本都是在第、代皇帝后开始由盛转衰?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中国虽称天朝,物产丰盈,但到底还是个四塞之地,东南西北都有地理边界,这个地理边界严重限制了国人开拓进取的雄心壮志。商人重利,没有隔日之储;周人务农,首重积年之粟。当初齐、秦号称东西二帝,最终秦国一统天下,耕战立国的秦国将秦法遍施华夏,小农经济落地生根,士、农、工、商成为社会基层的基本划分,此为本末之论,也是中国人最朴素的天命观:民以食为天。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什么呢?自给自足。

因为不需要大规模的商业交换,小农经济就能正常运转,这就给了古代中国发展出以“编户齐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大一统”的政治提供了条件。老百姓被冠之以各种“户头”被捆绑在土地上,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仅得温饱。这是古代中国那一批最聪明的人设计的理想制度,所谓王道乐土,各司其职。

这种制度起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土地足够广阔,即使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粗犷的耕种方式,依然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物产养活部众,此时即是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可是当人口越来越多,原有的土地已经不堪重负,就不得不去开发新的土地,矛盾和争端日渐增多,最终爆发生存战争。

为什么有人觉得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基本都是在第、代皇帝后开始由盛转衰?

(战争是为夺取生存空间)

战争会催生更多的人口,相对应部族内部也会产生财产分配制度。虽然有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其他嫡子、庶子也会相应分到一些财物,另立别院。当土地不能因为战争获得增加,人口又逐渐增多时,人地矛盾就会尖锐起来。当吃不饱饭的黎民百姓,登高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谓是晴天霹雳,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以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为标志,古典贵族政治斯文扫地。

在以后的大一统王朝更迭中,由于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经典政治模式中,在农业技术革命没有突飞猛进之前,这种人地矛盾始终存在,却别只是暂时缓解了还是加剧了,因此,往往在第四代、第五代人时就会爆发内部危机。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内部改革来纾解这种矛盾,就会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如因为生存危机下的道德滑坡、流民起义等,王朝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内部问题,对外则进行战略收缩,从而表现出衰败的迹象。

然而,这种矛盾在小农经济时代,几乎是无解的。宋代在内忧外患中能够维持这么久,当然有中兴四将的武功,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宋代从越南进口了“占城稻”,从而“湖广熟、天下足”,让老百姓有了一口活命的粮食,让宋朝政府有了维持下去的资本,甚至能够反推金国。如若不然,在丢失掉中原这个天下粮仓之后,光是内部压力也够让宋朝崩溃了。
为什么有人觉得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基本都是在第、代皇帝后开始由盛转衰?

(衰败始于资源和人口的承载力的临界点)

所以,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几乎毫无例外,都会陷入到前期欣欣向荣,中期社会危机加重,晚期矛盾尖锐,官逼民反的王朝怪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所说的即是这种现象,也是中国王朝三百年周期律的一个体现。有很多政治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王朝中期、晚期往往都会有一些锐意于改革的政治家出现。他们的改革好多都是先从经济入手,再延及政治、军事。

在农耕社会,社会生产总值固定的情形下,任何的改革都将是零和博弈。政治家幻想的“均贫富”的经济改革,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一直逃不出这个规律,几个大一统王朝,两汉加起来才四百余年,大唐二百八十九年,明清各二百七十六年,象欧洲国家,一个王朝存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个都没有出现,这主要由古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的。

古代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民耕种土地,交粮服各种徭役,国家征收赋税养活一大批官僚机构。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吸收前朝灭亡教训,调解矛盾,分给农民土地,轻徭薄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矛盾较小,因此王朝初期天下大制,出现各种之治或盛世,国家进入强盛时期。在这种惯性下,一般王朝兴盛在百年上下,古代人均寿命短,一般经过四、五代皇帝是强盛时期。
为什么有人觉得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基本都是在第、代皇帝后开始由盛转衰?

当国家强盛之后,土地兼并日渐严重,官僚地主集团拥有大量土地。由于人口膨胀,

百姓人均土地减少或丧失,遇上灾年,百姓流离失所,比如明朝末年天灾大旱,政府根本无力救治,导治农民起义爆发。假如农商并重,开展对外贸易,依靠商业创下的财富向外国购买,可缓解社会危机。
为什么有人觉得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基本都是在第、代皇帝后开始由盛转衰?

另外,中国古代实行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什么都是皇帝的,天下大事皇帝一人说了算。

皇帝英明神武,天下大治是平民百姓的福分,享受各种盛世。如果皇帝软弱无能,同官僚集团产生各种扯皮,皇帝势单力孤,于是宦官集团便出现了。宦官通常是站在皇帝一边的,同外戚和官僚集团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地方军阀趁机染指中央权力,造成天下大乱,重新洗牌。
为什么有人觉得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基本都是在第、代皇帝后开始由盛转衰?

万史上,东汉,唐朝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情况严重,甚至能左右皇帝的废立。明朝选后,主要以平民为主,无外戚干政局面,但宦官专权现象严重。宦官专权,党争使大明陷入万却不负的地步。清朝吸收历史教训,宗王由俸禄养着,不许出京,无叛乱现象,也无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现象发生。慈禧太后两度垂帘听政,使风雨飘摇的清帝国苛延残喘了数十年,慈禧太后死后三年,大清帝国便亡了,这是历史积重难返的结果,非一人之力可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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