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红军游击队：心存强烈的复仇之志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留影

　　1937年10月，应该是杨文翰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短短一年多，在红军主力北上长征、留守游击队纷纷被打散时，他率领的红军赣东北游击大队，却从最低潮时期的30多人，发展到了500人，还拥有轻机枪1挺，步枪200多支。

　　杨文翰最初是一名宣传干部，并无军事经验，是红军留守游击队一败再败的覆亡危局，将其推上了一线。

　　1935年1月，作为先头部队出发“长征”的方志敏红十军团损失殆尽，在江西弋阳磨盘山等候其回师的苏区闽浙赣省委，当即决定分散成三部分打游击，其中，省委书记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独立团、直属游击大队，活跃于弋阳磨盘山、贵溪三县岭一带。此时任苏区葛源（中心区域在今上饶、弋阳、横峰交界处）区委书记的杨文翰，也在这支队伍中。

　　关英显然缺乏军事才能。防御时常令留守部队筑起碉堡与数倍、十多倍于己的敌人硬抗，弹尽粮绝后，又令部队冲出碉堡拼刺刀，导致部队损失极大；进攻时又往往无视前线敌我实际情况，强令往前攻击、不许后退。

　　1936年初，关英又无视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强令独立团攻入浙江联系粟裕部，以为声援。结果遭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军区司令员唐在刚战死，军区参谋长邹琦被俘后处死，两个主力连队也都伤亡殆尽，关英自己也与部队失散，只身突出重围。

　　一度规模达八九百人的红军皖浙赣独立团，至此烟消云散，仅剩零星几支红军游击队各自为战。

　　1936年农历6月，这些红军小游击队重新汇合起来，组建了赣东北游击大队，杨文翰任宣传部长。不久，游击队司令、政委离队寻找独立团，从此失去联系。紧接着组织部长也走了，再无消息。此时，游击大队只剩下30多人，而其中职务最高的宣传部长杨文翰，便成了一把手。

　　小部队的游击战，至为艰苦。游击队常年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翻山越岭、踏遍深谷，住的是临时用树枝茅草搭起的山棚，吃的是野菜、草根、野洋姜，时时面临饿死、冻死和被捕杀的威胁。

　　在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等多名干部被捕并遭枪杀后，杨文翰游击队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独自为战。

　　然而，与关英一样没有军事经验的杨文翰，这时却表现出了在军事上的过人的天赋。用杨文翰之妻王荣真的话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打游击的料”—没有情报不动手，没有内线不动手，抢不到枪不动手，决不干赔本买卖，决不死打硬拼，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很快打出了影响力，威名震动了弋阳、德兴、横峰、上饶、乐平、贵溪、万年等七八个县。

　　难解的血仇

　　极盛时的杨文翰，自信之余，竟没有再去主动寻找中共党组织，这使得杨文翰游击队长期以磨盘山为驻地孤军作战。

　　在后来的党史研究者们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苗头，除了容易滋生山头主义、流寇主义等不良行为外，对杨文翰而言，最现实而直接的危险在于，因为信息完全闭塞，到1937年下半年中共党组织重新找到他之前，他不知道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不知道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更不知道，这些重大事件，将1927年决裂了的国共两党又粘合到了一起。

　　1937年8月，经历多轮高层谈判的国共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而后，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方案也在9月24日商定。

　　国共双方约定：中共方面集结各游击队集中听候改编，国民党当局则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随即，项英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总接洽处”，指挥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抗日武装。

　　而杨文翰对这些全不知情。当组织终于找到他时，他表示绝不相信国共可以合作。对于首次听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不要信他，你欠了他的债，分了他的田，杀了他的人，他怎么会跟你合作呢？” （《弋阳文史资料》）

　　他始终反复强调，“五角星与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而我们也天天喊着要打倒国民党，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又说：“既然国共合作，他们为什么杀方志敏？为什么杀我们那么多同志？”（《弋阳文史资料》）

　　1935年，方志敏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败，被俘后在南昌被枪决。由于方在赣东北苏区威望极高，杨文翰亦是方志敏的忠实仰慕者，因而对方之死始终耿耿于怀，心存强烈的复仇之志。

　　类似的仇恨，在当时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之间普遍存在。

　　十年国共殊死搏杀、三年惨烈游击战争，令游击队与国民党军之间结下了难解的死仇。如婺源鄣公山一带根据地，在国民党多次围剿后“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因此，许多游击队领导者都和杨文翰一样，认为这只是国民党企图消灭游击队的阴谋。

　　1937年10月，湘鄂赣军区红16师政委明安楼、省苏维埃部长林海清，奉命到赣北会见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刘为泗，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刘见明、林二人身着国民党军装，误认他俩是“叛徒”，便下令枪毙。

　　甚至陈毅也险些被游击队误杀。1937年11月13日，化装成大商人模样的陈毅，在永新铁镜山同湘赣游击区领导人谭余保会面，却被斥为“叛徒”，准备枪决之。幸得陈毅口才出众，反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痛陈利害关系，谭才答应派人下山调查陈毅身份，三天后，谭确认了党的新政策，陈毅才从阶下囚成了座上宾。

　　国民党方面同样对中共游击队旧恨难消。在国共谈判已经开始的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五县剿共区署”还对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发动大规模“围剿”，打死游击大队政委喻照光，将其首级悬挂街头；1937年8月20日，国民党江西省保安队修水中队长饶东黎，假借给游击队“送粮”之名偷袭，使游击队损失三分之一；1937年7月间，闽南红军游击队近千人在漳浦“点编”时，被国民党驻军157师缴械，领导人被捕……

　　与时代背向而行

　　不过，一段时间的误解与沟通后，几乎所有的红军游击队最终都接受了时代的大变局，也认可了国共合作。如误杀了自己人的刘为泗，后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中共中央新政策后，便主动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进攻，联合抗日”的和谈呼吁，终于成功下山接受改编，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

　　唯独杨文翰始终坚决抵制国共合作。一直以来，杨文翰在孤立无援中坚持着艰难的游击战，对国民党戒心极重，而1937年2月的一次吃亏，更让他心中彻底断绝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念想。

　　当时，国民党派人上山找他，请他率部下山，要谈国共合作。杨文翰半信半疑，只派先头部队下山，结果遭到敌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了十几名游击队员。此事令他怒发如狂，对部下称“以后不管什么人来都不听，我们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去！”（《弋阳文史资料》）

　　杨对自己人也充满疑虑，时刻提防着“叛徒”，因此对游击队内部也严加控制，凡谈论国共合作、思念家乡者都按动摇分子论处。从1938年至1942年，曾因此先后枪毙5名游击队战士。其中游击队女战士林三�ǎ�只因想念家人，就被杨文翰枪杀于德兴大茅山。

　　甚至连妻子王荣真上山找他，他也认为肯定是敌人派来劝降的，掏枪就要毙，幸亏被战友们拉住。整整半年后，他才相信妻子没叛变，但仍要求其下山。王荣真寻死觅活不同意，杨才收回成命。

　　当中国举国上下奋起抗日，百万精锐血战于上海、南京、徐州、太原、武汉时，杨文翰仿佛对此毫无所知，对中共中央不断发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视若无物，继续坚持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武装对抗。

　　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对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要求“转变领导方法，用旧政权形式去保障人民利益”，杨文翰游击队却于1941年12月印发《告工农群众书》，公开号召“工农群众大胆起来向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作斗争”, “大胆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

　　1940年8月，中国抗战已进入第三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友军中扩大交朋友工作，以便争取二百万军队继续抗日”，而杨文翰游击队却又印发《告白区民团士兵书》，公开号召民团士兵“驮枪来革命，打死压迫剥削你们的万恶长官”。（ 《杨文翰游击队及其历史教训》—《南昌大学学报》）

　　政策抵触之外，杨文翰游击队的主要活动，也依然是当年红军时代的打炮台、打地主富户、打区乡公所，还经常组织百姓抗租、抗税、抗丁。令国民党当局对这支游击队极为不满，向中共交涉称其“昧于大义，不知幡然，改图执戈卫国，反而乘机思逞扰乱后方之举”。（《弋阳县国民党县长张抡元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日转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一O九O二号训令》）

　　关英之死

　　显然，此时的杨文翰，已经带领着他的游击队与大时代背向而行、渐行渐远。中共南方局高层对此并非没有看到，连续派了3批人来传达党的新政策。

　　据杨文翰的警卫员吕根有回忆，1937年9月份，皖赣特委派县委书记李春望等2人上山动员，被杨下令枪杀；1937年11月，组织指派一位姓邹的区委书记动员杨下山，又被枪杀。王荣真后来回忆称，她当时发现杨文翰穿着一件大衣，问其来历，杨文翰说“两个叛徒要我下山，被我宰了”；第三次是1937年12月，原丁山区委书记余明兴上山，又被杨下令枪杀，余被杀前高呼“共产党万岁”。

　　见迟迟不能说服杨文翰，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决定，让刚刚归队的关英，以老上级的身份去劝说杨文翰。此前，关英在只身突出国民党军围困后，以上海客商的名义，用省委活动经费在玉山开了一间榨油坊，等候中央消息。七七事变后，关英闻听红军南方游击队陆续改编成新四军，于是变卖油坊，到南昌重新找到了组织，随即被派往弋阳磨盘山。

　　1938年5月，关英告别刚刚在离乱中重逢的妻子汪菊媛，“你在家里等我，今天夜边就回来。”于是，汪菊媛站在山边等。然而，这是他们的诀别，关英再也没有回来。路过横峰县与葛源时，关英受到了国民党县、区当局的热情款待，并派人护送。在葛源时，关英还在村头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关英不知道，杨文翰的内线在注意着他。国民党方面对他的热情款待，以及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等举动，都被杨文翰疑为其叛变。关英到达磨盘山后，杨文翰做了笋烧肉、野鸡炖蘑菇盛情款待。然而饭后两人的谈话极不愉快。当关英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称“你应下山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杨文翰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他们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有国共合作的条件？实在要我下山改编，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

　　杨文翰要关英在山上等几天再走，关不同意，说自己马上要回南昌交差并看病。本就不信任关英的杨文翰，至此怒气完全爆发，认定关英已与国民党串通、在山下布好埋伏急着等他去钻，于是强行把关英等人关了3天。此间，杨关二人越谈越崩，杨最后终于怒火难抑，掏出手枪命人将关英捆个结实、搜身，一边怒骂道：“你叛变了，难道还叫我叛变？你骗我杨文翰下山投降国民党，我不干。”

　　脾气同样刚烈的关英也火了，指责杨文翰“粗暴，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杨则将从关英身上搜出的金戒指和200元钱指为其被敌收买的证据。并声称“决不上当，也绝不会下山改编”。

　　尽管关英一再表明钱款是黄道给路上做盘缠用的，杨文翰还是叫人动刑、踩扛子，强迫关英承认自己是叛徒，要其交代是受何人指派来劝降。关英死不承认，继续怒骂杨文翰“违背了党的指示，与党闹独立性，已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是党的异类，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杨文翰被彻底激怒了，立即叫来几个游击队员把关英等4人拖到附近枪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

　　偏执的怒火

　　杀害关英后，冷静下来的杨文翰终究心存疑惑，于是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杀了关英，这不好，这是党内的事，要负责任的，你们是应该下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

　　然而，十年坚忍已成无法扭转的偏执与仇恨，杨文翰坚称“非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这时，红军大部队已全部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了，杨文翰及其部下500人，已是最后一支红军游击队。

　　此后的岁月里，中共赣东北特委所属弋阳、贵溪党组织，与杨文翰领导的党组织，发展到同一村庄有两个不同党支部。尽管两个支部均知道对方的存在，可以一起开会，但赣东北特委每每想说服杨文翰却总不成功。（《杨文翰游击队及其历史教训》转引《务源县革命斗争史稿》）

　　与此同时，杨文翰执著地与国民党政府为敌，最终促使国民党下定决心动用武力彻底清剿。1938年底，国民党军调动正规军、民团武装总共1.7万人，重重包围了不足500人的杨文翰游击队，孤立无援的游击队面临空前危局。

　　1939年3月，杨部在贵溪畈上吕家遭国民党军伏击，所部60余人，在磨盘山、三县岭来回奔走半年多，吃住均无着落，终究难以立足，而后转向了皖赣交界处继续游击。

　　在江西地方党史资料中，这时的杨文翰游击队，也被批评为日渐显现出流寇化特征，劫富济贫、抗租抗捐抗丁之外，从未扎根于一地进行根据地建设或发展党员。此后直到彻底失败的四年间，杨部没有建立过一个党支部。而“放手发动群众、注重根据地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直被认为是此前中央苏区能够扎根江西、与国民党军对抗多年的法宝。

　　此后，杨部在皖赣边区辗转游击四年多，始终还是无法立足，于是又在1942年8月折回磨盘山、三县岭。仅仅半年不到，1943年3月19日，杨部在德兴与上饶交界的黄土岭再遭伏击，只剩20余人。杨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行走，一路由司令员裴月山带领十几人为前卫，侦察行进路线；杨自己则带领机关6人随后跟进。两天后，游击队员邵恒竹反水，领着国民党军将杨文翰等6人包围，4人当场被捕，杨及炊事班长刘福喜二人翻下山崖，侥幸逃脱。

　　突围后的杨文翰，不断改换姓名，只身来往于弋阳、铅山等地，收集枪支和人员，仍然企图东山再起。但他的好运终于在1943年8月结束，他第二次到弋阳葛溪杨泥湾的姨娘家买枪时，被姨娘的女婿、国民党乡丁鲁冬狗举报，“中饭还没吃完”就被民团堵在了家中，当即送到县城关押，当年10月被枪决于弋阳北门鹅门嘴。据执刑当事人后来回忆，临刑时，杨文翰和被他杀害的余明兴一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

　　而3个月前，裴月山带领的十余人，也已在贵溪大务源遭围攻后溃散。裴本人于1944年3月在江西余江被捕枪决。

　　至此，这支最后的红军游击队终告全军覆没。多年以后，杨文翰和被他误杀的关英，都被追认为“烈士”，并且同被供奉在弋阳革命纪念馆中，永久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