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影响及后果

　　本文的目的是从较长时段的历史中观察冷战时代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兴起、演变及其对当今地区和全球政治的影响。本文认为冷战时代的东亚秩序经历过一次巨大的变革，即从美苏同盟对抗与冲突为中心，逐步转向全面抵抗苏联向东亚扩张与东亚地区出现市场导向的全面改革的时代，其结果是造就了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东亚繁荣，在世界上出现了与欧洲和北美鼎足而立的新的经济-政治中心。本文的论述主要是基于国际和国内学界这些年来新冷战史研究的成果，其中涉及的诸多重要事件都有同行专门的论著。如果要了解对这些重大事件的确切内容的最新诠释，需要阅读那些专论本身，因为这些年大量新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很多专门研究出现重要的突破，对冷战中的一些历史事实都作了新的考察，等等。本文对冷战大过程的许多论述并非新创，它只是基于对新研究成果的总结与概括，从东亚地区的视角阐述一些重大事态的意义，加之作为学术研讨会发言的整理，故行文中不逐一做专门介绍或注释，专此说明。

　　一、被遗忘的“冷战”

　　人们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中创造新的历史。果如是，对那些给定条件的认知对未来的命运就必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认知学的研究证明，人都是根据自己认识的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做出选择的，这包括那些重大的历史性选择。在本文涉及的领域中面临的尴尬是，冷战历史的影响是重大的，但冷战几乎被遗忘了，这无疑会影响对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认识和理解。

　　什么是冷战？如果从东亚地区的视角看，冷战与战后东亚秩序的形成与变革有联系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当今的人们来去匆匆，几乎遗忘了那段历史，尽管因为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个时代的危险对每一个人都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即便从认识世界政治的角度看，冷战是特征如此鲜明，以致在冷战结束30年后，人们还只能用“冷战后”来命名那时直到今天的国际政治历史。当然，对冷战的遗忘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在1998年夏季奥斯陆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欧洲学者说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即在讲授冷战史的课程时，学生会问什么是冷战？潜在的疑问是它与当今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则宁愿回到欧洲的古希腊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却不愿意多花些时间研究战后持续了四十多年的、甚至决定着我们是否还存在的冷战。

　　一位英国学者说过，回顾世界历史，很少有什么重要时代会像冷战那样迅速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冷战本身尽管是长时间的和相当恐怖的大国对抗，但美苏之间毕竟没有发生战争，而且它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的，尤其是冷战的一方苏联以足够平和的方式消失了。换句话说，冷战中一个阵营的历史没有属于它的人去书写了，俄罗斯人则将苏联作为他们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来描述，而且负面评价居多，如此而已。当然也有必要指出，前苏联的思想禁锢和对学术的压制也是导致那段历史模糊不清、需要重构的重要原因，如果前苏联时期有当时人书写的质量足够高和数量足够多的历史论著，也许今天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与了解不会是目前的状态。那些眷恋前苏联的人们与其抱怨当下境遇之不如意，不如反省历史上政策之不明智。

　　对冷战失败一方苏联的存在的合法性论述(包括它存在时的自我论述)几乎是归零了，这成为凸显20世纪美国崛起及其二战后霸权历史的合理性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随着冷战的结束，当时挑战美国霸权或“美国模式”的思想体系一时间似乎都消失了，法西斯主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民族主义等等，都成了昨日黄花，所以才有了福山因“历史的终结”之论而名满天下。倒是美国的精英仍然在忧心忡忡，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大失控、大混乱”论，等等。他们的预言至少已经成为现实世界政治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显然，各种传统的思想、理论等已经无法完成“批判的武器”的历史重任，如果宁可闭眼不看这一事实，必将继续遭受历史的惩罚。研究冷战必须将思考置于冷战的历史情境中，从当时的历史中找到观念的发生、战略的形成、结局的幸与不幸的起因、逻辑和进程等。研究冷战不能为了大批判而罔顾历史的真实，根据主观的臆想或为说明今天的某个政治观点而随意从冷战中攫取有利的片段等，并没有什么意义。真正重要的是找到那些延续到今天、与当今世界仍有密切联系的重大内容，这需要寻找、发现和持续地更新认知系统。

　　冷战结束后对于冷战的研究已经三十年了，学术界尽管有各种分歧，也还是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包括冷战是什么和冷战对现在有什么影响，或者说留下了什么遗产，等等。客观上看，冷战年代世界出现的大过程是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崛起，其中包含了世界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美国崛起为世界中心的过程，它伴随着同苏联的对抗、竞争。与这个过程相比，遏制与世界革命等等都是次层级的。不过需要重视的是在冷战中后期，大致是越南战争结束以后，东亚开始兴起，开启了那里的新兴国家与美国、日本等一起，共同推动市场经济向东亚西太平洋转移的过程。时至今日，东亚或亚太成为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世界中心之一，包括世界50%的产出，40%以上的贸易额，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将使军费在2023年达到北美的水平，等等。要观察这个趋势的前景，特别是避免欧洲成为世界中心过程中血腥的历史，就需要理解冷战这个时期东亚的进程，冷战对东亚的特殊影响。

　　研究冷战与东亚国际体系应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从冷战历史看东亚，东亚是个被动者；另一个是从东亚看冷战，将东亚地区的国家视为选择历史的主动者。视角的转变还是有意义的，不同的历史叙述实际上都可以用来回答一个问题：东亚国家有选择历史进程的可能吗？历史可以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来提供参考，从历史看趋势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冷战对东亚的影响先要分开来谈，包括什么是冷战，以及冷战对东亚有什么影响？

　　二、 新冷战史研究重绘的历史

　　冷战是什么？冷战及其以后一个时期的理解相对比较狭窄，基本上认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侵略和干涉与反干涉，美苏都“亡我之心不死”等等层次上。当今对东亚国际问题的理解仍然受到传统话语的影响，诸如所谓的“冷战思维”等等论述，结果是大大窄化了冷战的历史含义。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新研究成果大幅度扩展了人们的眼界，这些成果一方面确认并加强了冷战时代很多研究成果的可靠和可信性，例如美苏对抗的一些基本内容和相关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是相当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冷战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以往的了解和理解，那些成果描述了冷战时代的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中包含东亚在世界政治中的历史性变迁，特别是导致东亚从世界体系的边缘逐步走向了世界中心的那些关键因素。

　　新冷战史研究描绘的历史图景大致包括了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确认了以往研究的基本结论，即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国际体系的最基本的特征，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简单地说，美苏之间的对抗塑造了的二战以后的国际体系。比较两个个超级大国，美国的综合国力、军事力量和对外干涉的能力、规模和范围等等，都大幅超过苏联。如果说整个20世纪都是以美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并雄踞国际体中心地位为内容和特征的话，冷战的40年并不是例外，从美国世界地位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冷战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美国世界地位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至今还是难以估量的。

　　对冷战时期美国世界地位变化的研究已经多少跳脱了以往外交史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窠臼，这同冷战期间展开的全球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在全球化进程的框架下观察和叙述美国的对外关系，结果之一是凸显并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不能简单地将美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只是为了认识冷战中的美国对外政策也是如此。从全球史的视角观察，毋宁说美国同时也代表了或者说就是一种新的文明，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认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但它的确因为对全球化影响过于强大而变得很独特。冷战时代的主要事件、各种国际间大事小事中的主要规范、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几乎都打上了“美国”的烙印。此前从未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深入和广泛地同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以及通过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努力和成就，如此强有力地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上凡是将现代化作为追求目标的国家，几乎都会有意无意地审视本国同美国的关系。从更长期的后果看，如果断定美国如同世界上多次出现的霸权那样必定要衰落的话，未来的霸权恐怕起码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标准才会被认可。当然更有可能是世界政治中再也不会有影响如此巨大的单一霸权了。

　　与美国对照的是苏联，后者的综合国力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是无法同美国相比的，两国并不处于同一个水平。苏联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二战后形成的国家体量巨大，以及它经济和社会的军事化程度，使它可以在一个或几个领域集聚巨大能量。另一方面，苏联与美国持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并因其曾经的治理成就而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些因素成就了它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对苏联世界地位的判断必然会受到苏联解体这个基本事实的影响，不过根据已经公开的前苏联档案中展示的状态看，用当今已经能够设想出来的衡量国家影响力的各项指标观察没解体时期的苏联，它的确很难产生美国那样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换句话说，苏联在冷战中失败是有其必然的逻辑的，问题仅在于后人是如何认识和解读它。

　　新冷战史研究比较突出的论述、也是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美苏的意识形态斗争对冷战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巨大影响，这是冷战区别于以往大国冲突的重要特点。新发掘出来的历史档案证明，意识形态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例如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证明，苏共领导人的确是像他们的理论话语阐述的那样认识世界政治，而不是像冷战时期尤其是后期一些学术研究成果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的理论对于苏联只是一种说辞，苏联领导人实际上是在按照国家利益行事。

　　导致冷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都认为他们所倡导的思想是普世性的，认为那些在它们之间造成相互敌对的思想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个人。这些理念，包括“美国方面的个人自由、反集体主义和市场价值观”，或者苏联方面的“社会公正、集体主义和国家计划”等等，都被强化为意识形态，在苏联还整合成一套官方的理论体系；在美国则渗透在社会科学中。美苏政治、经济精英等都认为，世界的未来属于自己一方，他们因此对改变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而投入无比巨大的热情，当然造成的后果也是惊人的。可以这样说，美苏冷战的激烈程度很大部分是因为双方及其支持者所抱有的坚定信念，他们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代表着人类的终极希望。客观地看，二战结束后，也是在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被历史所抛弃之后，美苏为当时世界展现的两种选择都曾经有望成功。

　　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导致美苏从一开始就把斗争看成是你死我活的，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绝对毁灭，不仅是物质性毁灭，而是包括精神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毁灭，这使双方在斗争中特别坚决、特别执着、决不妥协。意识形态斗争的惨烈程度可以从核军备竞赛中得到印证。美苏两国都生产了足以将地球彻底毁灭多次的核武器，以致使人类社会长期笼罩在极其恐怖的核平衡的阴影之下，美苏领导人任何一次误判都可能使人类不复存在，包括他们的理想也会随之灰飞烟灭。

　　事后来审视冷战，新冷战史非常强调要重视美苏意识形态斗争导致的两个超级大国长时间、大规模和非常残酷的对外干涉，包括军事干涉、支持政变，也有文明方式的对外经济文化援助，等等。正是由于美苏都坚信自己的思想，这特别严重地鼓励、推动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外扩张，而且它们都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新冷战史的研究证明，美苏的行为的确不能都用国家利益、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以及霸权主义等等来解释，需要更多的具体分析，方能得到有益的教训。

　　冷战的逐步全球化也是因为美苏都认为自己的价值是普世的，它们都认为自己信奉的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了意识形态的胜负而到处争夺道义高地，对外援助、军事干涉等都打着理想的旗号和充满道义论述，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受援国家的政治走向，也反过来影响到超级大国的国内政治。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同美国在非洲的援助有很大关系，美国政府在那里批评苏联模式并高举自由与人权的旗帜，这导致美国国内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的质疑，为什么在国外支持自由和权利，在国内却保持严重的种族歧视，有色人种的权力得不到保障。1960年代美国大规模民权运动的兴起同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有直接的关系。

　　从后果看，美苏的扩张都影响了它们的世界地位，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后果严重的。例如美国在亚洲的战争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家能力。参加朝鲜战争导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再上升，后来在越南的10年战争则导致美国地位的跌落。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时承认，世界已经形成了美国、苏联、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五个力量中心，即多极格局，美国“不再无所不能”。苏联也一样，从1970年代中期扩大对外干涉的范围和规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它最终因为持续10年的阿富汗战争而彻底衰落，直到国家解体。当然，美苏的军事干涉对被干涉国家造成的灾难甚至更为严重，有时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有些国家对殖民主义的清理和反思等等，都被淹没在冷战的争论中；有些国家则出现大规模内战甚至国家分裂，等等。

　　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非常值得深究。例如中国在境外的军事干涉、军事援助、对外援助等等，其动力同样包括了对中国革命经验普适性的自信和对马列主义普适性的信念，认为中国代表了世界革命的未来。中苏论战发生后，中国领导人一度相信，中国模式比苏联更为优越，从而导致了同苏联的竞争，直到中苏同盟破裂。中国在第三世界采取了各种不仅有别于美国以及目的是反对和消除美国影响的方式，而且也是有别于苏联以及目的是为了抵消苏联影响的行为模式，例如援越抗美以及对美越和谈的政策；炮击金门决策中在支援“中东革命”问题上与苏联的竞争；对非洲援助中对道义原则的强调；对东欧的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最终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的检视。

　　国际学术界早已达成共识，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之所以没有发生热战，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核武器及其中远程投送技术的发展，这导致任何一个国家都承受不起核战争的后果，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谁能生存下来。进一步说，这类有可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包括生命损失的战争，已经不被人类的伦理所接受。所以，当时冷战中的任何一方都认为，之所以要对战争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以及需要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就是因为不能排除对方决策者中有“疯子”，或者是国际危机发生后，在误判对方意图的情况下发生战争升级的局面。其中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国际危机管理的经典案例，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

　　在此基础上，新冷战史研究更进一步指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及其影响证明，二战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是塑造冷战诸多特点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结论，即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造就冷战，但使冷战成为了特殊形态的大国对抗体系。当然首先是它比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任何大国竞争都更危险、也更难以结束。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战略好处以及对方可能因此获得的优势等等，也推动两个超级大国将巨额资源投入到教育、科技研发等等领域，这持续影响到文化、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的观念等各个方面。例如科学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必定会导致人的观念深刻改变，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将面对越来越具有理性的社会人的考验。有学者指出，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达成协议导致欧洲缓和局面出现后，东西方科学家展开大规模交流，促使苏联科学界的很多人士成为倡导和平、进步与自由的重要力量，成为苏联后来发生大变革的重要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冷战在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规模和方式、速度等，这还可以进一步做更多的探讨。例如，冷战竞争促使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们竞相推动军事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大规模应用，这客观上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发展。美苏对现代科学教育的大规模投入，以及对第三世界的大规模教育援助，帮助那里的国家建立学校，有意识地吸引第三世界青年到来留学等等，都推动了现代科学教育的普及，为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人才。

　　新冷战史研究吸收了诸多新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与以往相比要宽阔的多，这项研究将二战后波澜壮阔的变革浪潮纳入研究视野，即要理解冷战在20世纪历史地位，就需要理解全球范围内的深刻变革，包括国际政治中和国际社会中那些广泛的变革进程，而这在中国是相对不够重视的领域。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受到关注，并成为一场卷入大多数国家的争论，很重要的是它们的命运是在回应人类在战争后必定产生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早就存在，但反法西斯战争中焕发的正义精神和呼唤将其推向高潮并大范围推广。这种期待的核心部分包括民族自决、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这几个关键的方面。因为反法西斯战争以此相号召，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和宏伟的世界潮流。如果认真阅读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些基础性的历史文件，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这些期待是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奴役和侵略的主要诉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系的著名教授文安立提出，必须重视冷战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变革，它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选举权的大幅扩展。在十九世纪受到性别、民族、种族、经济和特权等等限制的选举权，到了20世纪晚期已经被世界上一大部分人所拥有，其中冷战中的思想争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个转变是资本主义市场的胜利。与贯穿20世纪始终的工业社会增长相伴，资本、生产和贸易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再转移到东亚，这一过程扩展了参与全球经济的各方利益。东亚的兴起就是这种转移的结果。这里特别有趣的是，1949年夏天，苏共斯大林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心转移”，即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西方向东方的大转移，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到苏联，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移到东亚，他对亚洲革命的前景寄予厚望，并因此希望刚从革命中诞生的新中国能够勇挑领导东亚革命之重担。事实证明，斯大林对世界潮流的判断是缺乏远见的，没有经受住更长段的历史的检验。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1979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这个战略误判的一次历史性纠偏。

　　冷战时代的另一个巨大的变革是持续了3、4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终结。在1945年后的三十年中，在殖民地上出现了70多个新的国家，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先后转向市场经济和更加包容的政治体系，尽管它们中间有不少曲折的探索，有的至今仍未摆脱贫穷。殖民主义崩溃和大量新国家的诞生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这一进程永久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面貌。它首先是当今世界新政治力量兴起的基本前提，是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基本前提；其次是选举权和人权等已逐步扩展的政治前提。这些新兴国家中的公众要求与宗主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的诉求，是瓦解殖民主义解体的动力和结果。总之，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政治多极、多元甚至碎片化等趋势相伴而生，都是同上述冷战时代的重大变革紧密相关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在反殖民主义浪潮中的地位和影响，包括中国如何看待殖民主义，以及反殖民主义力量如何看待中国，等等。中国在反殖民主义运动中是最坚决和特别激进的吗？中国的“世界革命”战略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中国积极支援亚非国家用武装斗争的方式驱逐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香港、澳门等殖民地问题上却坚持按照相关的条约到期收回，却没有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等等，这的确需要更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才能找到答案。

　　
三、东亚冷战进程及其后果

　　冷战时代的主要特点同样影响着东亚的历史进程，是塑造当时东亚国际秩序的最基本的历史条件，甚至可以这样说，冷战的某些遗产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东亚秩序。如前所述，冷战是两个欧洲边缘的超级大国以欧洲为中心并逐步蔓延到全球的对抗与竞争。从冷战40多年的全过程看，东亚从来不是美苏竞争的中心地区，这里有与欧洲不同的国际政治议程，例如东亚多数国家面临着反对殖民主义以及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性任务。但是，东亚毕竟受到冷战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冷战的影响下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热战，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这些历史事件导致了东亚独特的发展形态。

　　冷战时期的东亚国际政治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冷战爆发到1970年代初和1970年代前期到冷战结束。在冷战早期，美苏的对抗很快蔓延到东亚，结果是造成了这个地区的大规模和持续的热战。整个冷战时代，欧洲虽然是美苏对抗的中心地带，那里却没有发生战争，美苏之间也没有发生战争。但是在东亚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热战，一次是朝鲜战争；另一次是越南战争。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是在二战结束后，东亚秩序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日本统治的所谓“大东亚”秩序被粉碎了。一般地看，打败日本和推翻日本的统治，就意味着这个地区解放了。但是被解放之后是什么状态，这还要追溯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这个地区的状态，才能理解清楚。

　　例如在东北亚，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尽管还在完成国家统一和建设之中。国民政府在1928年开始“外交革命”，即通过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但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就遭遇日本就发动侵华战争。这时朝鲜半岛已经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前那里还是一个王朝。所以在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几个大国首先是美国提出，由大国中美英苏等“托管”朝鲜，经过一段时间建立有效的政府后，再将权力移交给它。对亚太一些殖民地也设想过在战后实行一段“托管”，当然其前提是大国能够维持合作。

　　东南亚情况更复杂。在陆地部分即印度支那地区，是法国的传统殖民地；海岛部分有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地。那里的国际矛盾更复杂，当地人民除了与日本殖民统治的矛盾，还有同欧洲殖民统治的矛盾，以及欧洲殖民统治者与日本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东亚各国在战后面对的问题中有不同之处。中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朝鲜是日本殖民地，先是被盟军解放然后分裂；东南亚则是欧洲殖民地，被日本占领，在日本失败后反殖民主义的任务更为突出。直到1950年代中期，东亚国家才有了共同面对建设现代国家的问题。这是1955年春能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的主要背景。

　　对战后亚洲新兴国家来说，所谓“建国”一般地说就是在推翻外来统治之后，必须要完成几个基本任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实现或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统称为实现现代化；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与形成新国家认同。总而言之，二战后所有新兴国家的执政集团在建国过程中都面临合法性挑战，这些执政集团最初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在革命阶段满足了公众对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诉求，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能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必要的荣誉感，以及满足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益强烈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人民是否感到安全和有希望，这成为对合法性的根本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是重大决策的决定性的动力之一。二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冷战使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并经常在一些国家导致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一些政治集团被淘汰，一些政权被推翻，从根本上说是未能合理地回应上述挑战。

　　这个时期东亚所有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外部环境就是美苏爆发了冷战，这可以说是东亚国家的宿命。从宏观上看，冷战使东亚各国都立即面临着“建什么国”的选择，各国内部几乎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主张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些国家则因为不同的选择而发生内战，为“建什么国”打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是意识形态的厉害之处。从具体的历史进程看，二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曾经为战后东亚秩序做出过妥协，从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它们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战后初期，美国与苏联曾经试图协调他们在东亚的政策，但冷战的爆发导致了对抗。两国的东亚政策这时出现的另一个重大变动值得重视，即美国在1947年间选择了退出东亚大陆，转向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战略；同时苏联选择在东亚地区(包括南亚)推进革命运动，当时两国对华政策的变动比较突出反映了这些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大转折的主要外部条件。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美国亚洲政策的很多特点，并形成了后来美国在印度支那10年干涉的思想逻辑。

　　美苏冷战给东亚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给有些国家的政治集团夺取权力的进程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以及对每个新国家的建国模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突出的结果是在东亚大陆引发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一些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内部对立。当时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国共内战，中共取得政权后选择了苏联模式建国，而国民党在台湾选择了美国模式，现在两岸还分裂，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朝鲜半岛，因为美苏之间的对抗导致朝鲜半岛分裂。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发动统一战争，遇到美国的军事干涉而失败，后来中国参战使朝鲜半岛又打回原样。现在北南双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截然对立。韩国根本不可接受北朝鲜的政治制度。而北朝鲜如果让韩国统一，金氏政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这时北方绝对不能接受的。印度支那也类似。越南1975年完成了国家统一，但此前也经过十几年惨烈的战争，可谓创巨痛深。越南北方为武力统一国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机遇，中国、苏联两国为反对美国并同时展开互相竞争而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对北越最后能取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它能否完成统一是有疑问的。那之后越南又为了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地区，打了10年的柬埔寨战争，以惨败收场，国家经济几乎崩溃。

　　冷战在初期对东亚地区的另一个影响是在这里形成了对立的军事集团，冷战最初就表现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的对抗，后来又蔓延到东亚地区。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同盟条约，两国结成军事同盟。这一事件同朝鲜战争一起，是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原因。此后还有中朝结盟、中越也是盟友，这是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体系。站在对立面的是1952年建立的美日同盟，以及随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同盟、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军事同盟。后来由于中苏同盟破裂、中越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同盟在冷战中基本解体，还剩下的中朝同盟也很难说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冷战留给东亚的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体系。

　　第二阶段从1970年代前期开始。首先是由于苏联领导集团误判全球战略形势，将1973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决定退出越战、美国的全球战略性收缩和支持欧洲缓和等等行动，都视为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以致他们下决心在世界范围推进革命运动，并为此急剧扩大对外援助和军事干涉，直至发动入侵阿富汗的10年惨烈战争。

　　苏联的扩张使很多东亚国家因感受到苏联威胁而逐步走上联合的道路。首先是中国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并于1979年 1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日两国也在1972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1978年访日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搁置钓鱼岛争议，主要原因就是要把日本拉到反苏阵线中。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改善也是为了抵抗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当时的首要目标则是建立共同反对越南侵占柬埔寨的地区性国际统一战线。历史从来不是按想象的逻辑发展的，此一时彼一时而已，正是冷战在这个阶段上的特点给东亚国家实现合作提供了足够的外部理由，使它们愿意搁置争议，联合起来。

　　这个阶段在东亚发生的另一个从长远看更为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开启了地区持续繁荣的进程。首先是日本重建取得成功，紧随其后的是史称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一些国家相继走上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并随后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最重大的变化仍然是1979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它导致中国同世界体系接轨，从而实现了整个东亚地区(除北朝鲜外)的市场经济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三个进程，其一是中国成为反对苏联在东亚扩张的主力和倡导者，持续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果是将苏联势力几乎是彻底的排挤出东亚地区；其二就是中国在冷战结束前即逐步退出冷战，这个过程开始于1985年，其影响巨大，为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战略地位奠定了基础；其三则是市场经济在东亚地区逐步成为主流，东亚整体性地进入到世界体系、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

　　中国对冷战的影响，尤其在冷战中的重大决策对战后东亚秩序的影响，是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这里指出的是，东亚冷战的历史进程及其结果均表明，东亚秩序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中国革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两次塑造了东亚秩序，第一次是与苏联结盟，结果是导致冷战在东亚的蔓延和东亚革命运动的激进化。第二次是与美国联合，中国选择逐步退出冷战，结果导致苏联集团在东亚全面衰落和东亚繁荣局面的兴起。这两个大的过程、两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决策，体现在处理结盟、战争、冲突、危机和缔造均势的过程中，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宏大的事实并不复杂，但观念、认知、决策过程等等，仍然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分析。

　　就冷战与东亚出现繁荣局面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言，这首先表现在地区安全形势的层面。197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有了苏联威胁，东亚各国才愿意做一些妥协以便发展相互关系，从而使地区走向稳定，这是经济发展和地区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当然不是哪个伟大国家预先设计好的，也没什么理由证明历史必须是这样前行，但历史就是用这种方式为东亚创造了特殊的条件，冷战造成了这样的诱因，当时东亚主要国家都把防止苏联扩张视为战略优先，所以就可以做出各种妥协，搁置诸多争议，建立起联合战线，而有了安全感以后就可以安心搞经济建设。所以，冷战就是通过这样的战略共识和战术妥协构建了东亚地区繁荣所必不可少的合作条件，从而成就了当今的东亚繁荣。

　　回顾40年冷战带给东亚的影响，可以说当今很多发展趋势和一些障碍都是冷战时代的延续或遗留物。当今东亚秩序的形成显然是非预期的，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但其主要逻辑的确早已经蕴含在冷战时代的争论之中，有其演变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