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没落真相

1948年，一部名为《十三号凶宅》的恐怖系电影在北平（今北京）隆重上映。受电影热映影响，北平万人空巷，人们除了热衷于讨论电影里的恐怖情节外，对于十三号凶宅的现实影射也有浓厚的八卦兴趣。

电影讲述郑亲王被八国联军用战马拖死后，王府日趋没落，王族中一对兄妹私通，生下了私生女。私生女长大后，晚上经常穿着白衣在王府里游荡。就像电影海报所宣传的，“王府之夜，鬼影憧憧，奇情怪闻，兄妹私通”。

由于该电影一早便阐明了故事发生在北平宝禅胡同十三号郑亲王府，且剧中套用了真实人物信息，故而，熟悉老北京四九城内故事的老少爷们，很快便知道了电影的具体所指。

一时间，满城风雨，都在说郑亲王府闹鬼的事儿。

得知此事后，身为清朝郑亲王府末代主人的金昭煦怒不可遏——他一纸讼状将电影出品方告上了法庭，但他上诉的根本目的，不是出于维护郑王府的名誉，而是为了索取一笔赔偿费。

最终，在法院的裁决下，电影出品方以涉嫌侵权罪名被判向金昭煦赔偿了13亿法币精神损失费。

随后，电影出品方将该片的角色信息进行艺术化处理后，继续公映，场场爆满。而拿到赔偿费的金昭煦，没有再追究。

要知道，和硕郑亲王这个爵位在清朝那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属世袭罔替制王爷。所谓“世袭罔替”，即无论承袭王爵的人犯了什么罪，也只罪在其人，不影响王爵世袭。按光绪朝修订的《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朝凡封和硕亲王者，每年可得一万两的俸禄，并“每银1两给米1斛”（1斛本为10斗，后改为5斗，1斗即10升）。此外，亲王照规定还有大粮庄、银庄、果园、瓜园等42处。

无论清朝皇帝如何变化，郑亲王还是原来那个钟鸣鼎食的郑亲王。然而，清朝仅仅灭亡30多年后，郑亲王府的末代主人已经沦落到了要靠13亿法币（按1948年5月《大众日报》报道，50万法币可购买12.08两大米换算，其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八、九千元）过日子的地步。

时代变了，时代早就变了。

1

清朝立国的“八旗制度”，最早源于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军事管理制度，将散居在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人召集起来，以“牛录”“甲喇”为基层单位，组成以“固山”（满语意思“旗”）为单位的军事组织。“出则为兵，入则为民；以旗统兵，以旗统人”。

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势力不断扩大，努尔哈赤将这种起兵初期的松散军事组织正式确立了下来，分授不同颜色的旗帜，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八旗”。最终在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执政时期，衍生成为清代满、蒙、旗下汉人内部的社会管理制度。

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以为，明朝衰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两百多年的分封制度。在明朝“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体制下，众多明朝亲王们只能在封地内享有郡国之名，而无治国之实，实属资源浪费。但明朝的皇子到底还是根据国家的要求，到地方“就了国”，这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又是一颗潜在的“定时炸弹”。明朝中期出现了安化王、宁王等大小叛乱，让清朝统治者觉得有必要避免历史的覆辙。

最终，清朝统治者决定对皇族实行“分旗赐第”政策，即“诸王不赐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皇帝第五子永琪受封和硕荣亲王后，其后人即隶属镶红旗，“为镶红旗宗室右翼近支第一族”，隶属该旗籍下的人丁、土地等，实际上就成了荣亲王家族的私有财产。

对于普通旗人，清朝则以“跑马圈地”的形式完成初次财富分配。

满人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因环境等因素，只习得骑马打猎，对于中原地区长期赖以生存的农耕文明并不熟识，导致入关后，八旗上下生活上出现各种不适应。为了解决八旗军队入关之后的生存问题，不胜耕种的清朝上层只好发动声势浩大的圈占土地运动，将官府新丈量好的土地，收归国有，再统一分配给旗人，以保障八旗军民入关之后的正常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属于农民所有的肥沃土地被清军以“跑马圈地”的形式收走，替换的皆是一些盐碱化程度高、耕作肥力不强的土地。一部分农民甚至因圈地沦为了新入关八旗的奴仆。圈地后，大量土地由奴仆耕种，普通旗人兵丁再也不需要苦哈哈地耕作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清朝开疆拓土的战斗中。

就这样，清朝八旗社会形成了“王公→普通旗人→奴仆”三个等级的划分。

鉴于八旗军民主要为战争服务，故清政府很早就规定，所有的在旗人员一律不准经商，不准务农，终身只能在官方设置的“满城”附近活动，超出规定范围（禁旅八旗以京师内城周边40里为界，驻防八旗以满城周边20里为限），一律处以重罪。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下太平，八旗子弟武备松弛。到了晚清，形成了魏源所说的“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八旗人口，均丧失基本的谋生能力。

仅需要一场变故，这个庞大的寄生人群就将面临瓦解崩溃。

2

这场剧变发生在清军入关267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于1912年灭亡。

清政府从前按规定发给八旗子弟的俸银、禄米等一律停发。这意味着满洲八旗子弟以往赖以生存的“铁杆皇粮”从此没了。

于是，自上而下，八旗的各色人等开启了“救家图存”的新模式。

1911年，当6岁的清逊帝溥仪即将被人抱下皇位之时，另一个可怜的皇族孩子——出自顺承郡王家族的文葵呱呱坠地。此时文葵的本家叔叔讷勒赫31岁。

光绪七年（1881年），承袭了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之后，讷勒赫历任清朝禁烟大臣、宗人府右宗人等重要官职，还娶了慈禧太后的外甥女、隆裕太后的妹妹静芬做了福晋。在清末的王公大臣中，讷勒赫也算得上是位说得上话的王爷。

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的规定，郡王爵每年可以领得俸禄5000两。虽然光绪年间减半发放，但在清初的圈地运动中，顺承郡王家族也占了不少“福利”。仅在京郊河北保定定县一带，顺承郡王家族名下就有八万多亩庄田。即便没了俸禄，靠着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卖钱，郡王爷每年过的日子还是相当美滋滋的。

可是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原来隶属于各王府之下的人丁、驱役等也都“翻身农奴把歌唱”，不仅恢复了平头百姓的身份，更有甚者直接拒交了往年需要按时缴纳给王府的赋税。据顺承郡王后人焘诚记述，民国二年（1913年），顺承郡王府就曾因“关外庄头占园欠租”向许诺优待清朝皇族的民国政府提出过控诉。

在呈文中，顺承郡王家族写道：

窃本府受赏之地，坐落奉天沈阳、辽阳、海城、本溪等地，向令本府旗丁承领，名曰庄头，由庄头招佃领种交租，历年除纳课赋之外，酌定租数交府，余归该庄头赡养家口，历有年所，毫无异同。即偶逢灾歉，在本府亦随即酌减缓免，而伊等亦无强索抗衡之举。不期国体变更，共和肇兴，该庄佃不察共和之真相，竟将王产视为己有，不但额租连年拖欠，抑且有自行税契转售之事。

可见此时的顺承郡王府完全没了往日的威风，鞭长莫及的肥沃土地因为“无主”，直接成了手底下人乐得其享的丰厚家产。

而光绪年间重新修订的《大清会典事例》规定，“郡王府应设长史1名，典仪4人，一、二、三等侍卫共15人，驱使太监30人，以及司牧、司库、羊群长、牛群长等官”。按这个算法，撇除司牧、司库等杂官，郡王府少说平常也得有50口人等着发工资吃饭。

因此，在经济来源断绝后数年，1917年，时年37岁的讷勒赫就在焦虑中英年早逝了。

讷勒赫去世后，本着顺承郡王府不能绝嗣的原则，已经逊位的溥仪又“颁诏”，令时年6岁的文葵继承了叔叔的爵位，为新一代顺承郡王。

比起在前清时代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讷勒赫，“民国第一代新生儿”文葵既没有过从政的经历，也未曾经历过大风大浪。而顺承郡王府曾经丰厚的家底儿，此时拿得出手的也只有保定定县那八万亩地了。

好在原本产权归属国家的王府，在清末时由隆裕太后的一道懿旨变成了诸位王爷的私产，坐吃山空的顺承郡王一大家子才得以将这座他们家族住了近300年的老王府出租给皖系军阀徐树铮，作为西北筹边使署办公地。

好景不长。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皖系部队就被击败，南逃离京。顺承郡王一大家子的租金瞬间断绝。

迫于无奈，末代顺承郡王只能找到溥仪的七叔“涛贝勒”载涛，请他帮忙牵线搭桥，将王府以75000大洋的价格卖断给奉系大军阀张作霖，充当帅府。

至此，文葵一家彻底从昔日王孙沦为无业平民。

文葵未曾染上祖上的“不良习气”。王府败落后，他有心报效孱弱的国家，曾跑到东北，追随溥仪的步伐。但很快他发现，溥仪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说了算的是日本人。在那里上班，“受气，抬不起头来”。后来，文葵以照顾年迈的母亲名义，离开东北，返回北京，改名文仰宸，闭门画画。

彼时，在皇族宗室中，溥心畲“笃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在美术界与张大千齐名，二人并称“南张北溥”。文仰宸赋闲之后，时常与溥心畲兄弟一起交流绘画心得。凭借着自己对名家大作的了解，文仰宸在山水画及宫廷绘画上颇具心得。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上，作为跨时代的见证人，文仰宸向亚运会筹委会捐赠了两幅山水画和一幅书法作品，广受专家好评。

3

而同为晚清宗室旗人，更多的王府在没落之后，后人多数只懂混吃等死。据溥仪的远房侄子毓嵒回忆，在冯玉祥进入紫禁城赶走了溥仪之后，彻底断绝来自“小朝廷”方面供养的惇亲王族人，只能靠典当家财维生。

作为惇亲王的后人，毓嵒的父亲溥偁是承袭惇亲王系固山贝子溥僩的哥哥，前清时代曾在御前供职。在彻底失去经济来源后，毓嵒家里的排场依旧，点心只吃老字号致美斋的、酱菜只要大栅栏六必居老店的，总之以往该有的排场一样也不能少。

毓嵒的父亲溥偁去世后，毓嵒家的庶务由其叔叔溥修打理。作为诗词爱好者外加戏曲发烧友，溥修在诗文绘画上稍有建树，但执掌偌大的家务，对他来说着实不行。

承接毓嵒父亲的委托之后，溥修不但没有及时止损，反而经常把唱大鼓戏的人请到家中唱堂会。由于没了钱财收入，坐吃山空的一家子只能将身边的佣人一个个辞退。钱不够了，就腆着张老脸四处借钱。

从前，府中“四菜一汤”的光景，到最后也沦落到了吃大饼、咽咸菜。

由于惇亲王府西路中段为一处大型花园，园中南北有房屋100余间，古树参天，环境清幽，故借不到钱的惇亲王后人便打起了这处后花园的主意。后来，在溥修等人举家搬迁天津之际，溥修命人到园子里把值钱的木材全部卸了下来，卖了1万多大洋，带去天津。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政局波诡云谲之下，作为近支宗室的惇亲王世系还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阿哥”溥儁。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曾想借此机会废黜光绪皇帝，另立新人。经过一番挑选，慈禧太后弟弟桂祥的大外孙子、道光帝直系子孙溥儁获封大阿哥，并延请同治帝的岳父、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为大阿哥的授业恩师。

然而，对于这个时年15岁的少年，崇绮对其学业的评价是“最懒于攻读”。一句话，相当于一棒子敲死了这位皇子的进一步化凤成龙的前途。

为了让自己能像隔壁朝鲜的兴宣大院君那样有进一步施展政治的空间，溥儁的父亲端郡王载漪不惜铤而走险，向慈禧太后展示义和团的神勇，怂恿慈禧向外国列强宣战。结果，惨败。端郡王载漪也被推出来顶了罪，废了王爵，流放新疆。作为大阿哥，溥儁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由于载漪原先得以承袭郡王爵位，源自其同宗的另一位叔伯无子，将其过继过去。故在载漪获罪之后，慈禧勒令载漪父子归还本宗，爵位由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洵承袭。由此，溥儁回到了惇亲王府。

在王府内居住一年多以后，溥儁北上内蒙看望父亲，并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内蒙古阿拉善亲王的女儿成了亲。

清朝灭亡后，不学无术的大阿哥靠着曾经的显名，在民国几届政府中当参议，有一定的收入。然作为落魄王孙，没事抽点儿大烟，逛逛戏楼子，捧捧女角儿的坏毛病始终难改，当参议的这点钱压根不够他挥霍。

到了1921年，时局动荡之际，溥儁的挂名参议被撤销后，这个在清末显赫一时的大阿哥，只能挑起绿釉儿的酱菜坛子在京城的街边卖王致和臭豆腐，艰难度日。

4

这些皇室贵胄在大厦将倾之际，好歹还有庄田、王府的大物件可卖，家底还算厚实，可对于清末人数众多的八旗子弟而言，他们的日子就要更惨了。

自19世纪中叶开始，那群每年固定吃“铁杆庄稼”度日的八旗子弟开始尝到了生活的窘迫。

随着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连次失利，军费开支加上战争赔款，已经让清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更令人头疼的是，在历来被视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持续十余载，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南中国。

在内外战交加的背景下，数据显示，仅咸丰元年（1851年）用于支援对外军费及河饷的银两就达两千多万两，几乎占据了同年清政府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二；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控制了长江水道，导致该年份清王朝在江南地区一分赋税也没收着，国库全年只剩不到百万两。

而同一时期，在官方的记录中，仅北京地区，满族八旗人口兵丁等就有12万人左右。土地急剧减少，人口增速过快，再加上濒临崩溃的财政体系，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晚清时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八旗人丁的粮饷减少。

当时，为了尽量降低经济方面的影响，清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一种名为“大清宝钞”的纸币。但大量的宝钞流入市场，并没能为疲弱的社会经济增加多少活力，反而“钱质日劣”。咸丰年间刚发行时，官方规定银两兑换宝钞的比率为1:7000；到了同治年间，比率已经上调至1:10000；光绪之后，“京师旗民得钞一千，不抵半千之用”。富家子弟还可以银两结算，普通旗人手中的宝钞还不如今天的卫生纸。

于是，在经济大乱之中，被“包养”多年的八旗子弟，成了清王朝前进道路上最先被抛弃的小伙伴。先在咸丰年间，兵丁俸禄按80%发放，再就是后来八旗人口每年惦念的那份免费大米减半发放。

到了光绪年间，经过八国联军侵华后，普通八旗子弟每年能领到的口粮仅有官方定额中的两成。吃不饱，穿不暖，那是常有的事。

有着八旗子弟背景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在其著作中便有大量关于当年八旗军民饥寒交迫的描写。在《正红旗下》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中，他写道：“以我们家来说，全家的生活都仗着父亲的三两月饷，和春秋两季发下来的老米维持着。多亏母亲会勤俭持家，我们才不至于沦落成乞丐。”“每每朝廷发的三两银子中，还掺着两小块假的。”

创刊于光绪年间的《京华日报》，自发刊以来，就时常收到来自普通旗人的控诉：“据我看来，吃饱饭的旗人，也没有多少。就拿这一包儿护军钱粮说罢。除了本旗的老爷们层层克扣，关不上二两有零的银子。换上二十来吊现钱，拿到家去，去了房钱水钱，还有吃饭、穿衣、烧煤的钱没有哇。一分钱粮，乐不了三天半，又得发二十六七天的愁。再要把钱粮借了账，月月从账主儿手里接钱，连一天都快活不了啦。”

可见，到了此时，曾经威风凛凛的八旗，不过是一群尚讲衣冠礼貌的“乞丐”耳。

这个时代，人人平等。

参考文献：

王梓：《王府》，北京出版社，2005

刘家驹：《清史拼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刘小萌：《清代旗人社会（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王鸿莉：《旗人劝旗人：<京华日报>的旗人言论》，《满学论丛》第二辑，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