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迹三考·舜帝卒葬考

假如认为帝舜生于山东诸城,情形也不容乐观。就如今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而言,由诸城到尧都平阳有1800多公里,而由诸城到黄海之滨,却不过区区100公里。那么,狩猎出身的舜为何不带领族属转向渔猎,向海洋文明发展?偏偏要翻山涉水,远行3000余里,向农耕文明发展?

舜迹三考·舜帝卒葬考

  作为史前传说人物,帝舜位列“五帝”之中。在长达四五千年的流传史中,为了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先祖、华夏早期文明的创始者,各地百姓都尽力地制造一些有关帝舜的传说故事,并为之修筑陵庙,开展祭祀。在历史的层层累积中,“雪球”渐滚渐大。尽管制造传说的人并无恶意,但毕竟造成了芜杂不靖的局面,使附会与造伪满天飞。在讲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今天,这一活动更是蒙上一层功利色彩,各地方官员深谙其道,竞相争夺这块金字招牌。首届世界舜裔国际大会于1982年在香港举办,盛况空前。后来分别由台湾、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河南许昌和福建晋江轮流主办。2003年的巴厘岛会议,中国除港澳台外还派出了10个代表团。这几个地方出席会议的原因,要么是本地有帝舜遗迹,要么是本地舜裔较多,但终极指向都是从“舜文化”中分一杯羹。

  目前关系到帝舜遗迹的,主要有山东诸城、荷泽、定陶、浙江上虞、广西苍梧、山西运城、河南濮阳、虞城、湖南宁远等,这几个地方围绕着帝舜的出生、活动与卒葬争论不休。

  对于“帝舜接受史”中的种种迷乱,学者并未冷眼旁观。两千年来,先后卷入这一公案的,有郑玄、孔安国、司马迁、郦道元、曾巩、李贽、毕沅、顾祖禹、王国维、闻一多、袁珂、吕思勉等让诸多知名人物。出于文化责任感,学者们追求的是“真”,力图还原历史真相。但由于资料局限,往往所论非公。现在,全国基本上形成了山东济南、山西运城、湖南零陵三个研究中心。各地学者的辛勤劳作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遗憾的是,囿于地域偏见,一些研究者对史料断章取义,择利己者而用,或对史料中相�龟踔�处置若罔闻,因此,研究结论往往都对本地有利,发布成果的刊物亦具地方特色,这多少有些嫌疑。

  为此,我们有必要综合各地研究成果,以学术公允之心,对帝舜地望、行迹与卒葬等三个重要问题加以考辨,作出合理而可信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历代各地的州志、府志、县志在研究地方风物方面是较为可信的,但由于各地都“希望”分享帝舜遗迹这一文化遗产,所以,其中对本地帝舜遗迹的记载或渲染,反而成为最不可靠的文字,我们一概不采。

一 帝舜地望考

  谈及帝舜出生地的文献有二:

  (1)《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2)《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

  孟子说是“诸冯东夷人”,司马迁说是“冀州人”。二人所述大相径庭,且所指非明,概念模糊。这引发了后人无尽的猜想,也诞生了种种解释。当今关于帝舜地望主要有三说:一为“冀州说”,或曰今山西垣曲,或曰今山西永济,皆在晋南;一说为“诸城说”,即今山东诸城市。

  持“诸城说”者的理由,主要是“东夷”这一族群的活动范围正在今天的山东与苏北地区。不错,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发现使“诸城说”获得了考古学支持。但以此解释舜的出生却是明显的断章取义。从孟子所言看,在春秋时期,将“东夷”帝舜与“西夷”周文王并举,显然不是把“东夷”作为专有名词使用,而是指周王朝都城镐京(今西安)之外的区域——镐京方圆五百里以外皆称“夷”。是故京都以东称“东夷”,京都以西称“西夷”。诸城在镐京以东两千余里,可称“东夷”,垣曲、永济在镐京东千余里,亦可称“东夷”。这样,“东夷”一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至于“诸冯”,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列出二处:“山东荷泽县南50里,相传即舜生处,即今诸城县。又山西垣曲县东北50里有诸冯山。”有学者便认为“诸冯城”简称为“诸城”(那里有冯村与冯山),有学者认为乃永济(那里有“姚墟”与古称诸冯村的舜帝村),还有人认为诸冯即今垣曲,不一而足。其实,历史地名的衍化十分复杂,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更是变得扑朔迷离,故不足采信。

  在“东夷”与“诸冯”二词失去考证意义后,另一名词——负夏——的意义就弥足珍贵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负夏(瑕)是“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滋阳县三十五里之瑕丘故城”,聊存一说。今人李百勤著文《说虞舜》,从象形文字与古字读音转换的角度,论证了“负夏”乃“华夏”之误书或另书,令人耳目一新。“华”与“负”在春秋以前同音,今人王力先生指出“华”在《诗经》中读如“fu”,战国后转读如“hua”。李氏还说明,“虞”字即人扛兽皮,象征狩猎部落所立之国家,“舜”字则象征猎人肩扛猎物的威武形象,表该部族首领。李氏所论是有道理的,也解决了不少难解之题。

  大多数解释都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尧是怎样发现并起用舜这个接班人的。司马迁说是“四岳咸荐之”,这本身就充满了神话色彩。请问四岳何在?岳牧为谁?即便舜以孝名,何以四岳咸知,神通如此广大?最好的解释就是舜来到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的“中国”(今黄河以东、北到临汾,南至河南周口地区),在这里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品德与才能为尧所知,才被委以天下。

  因此,“冀州说”疑点斑斑:如果说在垣曲,“迁于负夏”无从解释,除了在附近伪造地名别无他途;如果说在永济,仅凭当地所谓的“舜井”、“舜庙”和今人袁珂的一句话显然难以服众。[1]

  假如认为帝舜生于山东诸城,情形也不容乐观。就如今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而言,由诸城到尧都平阳有1800多公里,而由诸城到黄海之滨,却不过区区100公里。那么,狩猎出身的舜为何不带领族属转向渔猎,向海洋文明发展?偏偏要翻山涉水,远行3000余里,向农耕文明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帝舜生地在今山东荷泽一带,原因有五:其一,荷泽恰好位于山东最西边缘、古“中国”(中原地区)之外,具备“迁于负夏(华夏)”的基本地理条件;其二,荷泽位于周之镐京(西安)以东,符合孟子所谓“东夷之人”的特征,至于其谓“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有学者认真比对、换算,确认运城与歧山距西安同为千余里,其实孟子尚未建立明晰的地理距离概念,所言为概数而已;其三,司马迁为汉武帝时人,所言冀州“辖境相当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2],荷泽正在此范围;其四,荷泽县南50里处曾存在过一个与诸冯有关的诸城县(绝非今天黄海之滨的诸城市);其五,就所谓的“虞舜遗迹”而言,荷泽无多,不如河东等地,正好说明舜在此生活时部落未得教化,声名甚微,及至河东,居于妫�I,可能才使其父瞽叟受尧赐得妫姓,这也正是今天晋南平陆、永济较多妫、姚等舜裔之姓的原因。

  尧起初的都城在蒲反(今山西永济市)。距今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和�\河遗址均在今山西芮城县风陵渡,与蒲反同在中条山西端的方圆百里之地。晋南自然条件优越,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当尧之时,小“国”林立。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尧的政治教化流传四方,影响渐大。远在“中国”之外的虞舜部落心向往之。在由荷泽向尧都进发(不管是“就时于负夏”去做生意,还是搬家“迁于负夏”)的过程中,其族群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由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在“首都”生活期间,虞舜的孝行与美德“上达天听”,胸怀阔大的尧帝有意接纳这位异族接班人,遂“�降二女于妫�I,嫔于虞”(《尚书·尧典》),而妫�I正在古蒲州,今日之山西永济。

二 帝舜行迹考

  明确了帝舜由荷泽迁徙至蒲州这一点后,帝舜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划定了,这里,帝舜的其他活动我们姑且搁置,而把考察的重点放在历来争议纷纷的“历山”、“河滨”、“雷泽”等。我们还是先罗列相关文献:

  《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管子·治国》: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篇》: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

  《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夫舜与尧一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一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l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 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 ,舜又何德而化?舜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

  《尚书·尧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淮南子·原道训》: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以丰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身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定居蒲州之后、接受帝位之前,帝舜积极地转换角色,他不再只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而要成为未来“一国之君”。尤其是在受到帝尧的禅位暗示后,帝舜部分地履行了帝尧的国君之职,垂范万民。这才有了《淮南子》“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的感叹。在《韩非子》中,我们看到,孔子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作为对儒家学说的反驳,韩非质问:“方此时也,尧安在?舜之救败也,则是尧之有失也。”意在强调尧、舜不可同颂,二人中必有一人不贤。殊不知,在政权交接的“准过渡”时期,舜之所为,乃代尧而为。其所到之处,百姓拥戴,万民追随。《管子》和《吕氏春秋》说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不过是要表现舜的“人气”之旺和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后来的司马迁也许觉得其言过于玄乎,遂改作“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舜所居之“都”与后来虞舜王朝的国都,都是河东蒲州。历代史学家与《地理志》、《括地志》等在这一点上都言之凿凿,确信无疑。而公认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反,禹都安邑”(三地皆在河东晋南),则为此说更添砝码。

  准备受大位的虞舜在黄河中游地区四处巡视,体察民情,化育百姓,宣扬孝义与礼让。正因如此,其活动不应局于一时一地。那么,历山、河滨、雷泽就不应该处于同一个小区域。现在“名声”较盛的,有两个系列——山东说与河东说。

  “山东说”认为:历山在今山东济南(或荷泽);河滨在今定陶(或河南濮阳);雷泽在今荷泽。支持这一派系的大学者有宋人曾巩与今人吕思勉等。《史记集解》郑玄曰:“雷夏,�贾菰螅�今属济阴。” 《史记集解》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曾巩在齐州知州任上于熙宁六年(1073)撰《齐州二堂记》:

  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在河东也。《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

  他据孟子之言反驳《水经注》的历山“在河东”说。《吕思勉读史札记》也认为济南历山为正根,蒲反历山则为后起之说,尽管他也没有太多证据。吕思勉还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将“雷泽”作“�C泽”,认为在今荷泽县西,后人才改为“雷泽”。[3]

  “河东说”则认为:历山在今中条山(一说在西端永济东南60里,今名雪花山,一说在东端垣曲之历山);河滨在蒲州古陶城(今永济县北30里);雷泽在蒲州雷首山下。支持这一派系的学者及论著有郑玄、郦道元、《括地志》等。郑玄虽然认为雷夏泽在济阴,但关于历山却确切地说“在河东”。郦道元承其衣钵,并将“河东说”发扬光大。《括地志》等也从总体上支持了“河东说”。

  墨子的话表明,历来史籍所载“耕、渔、陶”皆在遇尧之前。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此三事应皆在舜迁至蒲州之后、得尧大位之前。舜能以道德文明教化百姓,而且能够精于耕、渔、陶,断非在荷泽时仅通狩猎之部落首领,而是已经过一定时间的农耕、制陶与捕渔生活的锻炼,掌握了相当的技巧,否则,何以为民之榜样?按照《韩非子》与《淮南子》的说法,舜前往农者侵畔之历山、渔者争坻之河滨、陶者苦窳之东夷,都不是仅仅去作以示范,往则即返,而是真正住下来,与百姓同耕同渔同陶,“期年”一词很关键,表明其时间长度。《孟子》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也,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堪为旁证。

  因此,历山、河滨、雷池三地应分布于以今山西晋南为中心的附近区域,但不可能集中于一地。山东论者咬住孟子“东夷之人”的话不放松,据此将舜迹悉数收入山东囊中,全然不顾“尧都平阳、舜都蒲反”的公认史实以及尧起用舜的过程,是故虽然声调很高,但在理上已先输了一招。山西论者如郦道元认定陶城在蒲坂城北、清人毕沅认定雷泽在永济南40里雷首下,亦难脱造伪与附会之嫌。

  我们认为:历山在今山西垣曲东北;河滨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至郑州段的某一地方;雷泽则很可能在今荷泽附近。因为能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上闻于尧,则舜之活动范围不可能太小。依据诸家所言之相同处,“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应遵循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在空间上以距蒲州远近为序别。

  历山,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地方,各地多有,但哪一个距蒲州最近呢?蒲州以东三十里、中条山西端,据说有一“历山”。但是,它本属舜所定居之地,百姓教化应已无大碍,舜自然毋需专意前去耕稼,并且一呆就是一年。故此,惟独今山西垣曲县城东北、中条山东端之历山(中有舜王坪)距蒲州最近,较之济南历山、无锡历山等更为可信。

  河滨,是三个词中最具模糊意义的,黄河之滨,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权且认定它就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经风陵渡至郑州这一段,并且应该是属于山西的这一岸。不见得一定在山东定陶。

  关于雷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汉书·地理志》于山阳郡下:“成阳《禹贡》雷泽在西北。”此地在今荷泽市东北。有人因为蒲州中条山又名雷首山便认定在今山西永济。还有人因湖南祁阳有个雷泽洞,便附会于此。撇开地域建制变革的纷繁历史不说,我们单以成书较早、可信度高的《尚书·禹贡》为据,其在兖州下标出“雷夏既泽”字样,则雷泽在古兖州、今荷泽,无需争议矣!更何况虞舜在接受中原文化、文明渐进、名盛一方之后,回到自己起身的荷泽故地教化民众,不也是合情合理之事吗?

三 帝舜卒葬考

  帝舜卒葬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他的真实陵庙之所在,因此,考之不可不慎。2002年5月22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提供了一条线索:“一座被认为是秦汉时期舜帝陵庙的大型遗址,最近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被发现。从2000年山西省襄汾县境内发掘的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到这次发现年代如此久远的舜帝陵庙遗址,中国上古时期的“五帝”时代正从传说逐渐走进历史。……在遗址西南角一个4米×4米的探沟断面,秦汉、南北朝、唐宋的建筑物遗存自下而上分层排列,十分明显,已出土了三个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和用于祭祀的陶制器皿碎片……据专家介绍,目前最大规模的建筑单元在唐宋时期,现存部分长43.8米,宽29.8米,正殿和两边厢房为九开间、五进式,符合古代帝陵“九五至尊”的建筑规制。”

  然而,据此便认为帝舜卒葬于此,显然失于草率。考古发现只能说明秦汉时期宁远建过陵庙,却并不见得帝舜一定卒于宁远。《史记》“苍梧零陵说”影响最为广泛,但也最为后世所诟病。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学术流变史勾勒出来,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在秦之前,关于这个问题较早而可信的文献有四: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

  《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

  《墨子·节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史记·五帝本纪》: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综合先秦之说,则舜应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

  秦之后,孔安国是第一个犯错的人。班固《汉书·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世谬种流传之肇端。而司马迁则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曲解了墨子“道死”二字,认定舜必卒于蒲反都之外;二是把孔安国的“巡狩说”与《檀弓》所云“二妃未之从”揉合在一起,演义为帝舜崩苍梧而葬九疑。正是因了他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从前引新闻来看,最大的建筑单元在唐宋,说明汉代所筑陵庙规模不大。唐张谓《道州舜庙碑》云:“旧无陵庙,天子有事皆于山下行之,因建庙焉。此永州有舜庙之始。至宋建隆中,复诏天下于古帝王陵墓设守视……而舜陵在九嶷山,此永州有舜陵之始。”此皆遵太史公《史记》之文意。晋代之后,帝舜故事又增加了所谓的“湘妃竹”成分。晋人王子年《拾遗记》记周昭王二十四年东瓯贡二女,昭王南巡,二女与王乘舟,结果同溺于水,江汉之人立祠纪念。后有好事者将其附会为尧女舜妻南来寻夫,泪洒湘竹,斑痕累累。

  就在演义流传的同时,西晋太康(280-290)年间,《竹书纪年》赫然出世。这部成书于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未经秦焚的编年体史著,比《史记》早诞生200多年,在河南汲县沉睡了近600年,从未见天日。它的出世,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而它关于帝舜鸣条苍梧之葬的说法,给予“零陵说”以重创。

  唐开元26年(738年),河东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此后,“安邑鸣条说”超过了“零陵说”。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质疑百岁帝舜能否南巡。在宋代,与李清照、陆游皆有交往的张文潜赋诗曰:“重瞳陟方时,二妃盖老人。安肯泣路边,洒泪留丛筠。”显然认为湘妃传说并不足信。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作《洞庭湘妃辩》,驳斥捏造而成的洞庭湘妃传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4]李贽乃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而朱国帧系乌程(今浙江绍兴)人,二人与安邑并无地域瓜葛,所言非虚。何况向来二人学术观点相左,但在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因此殊为可贵。

  显然,这个学术流变过程可以划作三个阶段,并形成各自较为明确的结论。先秦时期,诸说可综合为“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但“鸣条”与“苍梧”、“纪市”皆无确指。秦汉至晋,因司马迁之影响,湖南宁远零陵名声渐起,形成“卒于苍梧,葬于九嶷”之定论。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晋至唐是一个转折期。因《竹书纪年》的发现,“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不过,这回它得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二者同指。同时,湖南零陵继续祭舜。此后,“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

  “零陵说”的头号证据自然是太史公之言,坚持帝舜南巡,道死于苍梧,移葬于九嶷。前年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不过前文已辩清太史公之谬,其误自不待言。何况,“南巡”之事本属杜撰:其一,按照各种史料所言,如果帝舜南巡,已是110岁的高龄了,在交通欠发达的数千年前,远涉湖湘,如何使得?其二,巡狩本为天子之职,帝舜在83岁时即命禹摄政,又何必在20多年后心血来潮,远赴六七千里。不管太史公所言苍梧在粤西还是在洞庭,都因“南巡”不成立而变得毫无意义。“零陵说”的次级证据是《山海经海内南经》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其实,这部兼有传说与地理性质的古代作品乃多人合作完成,本身并不严谨,不少地方自相矛盾,不足以作为论据。

  因此,综合比勘,还是“安邑鸣条说”令人信服。其因有四:

  第一,上古三代相继建都于晋南,其中舜建都蒲反,晚年被禹安置于蒲反附近、鸣条冈之邑,即今之安邑。舜居于此,卒于此,皆在情理之中。

  第二,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

  第三,《竹书纪年》强力支持“鸣条苍梧说”。

  第四,先秦可靠文献中部分言论虽不支持此说,但颇多可辩驳之处。我们并不回避问题,但也无需对所有不利于结论的记载一一反驳,择其要即可。首先,《竹书纪年》末云“今海州”。据笔者考,历史上“海州”有三:其一治龙沮城(今江苏灌云县西南),为东魏武定七年(549)改青、冀二州置;其二为辽置,治临溟(今辽宁海城);其三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部。《竹书纪年》成于战国,早于东魏与辽,则前二者可排除。连云港更是缺乏足够历史资质,故“今海州”另有所指,可能是今晋南解州,因为当地土音现仍读如“hàizhōu”。其次,《墨子》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纪”为古国名,西周金文作“己”,在今山东寿光南纪台村。若是,则问题有二:其一,既葬寿光,寿光为何从未建立舜祠?其二,舜都蒲反,晚居鸣条,既“西去教乎七戎”,何故东行千里,死在寿光?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

  注释:

  [1] 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写道:“舜,生长在妫水(现在山西省永济县南)。”
  [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冀州”条,第342页
  [3]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82页。
  [4] 《涌幢小品》,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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