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有几分？

台湾大型抗战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影像图片

在深圳遇到台湾纪录片导演陈君天。他说有一天在重新编辑《一寸山河一寸血》，想起这些受访的抗战老兵大半凋零，不禁背后冒汗，深感抢救历史记忆的紧迫性。

一天后，他获得了“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特别致敬奖。这是陈君天第一次在大陆获奖，它也昭示了抗战史学近年在大陆的显耀地位——在“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连续多年的获奖名单中，总少不了和抗战相关的项目。该奖由唐建光主导的新历史合作社发起，在学院之外，开发出一支纯粹民间生长的历史叙事盛典。它有着嘉年华一般的喜庆色彩，也部分印证了史学黄金年代的即将到来。

细数“国家记忆”的致敬典礼，会发现很多曾被禁锢或扭曲的历史题材获奖，抗战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从历史叙事的方式看，口述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令陈君天背后冒汗的原因，也在于随着年华流去，抗战老兵口述愈发具有了稀缺性。本次获公民写史奖的凯迪社区“百姓家史”栏目，和口述史的关联性无疑更强。它以“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为号召，邀网友穿梭光阴，去剥开历史的尘封，以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家庭（家族）为对象，重新唤起家庭的意义和传承。

口述史的意义，一再受到强调。美国历史学者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获得年度“国家记忆2014”历史图书奖。组成这个家族历史记忆的篇章，同样少不了口述史的支撑。在深圳的活动现场，也有与会者向他发问：是否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口述抢救具有紧迫性，所以真实性仅处于次优位置，先把口述留下再说？

周锡瑞的回答倒也中肯：如果是不真实的口述，那抢救它的意义何在？（大意）

这也是我近年常常思考的议题。因为个人偏好的原因，我从新闻采写转入旧闻发掘已有段时日。口述也做了一些，但更多时候，我热衷于查档案和老旧报刊。当事人的口述，一般会提供档案所没有的鲜活细节，但如果存在利害关系，口述的内容常常又是失真的，甚至完全颠倒黑白——如果没有其他的旁证和相反口述的存在，这一抢救下来的历史片段，似乎注定要被当作信史来反复征引，你乐见这种局面的产生么？

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它让我对口述历史保持了越来越大的警惕心。同样以抗战老兵为例，这些年相关的采访非常之多，我相信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举国上下又会掀起一轮煽情叙事的狂飙。我也在反思，为何我现在对采访抗战老兵几无兴趣？

2005年，我也曾采访过一些抗战老兵。那是我最早进入口述史的实操层面，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后来对媒体同行一篇老兵报道的勘误。甘肃一个叫马兆麟的老兵，自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在中条山战役前任团长，后接任高桂滋职务，代理国民党第17军军长。他的口述被记者写入报道中，其中关于高桂滋的段落引发高桂滋女儿的不满。她经过调查发现，黄埔6-16期学员名册中，并无马兆麟名字，17军历任团长及以上职务中，也无其人。

为了进一步核实马兆麟的身份，我去了他所在的村落。村人皆知他曾为“伪军官”，建国后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但其在国军的具体职务，则无人能说清。马兆麟和其家人，则坚持原来的说法。最终是在当地档案馆中，我查到一份黑五类的登记表，上面显示他建国前的职务是“伪连长”。当我将复印件给马兆麟看时，他久久无言。

一个1948年的连长，在1941年时，最多只是普通一兵吧，或许根本未从军也未可知，但他却将自己说成了17军的代理军长。这个谎撒的有点大，背后或许有争取老兵补助的企图。无论如何，当它轻易俘获采访者的信任，以白纸黑字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都是历史叙事的灾难性成果。

后来在缅甸，也遇到一个远征军老兵，说起话来不着边际，滔滔不绝，但一旦问及任何实际问题他则选择性耳背。我相信他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和同行者都没有点破这一点，他也依然混迹在缅甸为数不多的远征军老兵队伍中，有时还代表他们出席活动和发言。

口述史如何不沦为替说谎者背书，它要怎么做才好？

从日常的经验看，即便是夫妻吵架，我们只听取一面之词，也常常只得到扭曲性真相，更何况是历史雾霾中更为要害的利害冲突。我乐见别人去抢救老兵的记忆，这是历史书写中相当重要的环节。但如果相关的口述更多集中在老兵如何英勇杀敌以及其他类似彰显个人正能量的故事，这样的口述并不成功。不客气地说，此前相关口述在这一层面上的面貌都甚为可疑。我们需要用更为扎实的资料准备，引导出老兵真实的内心体验，除了战场杀敌，老兵的衣食住行，与长官、百姓乃至敌伪军的关系，都是可以发掘的珍贵历史细节。

在唐建光组织的历史嘉年华活动上，周锡瑞面对有关口述史的提问，也说了类似的观点：采写者提问的面向可以更多元，在一些不涉及利害冲突的细节上，口述者的表达可能更可信。而这些细节，又构成社会史其他研究的重要素材。

在那次会议之后，历史学者常成对我强调查档案的重要性：采访者掌握的资料越多，越能激发受访者的表达空间，相关事实的陈述也相对不易被其所任意操纵。我深以为然。

最后再说一个例子。8年前，我读资中筠的父亲资耀华的回忆录《世纪足音》，准备写书评时，深入做了些功课，发现他在反右时也积极批判章乃器等人，且其言论被《人民日报》所援引。而这些在书中完全不见。他自己所言写书惟“求真实而已”，和所举几个泛泛而论的“心难安”事例，似乎更多是为自己身后名做铺垫而已。所以虽然有资中筠的序言背书，我仍将这篇书评命名为《两个资耀华》。

它让我对口述史有了更大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