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中国奥运先驱曾是海军军官

　　南开大学的创始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图1)，有“中国奥运先驱”的美誉。国际奥委会前主席雅克·罗格曾评价张伯苓“卓有远见地倡导中国加入世界奥林匹克运动”。

　　1929年，在前一年中国首次派代表出席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次年，为中国人参加奥运会而奔忙多年的张伯苓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此前鲜为人知的经历：“我曾经是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生于天津。1889年他十三岁的时候，考入了有“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军官学校”之称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入读驾驶班。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是在北洋水师筹办的同时创立的。1881年7月校舍落成后随即开始招生，设有驾驶、管轮两个专业。根据《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该学堂的入学年龄限制为“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张伯苓刚满十三岁即可考取，显示了年少时期已具有良好的素质。又据张伯苓之子为他撰写的传略里记载，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这也显示出他在读书期间已初露未来海军优秀军官的潜质。然而，就在张伯苓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即将开始登船实习时(北洋水师学堂的学制为五年)，1894年7月25日，甲午战争开始了。在炽烈的战事背景下，没有一艘军舰可供海军学校毕业生实习之用。张伯苓不得不回家乡静候了一年多，后来被分配在“通济”号练习舰(图2)上见习。

　　张伯苓的一些传记著作认为他是1895年2月中旬接通知登“通济”舰见习的，对照清朝末年的海军档案，这一记录是错误的。“通济”舰是在福建自造的一艘军舰，本来计划的舰名叫“建靖”。甲午战争之前，于1893年4月18日铺设龙骨开工建设。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1895年4月12日下水。这时，北洋水师已全军覆灭，只留下了一艘“康济”号练习舰。这艘被应急补入北洋海防的军舰，比照“康济”的名称改名“通济”号。该舰的排水量为1900吨，全长76.98米，宽10.38米，在甲午战后的中国，已是难得的大舰了。1896年9月15日，彻底完工之后的“通济”号舰在福建马祖岛附近试航成功，随后驶往天津。时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王文韶下令，此前天津水师学堂、颐和园昆明湖水师学堂和威海刘公岛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一律上“通济”舰见习，“学习舰课”。张伯苓即在这时开始成为见习军官。在这一万马齐喑的历史时期，“通济”舰成为了海军见习军官们难得的“摇篮”。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日军仍盘踞在山东威海卫长达三年之久。1898年初，英国和日本达成秘密协议，日本表示在其撤军之后，支持英国优先占有威海卫，英国则以支持日本把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为交换条件。5月23日中午，中日交接事宜完毕。当天中午，驻威日军司令冈崎生三在威海卫的日军指挥部举行告别酒会。酒会结束时，降下了日本国旗，下午日军全部撤离威海卫。然而，次日(5月24日)下午的1时30份，接踵而至的英军在刘公岛西部的黄岛上举行占领升旗仪式，重新宣布了“刘公岛。威海卫已归属大英帝国管理”。至7月1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订租威海卫专条》，中国领土威海卫被转而交给英国。

　　就在1898年5月23、24日这两天之中，清政府组织中国海军官兵参加了仪式(图3)，其中就包括张伯苓。亲身经历了中国领土接收后又转让的“国帜三易”，年青的海军军官张伯苓遇到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他后来回忆：“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亲眼目睹的国难现实、爱国军人具有的朴素情感，让张伯苓意识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腐朽的军队还无力承担救国的事业。他转而投身教育，终成一代教育大家。体育事业和教育事业是几乎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教育家的张伯苓也非常重视体育，将之作为教育救国的前提之一。他提出：“第一是锻炼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培养学生要有浓厚的国家观念。二者兼备，然后方能担负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任”。他还有句名言：“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校长”。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张伯苓在20世纪初即成为国内第一位公开呼吁参加奥运会的知名人士，并且持续多年为此奔走。

　　1924年7月初，来自全国教育界和体育界的代表六十六人，在国立东南大学的校园里开成立大会，让民国时期中国国家奥委会(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又名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终于得以成立。在这一永载史册的体育史事件里，张伯苓居发起人之首，担任了会议主席(图4)。并且，在选举该组织董事的投票之中，张伯苓得票最多。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于1924年当年发布《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国内外体育工作之范围》(中国体育史学会河北分会1988年编《近代中国体育法规》，第32页)。《范围》里“国际关系”上的第一条即：“奥伦匹克运动会会员”(奥伦匹克是当时对于奥林匹克的一种音译)。而“国内工作”的职责里有“选择中华代表参加世界运动会(世界运动会也属于当时国内对奥运会的通用名称)”。这份历史文献显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其成立的1924年，已开始承担了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1925年10月，张伯苓向“北洋政府内务部”呈报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备案登记申请(该档案现存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由他呈报的这一史实显示，张伯苓是中国奥委会组织的负责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备案之后半年，国际奥委会1926年4月官方公报之中(此前2年未发布公报)，已把该组织列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

　　1927年6月中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组委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邀请我国运动代表团加入”(图5，《世界运动会邀请我国加入》，《申报》1927年6月25日，第十一版)。这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首次接到参加奥运会邀请的记录。中国参与奥运的步伐，在张伯苓等的努力下，终于迈出了起跑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了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最终开启了中国人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大门。该组织其后又先后以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身份，组织代表团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三届奥运会的比赛。在那风雨如晦的动荡历史时代，中国奥运先驱组织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人参加奥运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