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铁证举例

这一史料的发现,显示出在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仍在发生时,已有亲历者回忆被出版在刊物上,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这进一步驳斥了日本右翼关于南京大屠杀是“事后制造出来的假像”的言论。

  笔者的历史研究范围包括南京大屠杀史。近日来,我国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受理中方申报。笔者为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一历史的大惨案,应该从全人类的视角,加以保存、整理和宣介,使之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珍贵遗产。曾阅读过一大批珍贵历史档案,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录不仅是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更可以促进人们去深刻认识军国主义的反人道行径,进而思考如何提防和杜绝军国主义的复活。可以说,把这些历史档案申请为世界记忆遗产,作为人类共同的历史文献财富,将有助于在世界范围之内推动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见6月12日《现代快报》)。

  作为一个研究者,在此介绍早先整理过的有关史料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南京强征慰安妇的史料各一份,与各位新浪网友一起走近这段永不能忘记的历史。

  只有确凿的史料,才是驳斥日本右翼谰言的最有力武器。笔者作为普通的一名研究者,将继续搜集和整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铁证,为还原历史而一直努力下去。

  南京大屠杀结束前已刊发的亲历回忆

  笔者尊敬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先行者孙宅巍老教授,曾指出“在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逆流中,有一种谬论甚嚣尘上:他们故意编造出南京大屠杀没有早期传播,是事后制造出来的假像,以混淆视听,从而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罪恶目的”(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实际上,历史记录显示,在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的同时,已有一大批新闻报道发布出来。笔者早先曾发现过一篇《逃出南京难民区》,刊载于《血路周刊》1938年第2期(1938年1月22日汉口出版),作者署名“更生”。

  从内容和出版时间可知,这一篇文章应该是一名曾陷于南京的记者,逃出时于1937年底至次年1月中旬之前写成(文章1月22日出版时南京大屠杀尚未结束),是幸存者最早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亲历报道之一。

  这一史料的发现,显示出在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仍在发生时,已有亲历者回忆被出版在刊物上,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这进一步驳斥了日本右翼关于南京大屠杀是“事后制造出来的假像”的言论。

图1:《逃出南京难民区》
图1:《逃出南京难民区》

  以下是《逃出南京难民区》(图1)的全文和笔者的分析

  《逃出南京难民区》

  自抗战爆发以来,战区及失地之难民几无不遭敌之肆意侮辱及奸淫残杀,此种事实,各种刊物,已屡有揭载。记者于南京失陷时,不及逃走,曾亲见南京难民区之同胞,亦均遭侮辱,且已多遭残杀。此种惨状,殊可作为我未死之同胞们之反省资料,故特追述于此。

  当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军准备退出南京时,全市民众匆促间作全体之总退却,其形势之急迫狼狈,实为笔墨所难尽述。当时南京全市人口总数。尚有二十万人左右,欲在一时间,全部退出,自为事实所不可能,故彼时留京外国教士,出而组织难民营,收容未及退出之数万难民。按情理推测,此种难民,全系非战斗员,既入难民区,自可不致有生命之危险,然事实却有出于吾人之料者!

  (笔者注作者关于南京人口20万左右的记述,和拉贝日记里面同样的记载,都指的是南京城区曾有记载的人口数字。没有包括南京郊区人口,也没有包括陷入日军包围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日本右翼势力常常利用统计上的问题混淆视听。中国有关专家曾多次予以有力驳斥,张连红教授发表于《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的论文《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人口的变化》即可供参考)

  敌军开入南京之当日,即向难民区示威,当时主持难民区之外国教士,即命全体难民,向敌军跪着高呼下面两口号:

  “欢迎皇军,维持治安!”

  “大日本帝国万岁!”

  记者迫于敌军之淫威,亦只得附从全体难民,忍痛欢呼,此为生平最难受之事,口号呼毕,敌军即将我全体难民,分列为三部分:

  一、残废老弱及妇女为一部分;

  二、壮丁为一部分;

  三、儿童为一部分。

  记者年近四十,当然排列在壮丁一部分内,因知敌对我壮丁,不怀好意,如排列在壮丁之内,定无良好结果,故心中即决定想法脱逃。幸在排列时记者所站之位置,适靠近老弱之一部分,故即乘敌军不注意时,偷偷的跃入老弱之队伍内,此系记者生命之得保存之最初转机。

  后来,上述三部分难民,由日军个别带走,不复相见。我们老弱这一队伍,多被敌军派充杂役。某日,记者正在马路上工作时,适遇一敌军军官,骑马迎面而来,其所骑之马,顽强而不服鞭策,跳跃在我等之前,记者即协力该军官,拉住缰绳,而制服其马,并随其出城。后军官骑马疾驰而去,记者乃得脱离虎口。经过千辛万苦,渡过长江向北步行。费十昼夜,而达徐州。

  在赴徐州途中,巧遇一壮丁队伍之逃脱者,据云:“后来敌军即将我等全部壮丁,率领到下关怡和蛋厂附近一广场内,命令顺次排列成行,我因闻队伍后面,机关枪声与哭号声,相间勃发,乃佯装死亡而睡到地上。附近站立之壮丁,均被机枪击毙而倒在我身上,我乃伏在尸体中,历一小时,待敌军走去,始起身逃去”云。

  (笔者注这一记录是记述了下关“和记洋行蛋厂”附近的集体屠杀,在抗战胜利、调查日军罪行时,留下了这次屠杀幸存者的多份记录。

  例如《南京党史》1995年底4期曾刊载之前的调查:

 

  老工人孙有发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控诉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行。他说,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军进入英商开办的“和记洋行蛋厂”,将逃在蛋厂外面和里面的数千名难民,包括电厂几十名工人在内,全部赶到煤炭港江边拘禁。当时,我和电厂几个同事被日本兵叫去帮他们烧饭,仍回到蛋厂,成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一。15日夜间,日本侵略军架起几十挺机枪。对准拘禁在江边的数千难民,以密集的子弹进行集体枪杀,血流成河,尸集如山。惨不忍睹。

 

  这一篇1938年1月刊发的文章《逃出南京难民区》,直接记叙的是1937年底的幸存者回忆,与后来进行的补充调查形成了呼应,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证据)

  早期揭露日军设立“慰安妇”制度的文章之一

  《樱花票》刊登于1938年7月1日出版的《烽火》旬刊第十七期,是早期揭露日军设立“慰安妇”制度的亲历报道。《樱花票》的作者李伟涛曾是一个报人,在担当救护队的工作时困于沦陷的南京三个月左右。他留下了三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樱花票》、《我在俘虏中》和《南京沦陷三月记》。其中《樱花票》是专门记述慰安妇的回忆文章。

  距南京大屠杀结束还不到半年的时候,就有这篇详细叙述问世。这也是对于日本右翼的有力回击——

  《樱花票》

  日本兵进占南京城后,那些没有法子逃出的女人,额角头已经起了皱纹的,便为自己的年老而欣幸,年青的就以锅底的烟煤涂在两颊使人远远的望去以为是个老太婆。

  实则,老太婆们,也常遭兽兵的蹂躏的。兽兵进城的那一天,还留在门西面没有进难民区的女人,不论是六十或七十岁没有一个能幸免的。

  因为敌人的兽性过于猖狂了,整个南京城的女人,都集中在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是在国际委员会的主持下而收容的,而金陵神学院的神父,他们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和警察值岗般的在门口看守,防止兽性敌人的闯入。

  可是,这若干人道的公理的友邦人士,终究抵挡不了那残暴兽性,而且,因为女人都集中了,使他们有选择的机会,于是,这里面是一卡车一卡车的女人,被逼上那悲惨的而从此就没有下落的路途。友邦人士对我们这些羔羊,是尽了极大维护之责的。纵然抵挡不了残暴的兽性,但他们忘记了本身的危险而为留在的人谋安全这是为留在南京而没有逃出的人们所称道的。颐和路一号一个姓石的少女,裤子已被兽兵剥下了被经过的德使馆职员某闻悉他很义愤的从兽兵的手里夺回来,那少女没有被污辱,而那德人士重重的捱几下刀柄。

  (笔者注《金陵十三钗》的有关情节实际上原型即是日军用卡车在安全区掠运中国女同胞,有多篇回忆文章都记述了这样的史实)

  掳去的女人,自然是供给兽兵泄欲的。可是这泄欲是并不单纯的,一方面她们还成了敌军敛财的机会。这就是说:她们是被编为随营娼妓了。

  铁管巷四达里,(或是道达里)那数十间新造的房子,且成了随营妓的总部。从那里经过,‘远远的就能听到里面的欢笑声和饮泣声,这正是被掳的女人在遭受蹂躏了。

  (笔者注根据经盛鸿教授的调查,确实有一家“上军南部慰安所”地址在南京市铁管巷四达里)

  纵然是随营妓,但士兵们是不能随便出入的,他们如果想泄欲的话,要到“樱花办事处”去登记,缴纳一定价值领到那张“樱花票”后,再根据那号码的所示找寻那相关号码的女人。随营妓是不能拒绝那来泄欲的兽兵的,就是敌兵,也没有自由来选择一个女人,而且如果这敌兵第二次来寻欢时必然是一个和上次不同的号码。据说,这样是防止敌兵被随营妓的媚惑,而泄了秘密。

  倘或有个敌兵需要泄欲而身边没有钱的时候,樱花办事处是可以用记账的方式来补偿的,只要有番号证明,而在那票根上签个字,就一样的得到一张“樱花票”,“樱花办事处”就报告那所属的部队而在颁发军饷时扣除。

图2:一种日本军用手票
图2:一种日本军用手票

  (笔者注:日军士兵缴纳的“钱”其实是“军用手票”(图2)。这种“钱”的存在,本身也是日军在华罪行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对该词条的解释是:“日军于1937年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后在长江以南占领区发行的一种纸币。分昭和十二年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制及日本银行票加印军用手票两大类。军票无准备金,也无号码及发行机关签署,仅以日军控制的物资为流通价值保证,强制推行,成为日军搜刮沦陷区民众的主要工具之一”)

  随营妓每天要被支配蹂躏五次以上的,一天只有三餐,此外就只有管理人的鞭挞了。

  “樱花办事处”的收入,是他们军需处的收入的一项正宗,士卒们所得的军饷大部分仍被吸收回去,敌人的手腕也真巧妙了。

  若被掳去的女人不服从“樱花办事处”的管理和支配时,则那悲惨的遭遇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有一次一个敌兵去泄欲被拒绝,管理员就把那女人加以惨绝人寰的毒打,结果,那来泄欲的敌兵也不忍见那惨状,而将那毒打者刺死,后来,这敌兵也被军部处了死刑。

  (笔者注位于南京铁管巷,需使用军票的慰安所,在汉奸的供述之中可以看到。这也是与李伟涛的回忆互证的内容。以下内容引自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 ,159~160页——

  汉奸乔鸿年交代筹办慰安所的经过:

  “正值日军大肆屠杀、奸淫之际,王承典、孙叔荣受南京救济委员会派遣曾去日本大使馆请求安民。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西提出要花姑娘100名,否则则不出具禁止杀戮、奸淫的‘安民告示’。” 

  王、孙两人向日使馆推荐社会闻人乔鸿年具体筹办。乔以日军允诺的保证生命安全、支付一定报酬、日军官兵不得携带武器等条件为诱饵,又以牺牲小“我”保护广大妇女免遭奸淫来诓骗善良妇女,还以不从命必遭杀身之祸等手段威吓。从12月18日到20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强征了300多名妇女,从中挑选了100名,由王、孙交大西过目。乔选好地址,与日本宪兵乘坐汽车到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政府院长、部长的公馆去挑选上等家具,约22日慰安所正式开业。 

  日军派上海派遣军参谋大西为主任、乔鸿年为副主任。售票员3人,其中有日本人两人,记账4人,还有老妈子、杂役,连慰安妇共有200多人。经费开始由日本军部供给,后以卖票所得支付,多余的归大西支配。 

  慰安所分设两处,傅后岗、铁管巷。傅后岗专门为日军将校服务。大西挑出年轻美貌的30名,住傅后岗中委公馆一、二、三楼。慰安所规定每小时接客军用手票3日元,通宵10日元。其余慰安妇住铁管巷,为日军士兵服务。规定每小时接客军用手票2元,但不准过夜。许多女子不堪日军肆虐而亡。该慰安所于1938年2月初日军大批营妓到达而结束。 

  ——上述记录即《樱花票》揭露的史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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