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的那场“三国杀”

　　1912年1月1日，绝对堪称辛亥年的一大拐点。这一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一个新政权的出现打破了近两个月来南北对峙的态势。为了实现民主共和，孙中山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为了保住大清江山，隆裕太后则向袁氏交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如此一来，袁世凯的处境便愈发显得微妙与暧昧。本来一场属于革命党与清廷的生死对弈，俨然化作孙中山、清廷和袁世凯之间的“三国杀”。彼时，袁氏已摸清了孙中山的王牌，抽走了清廷的底牌，准备重新洗牌……

　　“一文未带”与国库如洗

　　1912年1月1日，南京，总统府，深夜11时，皓月当空，繁星点点。

　　孙中山手捧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词，用粤语庄严宣读：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就职仪式极其简单而仓促。据陕西代表马凌甫回忆，典礼结束，大家“边跳边喊，沿街居民多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怀疑是散兵游勇滋扰，也有披着衣服从门缝中窥伺动静的。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当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们余兴未尽，作此有类儿戏的行动”。

　　孙中山之所以赶在1日就职，意在改正朔，用阳历，其象征意义深远。不过，拥清的官员士绅们对此举动似颇不感冒。如那桐当天仅淡淡一笔“今日为西历正月一号”。蛰居沪上的郑孝胥甚至认为清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真正引起强烈反响的当属南方独立各省。为了庆祝民国元年元旦，上海学校停课一日，时年19岁的青年学生陆澹安外出访友，“十二时，归途中见沪军都督宣告改朔之告示多张，商店皆悬五色旗。游人往来举欣欣然有喜色。”湖北黄州街头，学子朱峙三午饭后出城，“见寒溪学堂贴有新联，彩旗飘扬是为新年元旦。”

　　民国肇建，各地欢庆，本是人生乐事，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面带喜色，却满腹心事。孙氏忧虑之一，便是临时政府财政吃紧，无米下锅。

　　搞革命是一项极为烧钱的事业。南方诸省要人们听闻孙中山将于1911年底归国时，无不欣喜若狂，其中缘由，除了对孙氏的崇敬外，另一要因多半是当时盛传他携巨款而来。如吴景濂听说，孙氏在美国募有美金数千万，兵船十只，“如在宁组织临时政府举伊为临时大总统，可将钱及船献出，为政府用”。就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也深受流言影响，“据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太大，(一说五千万元)”。

　　于是乎，在众口相传之下，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更成为一棵生财有道的“摇钱树”。不过，这仅是众人一厢情愿塑造的神话而已，形成得极快，破灭得更快。

　　12月25日，人们翘首以待的“孙财神”在上海登岸，无论是革命党人、外国使节还是报社记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孙中山口袋里到底装了多少银子。当天下午一时，孙中山先生欢迎大会在张园召开，“到者万人以上”。留日学生黄尊三慕名而来，“中山先生三时出席，演说颇长，大概以此次归国，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实则余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此革命之精神耳。”另一版本大同小异，“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精神确能鼓舞人心，但毕竟不能当饭吃。社会百废待兴，新军嗷嗷待哺，唯今之计就是两个字：“搞钱”。澳大利亚著名记者莫理循一语中的：“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款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对他产生反感。”果不其然，“一文未带”的消息一经公布，自然招致一片失望之声。张謇曾初步预计临时政府每年的开销应至少在一亿两千万两左右，缺口当为八千万两。他本以为孙中山在海外颇有声望，募集五千万两应不成问题。孰料孙氏借款不成，只带着“热心”和“精神”归来，不禁满腹牢骚。1月2日，张氏被推举为实业部总长，他颇为无奈地在日记中记道：“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第二天，张謇赴总统府与孙中山商讨财政问题，终无结果。张不无微词地写下“未知涯畔”四个字。之前还对孙中山甚抱希望的黄尊三也十分沮丧，“政府则一钱不名，军队不能养活。中山先生以贫民式之总统，应付颇属困难”。

　　常言道：“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枪杆子的坚实保障终究还是钱袋子。当时仅南京一地，便驻扎军队十多万，军费实际是财政的主要支出。因军饷无着，黄兴唯有下令将伙食改为稀饭。等稀饭都不够吃了，军队只好将南京城的小火车抵押给日商，借款二十万，暂时维持。1月1日，由广州革命政府遣往南京的三千名士兵路过上海，时值隆冬大雪。黄浦江畔，士兵们“身上只穿单夹不等的平民服装，加上一件羊皮背心”，这样的装备自然不能抵御严寒。军队长官次日到上海广肇公所要求协助制造棉被褥各三千条，限三日内交货。然而“公所以无军服制造厂可转托制，且棉花市面缺货，只得做了稻草的被褥各三千条，以应急需”。耐人寻味的是，这支军队是为守护南京而来，临时政府却不予提供所需物资，只得向同乡的公所求援。政府财政之支绌，可见一斑。

　　吃不饱，穿不暖，军心自然浮动，小规模骚乱哗变不时发生，难怪张謇感叹“宁桓兵队抢劫之事日有所闻，难乎言军纪矣！”

　　南方财政一筹莫展，北方清廷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12月1日，度支部代理大臣绍英在日记里写道：“部库实存现银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六分三厘一毫，辅币七十四万枚”。转眼到了月底，袁世凯告诉隆裕：“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若财源如此匮乏下去，将无法同南方作战。出于无奈，隆裕只得下诏，一面向各省求款，一面令亲贵捐献。然而，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1月1日，山东复电拨银三万两，洋三万元，黑龙江复电筹洋三十万元。不过，这些所谓款项仅仅停留在电报纸面上而已，如同画饼。而亲贵们则个个像铁公鸡，不愿出血。据时在总务厅任职的许宝蘅记载，1月2日上午，袁世凯入对，隆裕言：“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恋绕绞彼�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袁答：“奕�脸鲆�十五万”。隆裕道：“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

　　两天后，段祺瑞、赵尔巽、陈夔龙等八位大吏联名通电，指出“外间盛传，仅亲贵存储外国银行之款，俱系现银，数及3000万……亲贵大臣与国休戚，岂容漠视。国存则款固有着，国亡则家亦随之”。应者依旧寥寥。

　　其实袁世凯一再催逼清廷皇族解囊纾难，并非真要兴师南下，与革命党玩命。其用意是要看看亲贵们是否真正爱惜老祖宗的基业，同时也探一探他们的家底。

　　1月2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一篇社评，专论南北双方财政问题：

　　北军财政虽属困难，尚可以支持。若南军则殊堪危惧。

　　此分析与袁氏之判断如出一辙：孙中山在财政上无底牌可言，而隆裕也将仅有的好牌留给了自己。

　　山头林立与“孤儿寡妇”

　　1911年1月1日，杭州，都督府，上午9时，西湖碧波，青山环翠。

　　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往常一样，开门办公。今日乃民国建元，杭州城内一派喜庆气象。唯独这个汤大都督愁眉紧锁，不展欢颜。

　　浙督一职，看上去很美，实令人烦不胜烦。平心而论，汤寿潜出任都督，实属意外。汤本是心怀忠君情结的传统士绅，只是由于杭州起义仓促，诸如陶成章、章炳麟等大佬身处海外，环顾省内，唯有汤“有声海内，识者皆尊敬之”，且拥有别人不及的人脉资源。于是众人一致认为汤乃“众望所归，勘膺此选”。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无非是暂时利用其声望与经验，二者间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尾巴，短的可怜。都督府各部门实权多半掌握在其他革命党人手中，汤往往备受掣肘，徒具虚名。套用句时髦话，他就是个“打酱油的”。

　　况且不少革命党人年轻气盛，恃功自傲，完全不把这个布衣都督放在眼里。其间有两件事对汤刺激颇大。一是“贵林事件”。贵林，杭州旗营满人，思想开明，在和平解决旗营问题上出力尤多。但就在旗营投降的第二天，司令部、政事部即以匿留枪械、图谋反抗罪名，假托都督名义加以枪决。出于“维稳”的需要，汤强忍怒火，保持克制。不久，革命党人王金发又向汤发难。王本来就对汤寿潜甚有成见，曾质问陈其美：“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为何要推他出来做都督？”后来王更是无视都督府的命令，组织绍兴军分政府，自任都督，裂土而封，截留浙东税收，采购军械，扩充部队，“政出由己，每与杭州督府相对抗”。

　　既然自己已被架空，实在没必要天天手攥“橡皮图章”，做个“傀儡都督”。半个月后，汤寿潜挂冠辞官。

　　汤氏之遭遇实乃南方独立诸省的一个缩影。在革命的大旗之下，各色人等，掺杂其间，心怀私利，鱼龙混杂。南昌独立，原新军协统吴介璋出任都督，不久便叫苦不迭：“地方情形还很混乱，青红帮中人，干涉地方政事，措施困难，急于求去。”12月31日，一支学生军路过黄州，经朱峙三观察，“学生军虽有三分之一为真学生，余人予似在武昌见过为小贸或提篮卖物之小流氓，想见招学生军时流品之杂”。

　　可见如何整合这些背景繁杂、层次不一的诸股力量，便成为又一道摆在孙中山面前的难题，毕竟革命尚需依靠他们完成。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也颇有政见与派系之别。就在孙出任临时大总统前夕，宋教仁还就未来政府形式到底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与孙氏争吵得“面红耳赤，几至不欢”。同时，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宿怨难消，湖北的黎元洪与临时政府亦是貌合神离，隐然自树一帜。这也就难怪莫理循认为“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的总统，决不能指望会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黎元洪则在省外毫无地位”。

　　与之相比，清政府已至无人可信、无人可用之境地。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年锐气十足需磨练，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能臣端方身陷莫须有的“照相门”事件，横遭罢黜，后死于蜀道之上；干吏铁良竟因载涛、良弼的嫉妒而被贬至江宁任闲差；肃亲王善耆出于善意倡言改革，却被视为朝廷异端，难受重用……亲贵见用，贤才见弃，载沣28岁，载洵25岁，载涛24岁，三个乳臭未干的80后居然忝列内阁要职，岂不令国人心寒！

　　12月6日，载沣卸去摄政王一职，退归藩邸。这意味着隆裕太后、宣统小皇帝失去了手中唯一可以信赖的救命稻草。虽然袁世凯声称：“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然而谁都清楚，“项城之心，千空百窍，外人无从捉摸”，作为善于权变之辈，袁世凯只会相机而动，绝无忠心可言。

　　不过，除了依仗老袁，还能靠谁？隆裕只好把赌注压在袁氏身上。据《绍英日记》载，12月28日，袁世凯将南方革命党力主共和、唐绍仪请开国会的建议呈报隆裕太后。“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隆裕已是心力交瘁，打算撂挑子了。毫无疑问，自此，清廷的命运已牢牢攥在袁世凯手中。

　　虽然身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不能统领所有势力，他握有一堆杂牌，尚需时日悉心梳理；隆裕手头已无牌可出，只得寄希望于袁世凯；而袁世凯此时两边得利，能进能退，成为南北皆极力争取的一张王牌。

　　形势逼仄与洗牌在即

　　1912年1月1日，北京，中南海，下午5时，夕阳余晖，天色渐暗。

　　英国公使朱尔典赴中南海拜会袁世凯。袁氏看上去显得心力交瘁，因为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累死了。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就职以来益形苍老”。并且袁氏表现得非常气愤。怒因即南方临时政府突然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这着实令袁措手不及，颇感被动。

　　本来，袁世凯打的如意算盘是游移于革命党与清廷之间，对革命党既打又拉，对清廷连哄带吓，从而抬高身价，坐收渔翁之利。若是革命党得势，袁氏可以顺水推舟，促成双方和谈，推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做中国的“伊藤博文”；如果清廷尚能维持，袁氏亦不妨挥戈南下，芟除乱党，成就一番“曾国藩”式的功业。当时袁世凯所作所为实基于形势之变幻，并非后人所认定的早存亡清篡国之心。毕竟他是一名倾向于君宪主义的政客。

　　然而，孙中山的回归却让局势变数陡生。孙氏上台，至少使得南方革命势力拥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政权。如此一来，本来一场属于革命党与清廷的生死对弈，俨然化作孙中山、清廷和袁世凯之间的“三国杀”。这体现出孙中山卓越的政治智慧。本来扑朔迷离的政治问题由之渐趋简单明朗。孙氏允诺袁氏一旦劝清帝逊位，就将大总统职位拱手让出，相当于给其指出两条路：要么拥护共和，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么坚持帝制，走一走“曾文正公”的老路。

　　袁世凯深知，“曾国藩”不好当。眼下全国十七省独立，收复这半壁江山岂是一年半载可以完成？而做“华盛顿”也有风险。假如袁氏费尽心机逼宣统退位，孙中山却食言，那他一定会沦为像自己安阳老乡曹操一样，遭万人之唾弃。孰优孰劣，何去何从，大概在1月1日前后几天，袁世凯出现了短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认知困难。谙熟政治风险投资的他，也需要时间考量成本，清算底牌。

　　朱尔典当天见到的正是陷入犹豫、迷惑、纠结、顾虑重重迷雾笼罩之中的袁世凯。双方的会谈还算坦诚。袁世凯大倒苦水。首先，革命党“不断地违反停战条款，这已有好几省的无数敌对行动的事实证明……这使他们的敌意行动发展到顶点”；其次，袁世凯“被公开指责是暗中的革命党……蒙古王公已决定，如果中国建立共和制，他们就宣布独立”；再次，“皇族和军队反对继续谈判。军谘府全体成员赞成开战，他自己部队的军官也大发牢骚，说他的政策葬送了他们的胜利果实”。当然，袁氏尚不忘惺惺作态称自己“感到智穷才竭”，准备辞职。

　　沉稳老辣的朱尔典自然知道袁氏所言不免有夸大之嫌。他只是再度提醒袁氏，如果令战火重燃，这会“带来难以言状的流血和灾难，并可能使中国分裂为南方共和制和北方君主制”。一语点中了老袁之痛处。

　　形势逼仄，时不我待，袁世凯洗牌在即。

　　1月5日，莫理循在写给《泰晤士报》同事布拉姆的信中提到：

　　我并不怀疑清廷要垮台……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不得不佩服这位澳大利亚人超一流的洞察力。

　　对于身处南北势力之间，已摸清孙中山之王牌，抽走清廷之底牌的袁世凯而言，恐怕此举也是最合适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