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书库”：从北京到东京

“亚洲书库”一角

    如今，私人藏书已成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着建立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而在百年前，北京的王府井曾有一家由澳大利亚人建立的私人图书馆——“亚洲书库”。

    在王府井建图书馆的外国人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1897年作为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来到北京，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到过中国10余个省份，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通”。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聘请莫理循担任民国政府政治顾问。

    从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伊始，莫理循就敏锐地发现，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城里，除了几个私人藏书家外，还没有一家像样的图书馆，特别是自然科学书籍奇缺，这与一个文明古国的都城极不相称。于是他利用各种渠道，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搜集图书。仅几年时间，就在位于王府井的皇亲溥伦的府宅里建成了自己的图书馆。图书馆建成后，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经营图书馆可谓用心良苦，当时有许多图书价格很高，莫理循有时要欠债购买这些图书。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书库的规模越来越大，声誉也越来越高，其中收藏的书籍、文献、史料达2.4万余册，还有110多种报刊以及1000多种画册和图片资料。这些图书来自中、英、法、德、俄、荷、意等十几个国家，内容不仅涉及中国，还涉及中亚诸国、日本、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国家，门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历史、地理、文学、法律、美术、地质、矿物、医药、娱乐等，对当时的学者深入研究亚洲帮助很大，“亚洲书库”也由此而得名。

    莫理循并没有垄断这些精神财富，他十分欢迎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亚洲书库”来阅读，也接纳欧美学者来此从事东方研究。一些外国来访者受益匪浅，归国后在媒体上大力推介该书库，使莫理循及其“亚洲书库”名扬海外。

    磨难中保存至今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唾骂声中死去，莫理循又先后效力于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想返回英国治病，但“亚洲书库”却令他割舍不下。经过一番考虑，莫理循决定将“亚洲书库”出让，表示愿意将书库卖给中国政府、学术团体或个人。但当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忙于争权夺势的北洋政府里根本无人关心和重视文化事业，而有识之士又苦于囊中羞涩，无力购买。消息传到美国，各名牌大学深知“亚洲书库”的价值，纷纷联系收购。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表现得最为积极，争相报价，加州大学的报价高达3.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然而，莫理循最大的愿望是将书库留在中国，最低限度也要留在亚洲，于是他在出让“中国书库”时提出了3个条件：藏书必须永久保存；图书馆需用“莫理循文库”名义；为学者阅读提供方便。最终，“亚洲书库”被当时日本三菱财阀岩崎小弥太以3.5万英镑的高价收购。岩崎的父亲素来珍爱东方文化，特别钟情于中国史籍，曾高价收购过中国旧藏珍籍，他以中国宋、元图书为主建立的“静嘉堂文库”，藏书达25万册。

    “中国书库”的藏书从北京由铁路运往天津大沽，从大沽装上“高砂丸”号邮船，1918年9月运抵日本横滨。但是，藏书刚刚搬到日本就遭遇了一场灾难。1918年9月，暴风雨袭击了日本深川，临时存放图书的位于深川的岩崎别墅遭到水淹，大部分图书被海水浸泡。岩崎召集各路专家进行紧急抢救，经过洗涤、干燥、改装等多道工序，大部分图书得以复原，但仍然有一部分图书无法修复，只能丢弃。

    巨大的损失令岩崎痛心不已，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又对书库进行了补充，先后购进涉及中国、日本、中亚、波斯、印度以及南洋诸国的图书近5万册，还从日本记者渡边哲信手里征集到清末民初在北京发行的全套《顺天时报》等史料。这样，“亚洲书库”不仅补上了损失的图书数量，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各种图书资料3.1万余件。鉴于书库规模迅速扩大，超出了“亚洲书库”原有的内容，岩崎决定将书库改名为“东洋文库”。

    1922年，岩崎在东京建成了一座新的“东洋文库馆”，并组织专家对文库进行了系统整理。当浩大的整理工程进行之时，1923年，关东地区发生了8.2级大地震，东京市区几乎被夷为平地。令人称奇的是，东洋文库馆未遭严重毁损，书籍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如今，这些图书依然被保存着，成为学者们研究中国和亚洲历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