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以后台湾:对政权由失望到不满

1945年,八年抗战结束,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根据四大同盟国的协议,日本应当归还所有侵犯其它国家的领土。于是台澎地区归还中国,台湾光复;但是当时全面的内战已经开始,中华民国政府,忙于阋墙之争,也没有能力派遣足够的人力和军力,接收日本离去以后的台湾。陈仪遂因地利,奉命从福建接收台湾。

光复以后台湾:对政权由失望到不满

  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台湾光复。


光复以后台湾:对政权由失望到不满

  许倬云说台湾史之七

  1945年,八年抗战结束,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根据四大同盟国的协议,日本应当归还所有侵犯其它国家的领土。于是台澎地区归还中国,台湾光复;但是当时全面的内战已经开始,中华民国政府,忙于阋墙之争,也没有能力派遣足够的人力和军力,接收日本离去以后的台湾。陈仪遂因地利,奉命从福建接收台湾。

  接收台湾的力量单薄

  抗战期间,福建不在主要的战线上,日军只占领了福建几个主要城市,并没有占领全省。当时福建的管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性;中央在重庆,无法照顾到遥远的福建。陈仪在福建,俨然半独立,手上的资源也有限。他的军力,是将各地的民团和游击队,组编为一个军的番号,其装备和训练都不够正规军的规格。

  陈仪带着这样一个部队进入台湾,实在是不适当的选择。台湾同胞在沦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之后,回归中国,心里十分兴奋;大家一心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二等国民的身份,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国民。当时全岛准备欢迎中华民国的国军,但是在码头上下来的,却是衣衫褴褛、装备粗劣、训练不足的一群军人。台湾同胞印象中,日本皇军地位高,军容盛;两者相比,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形象,自然大失所望。

  从1945年到1948年,台湾非常混乱。陈仪奉命接收台湾,是因为他跟日本关系非常密切,所谓“日本通”。他和中央的关系并不好。居留台湾,中央鞭长莫及,他要求台湾一切都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货币,也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权。他的政治理念,乃是在国、共之间,另辟蹊径,寻找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兼顾的方向。他的梦想是使台湾相当程度隔离于中国本土的纷争,有机会实现他的理想。因此,他拒绝国民政府派兵支持。于是,国民政府派来台湾的正规军,只有嘉义机场上的防卫部队和高雄的要塞部队:全台湾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其实非常单薄。幸而台湾同胞在日本统治下,长期以来已经训练了守法的习惯,一时之间,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台湾政权由失望到不满

  当时陈仪四周的权力结构,也非常混乱,有陈仪带来的福建省政府的班底,也有他从民社党邀请来的智囊团(民社党是当时的一个小政党,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群众基础很小)。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组织,既有国民党的党部,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党和团两方面也在较劲。陈仪手下,还有许多来自大陆的技术人员,奉派来台接替日本技术人员。这几拨人马,互不相属,各有各的系统,也不知道怎么配合工作。甚至技术人员们,电力和电信属电信系统,糖厂属经济系统,整个行政团队,并没有整合为可以运作的系统。再加上,民间有一批从大陆回归的台籍人士,所谓“半山”。他们有的是在大后方担任公务员和教职的台籍人士;另有一些却是在沦陷区工作,甚至在战时实际地替日本工作。“半山”们离台已久,往往已没有当地的基业,回台以后,也要争取权力上的一席地。这许多错综复杂的权力集团和个人,彼此斗争,争夺权力和资源。于是陈仪的统治,不仅漫无头绪,而且内部矛盾重重。

  在这种背景下,接收人员的贪污腐败,也无从防止。只要手上有一点点权力,就有机会假公济私,从日本离开的空白中,捞取一些不当的利益。在日治时代,日本的刑罚虽然严酷,但台湾同胞比较今昔,他们对接收台湾的政权,由失望而不满,由不满而愤怒。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1947年2月28日,爆发“二二八事件”。这个不幸的事件,在台湾战后历史上,处处可见这伤痕的烙印。“二二八事件”本身是个偶发事故:烟酒公卖局的纠察员,抓到了一个贩卖私烟的小贩。双方争执之中,四周聚集了围观的群众。纠察员面对大批的群众包围,情急之下,拔枪示威,不幸打死了一个旁观者。一桩偶发事件酿成巨祸:大批群众涌向台湾省长官公署,包围抗议。公署的卫兵,处理不善,开枪镇压,群众又有伤亡。于是,情势一发不可收拾,全省各地都有大批群众,涌上街头示威,终于处处出现暴乱。街上的群众,见了不会台语的外省人,揪了就打。他们也侵入公家机关,殴打外省的职员。同时,暴乱也有另一面:许多外省人士,得到台湾同胞的掩护。邻居、亲友、同事,尽力将他们掩藏在自己家里,避免受到街上暴乱群众的殴打。

  这全省性的暴乱,究竟外省人死了多少?无法统计,保守的统计是当以千数计算,无辜地被打死。这些暴乱的群众之中,最大的部分是从南洋回来的本省军夫。他们参加了日本军队,真的自以为是日本的“皇军”了。败兵遣回,在台湾他们没有职业,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看见新来接收的政权非常腐败,他们应是满腔愤怒,群起斗殴。乱事继续了几天,各地的本省士绅纷纷组织团体,维持地方安全,暂时让情势安定下来。他们也向陈仪和国民政府提出要求,让台湾高度自治;要求国民政府不再派外省人治理台湾。这些人的要求,实际上是相当理性和平的要求。陈仪向南京的报告,却是张皇其词,称暴动为“叛乱”。国民政府听信了陈仪的报告,而且当时正在内战期间,情势十分紧张,也信以为真:台湾发生了叛乱。于是,中央政府派军镇压。

  在镇压部队来以前,台湾也已经有几支军队自己组织起来。最显著的有两批部队,一批是在嘉义附近,由日共系统分出来的台共谢雪红,组织了他平时熟识的左倾青年,从警察局夺取枪械,与嘉义机场的守卫部队作战。他们希望日月潭等处的山地原居民下来增援。但是,原居民并没有下山支持。这一支部队继续相当长久的战斗,最后在埔里解散。另外一批是在高雄聚集的群众,以回台军夫为主要成分,占据高雄中学及附近的据点,和高雄要塞司令部的部队对峙。其它地方实际上并无有组织的行动,无非街上的暴民群起扰乱。

  “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的伤害

  镇压的部队到达,从基隆、高雄两地登岸,来的部队并不会讲台语,沿路军车进行时,警告路旁的群众,守在原地不要跑到路边。但是这种扩音机的国语警告,台湾农夫听不懂,反而往公路上奔跑。于是,行军中的部队开始射击,也造成相当的伤亡。

  在混乱逐渐平息,不再有大规模的动乱时,台湾地方当局开始肃清“乱民”。清理之举,往往严苛;又加上有些人公报私仇,乘乱报怨、告密。有人开了名单,送交台湾地方政府。也有冒充军警,私自绑架,杀害无辜。各个不同特务和军警单位的工作范围也不明确,各自为政,逮捕他们以为是乱民的人物。在极为混乱的状态下,受到损害最大的是各地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地方精英,被陈仪当作是叛乱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有数百位台湾地方精英,无辜被害,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这些台湾各地精英的牺牲,是“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最大的伤害。

  “二二八事件”整个究竟死了多少人?到今天还没定论,说多的:多到三五万,说少的:少到一两千人。受害者之中,其实也应当包括在街上被殴打而致死的内地人士;一般计算,却没有将他们列入。台湾解除戒严以后,上世纪90年代曾经由政府设立专门单位,接收受难同胞的申请赔偿。二十年来,申请的人数也就两千多人。但是许多台湾同胞并不认为这个数字准确;一般人认为,应当还有更多没申报的受害人。我们今天不必斤斤计较于死伤多少人:一个人死亡就不能回生,牺牲一个无辜的人士,就是不可饶恕的伤害。但是,也不能够拿这整个的规模,夸张到比原来可能发生的大许多倍。“二二八”的伤痕,到今天仍没法愈合。

  威权政治的阴影

  1947年年底,中华民国的宪法通过了,中华民国从所谓“训政时期”,进入宪政时期。但是,国共斗争,国民党中央政府已经失败。第二年,中华民国的代理总统李宗仁逃往美国,原本已经宣告下野的总统蒋中正,在台湾复行视事;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也迁移到台湾。从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能够治理的疆域,就剩下一个新回归的省份台湾。在台湾这个小小岛屿上,这个政权的存在,延续至今,两岸对峙已经六十余年。于是台湾陷入非常吊诡的历史之中:中华民国建国以来,一个从来没有在民国管辖范围之内的领土,却要成为这个政权最后的一片疆域。这一段历史,牵动的种种矛盾,六十年来无法适当的解决。

  下面关于台湾的故事,我们应当分成两节来讨论,第一节是1949年、1950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台湾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济和进行民主化过程。

  从1950年开始到解严为止,台湾的政治结构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安排。一方面蒋氏政权必须要依靠大陆上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以不断延长“万年国会”的方式,维持其政权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又要以戡乱时期的非常条例,以威权体制,维持政权的稳定。一方面他要排除台湾本身的不安因素;另外一方面,又要防止大陆渗透台湾,在台湾内部造成颠覆。这威权体制之下,军警和特务的权力是极庞大的,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只须经过军法和戒严时期的法律条例,就可以拘捕所谓“可疑人物”。

  在这一段“白色恐怖”的时期,威权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地方。大陆来台人士和台湾本地人士,都是威权时期的受害,前者可能比后者面临更多的伤害。所谓政治犯,很大的一部分是蒋氏军警认为靠不住的分子,他们称之为“异议分子”:其中以外省知识分子为多。甚至,有些人仅是因为有共党嫌疑,或亲友有共党嫌疑,就会被捕。台湾同胞之中有本土意识的,则被称为“分裂分子”,往往也会受到迫害,因为台湾本身的本土化运动,都会威胁到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

  二十五年之久,威权政治虽然有逐渐减弱的趋向,但其阴影却从未消失。遭受厄运的人,或者不经法律程序,就被情治单位逮捕,有些人从此长期监禁,有些人丧失性命。那一段时期,以我所见所闻,著名的冤狱,有雷震、孙立人、柏杨、余登发等人,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失去自由。大多数蒙冤受害者,可能因为言辞不慎,或者被人诬告,或者因为亲友犯了事,无故牵连。甚至,只因为参加公开的社团,例如学校中的合唱团,读书会,就被当作可疑分子。绿岛(火烧岛)拘留的人犯,大多是如此无辜蒙难。二十五年来,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为数也以千计。

  台湾推行国语运动

  台湾光复后,当局推行国语运动,原来构想并无恶意,却在无意中造成台湾本土观念对中国认同的文化抵拒。陈仪接收台湾以后,有一批所谓“半山”,致力于推动国语运动。他们原来的用意,以为台湾已经有了族群之间方言的隔阂,应有一个大家共同交流的普通话,作为日常语言。但推行国语运动,又和日本人时代推行日语(当时也称为国语),勾引起被迫使用日语的痛苦经验。推行国语运动在台湾基本上非常成功,今天几乎每一个台湾同胞都会说普通话,但付出的代价是,不断地引发台湾同胞的愤怒,因为他们必须要放弃母语,学习一个对他们完全陌生的语言。本来用意不恶的政策,行之太过操切,以致台湾人在公众场合,有不能开口的窘态。这种心理上造成的伤害,并不比威权体制本身造成的伤害少。到今天,台湾本土论者和亲日的人士,对此仍旧说:中国要以“外来语”消灭台湾的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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