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日军用水煮的饭都是血红的

2011年11月2日傍晚,哈金来到波士顿Brookline Booksmith书店,介绍他最新的英文小说《南京安魂曲》。正值50年店庆,书店老板最近两周内邀请了包括哈金在内的21位美国最重要的作家来演讲,哈金英文小说《等待》的封面与其他作家的肖像,组成了书店入口处的一面海报墙。

  2011年11月2日傍晚,哈金来到波士顿Brookline Booksmith书店,介绍他最新的英文小说《南京安魂曲》。正值50年店庆,书店老板最近两周内邀请了包括哈金在内的21位美国最重要的作家来演讲,哈金英文小说《等待》的封面与其他作家的肖像,组成了书店入口处的一面海报墙。

在书店地下室等待哈金的读者年龄各异。哈金介绍了《南京安魂曲》的写作过程,朗读了小说片段。一个小男孩提问,南京大屠杀后,那里现在还有人住吗?这本书他也想买一本,但妈妈没给买,说怕他看了做噩梦。

《南京安魂曲》讲述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金陵女子学院,保护中国一万多妇女儿童的真实历史故事。魏特林因为受战争创伤精神崩溃,回到美国疗养时自杀,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她都是几乎被历史淹没的人物。

要把她的故事讲述完整,又不能任意创造,哈金虚构了一个讲述者——魏特林的中国助手高安玲。战争爆发时她的儿子在日本读医学院,被日本当局征召到中国战地医院服务,他总是尽量帮助中国人,但被中国的锄奸队暗杀了,高安玲也不敢与日本的儿媳相认。

小说中文版能顺利出版,且比英文版早两周上市,这出乎哈金的意料,尽管略有改动。《纽约时报》和不少美国重要报纸杂志给了好评,也有几篇评论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哈金怀疑恶评可能与日本右翼势力有关。

11月4日,正好访问波士顿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位日本人的安排下,与哈金餐叙。大江告诉哈金,有次一位中国女性因为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文章,被日本右翼分子告上法庭。他亲自出庭替她辩护,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被告一方就他俩,但还是赢了官司。

纪念会看得心里难受

南方周末写这本书,有人说你是看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是不是呢?

哈金:有一部分。但是美国华人每年都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会,我挺吃惊,他们都有多年积攒的材料、照片什么的,看了心里很难受。张纯如的书算一个起因,但在她之前华人一直在纪念,从来没有停过,现在也是,在每年12月份和每年日本投降日。严歌苓也说非常吃惊。我出来以后接触到一些当地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他们还一直在做。

每年都去看纪念会,慢慢地就成一块心病了,老想这些事。但是看张纯如的书以后知道有一批美国传教士也介入这个事情,又读了台湾人胡华玲女士写的一本魏特林传记。真正开始想小说怎么写,大概在2007年底,以后就真正地做研究。关于她(魏特林)的书、她的日记得读一些,动笔是2008年夏天。

南方周末:小说里有处细节,写池塘里很多尸体,有鱼在游,水是红的。

哈金:鱼都变肥了。那是我加的。事实上当地校园附近并没有池塘,但是小说中需要有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历史)照片就是池塘里全是人的尸体;当然,我说的鱼肥了,草长得更旺……人死得多,这是常识。池塘可能不在金陵学院附近,我是为了把故事衔接过来。七十多年来,有一些池塘早就填平盖了房子,这都是可能的。

怎么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细节,怎么把小的细节串起来成为故事的有机部分,这也是很难的。小细节很多,我看了很多照片、书,但是串不起来。一开始写的局部都挺有意思,但不是整体的东西。就像咱们北方说的“肉冻”,你做了半天冻不起来。但是找到叙述者(高安玲)以后就成了。

我写日本兵吃的大米饭都是红的,别人说太悬乎了。这其实来自日本兵的日记,他们找不到干净水喝,吃饭都是血糊糊的,你说杀人杀到什么程度?有些真实的东西比想象还可怕。

南方周末:你很强调真实,这是你写小说一贯的做法?

哈金:关键是有些事情只要是发生了,下笔的时候就信心大一些。以色列作家Aharon Applefeld是我的老师,他说你不需要创造什么细节,但是要把细节的次序安排好,这就表现出一个作家的创造。

像南京大屠杀,他们说你写得那么血腥,日本兵往中国小孩嘴里尿尿。但那是日本兵自己记载的,不在南京,是在南京外围。我写金陵学院里一个姓张的图书馆员把棉袄脱了来让日本人朝他刺,被刺死了,也是来自日本兵的记载:一个农村的老汉,一刀没刺死,老汉把棉袄撕开了,他接着又刺一刀。都不是我编的,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身上,我为了整体感就把它融合起来了。

数字不重要对个人来说死了就是死了

南方周末:关于遇难者数字,不同方面各执一词。

哈金:我们说30万,没准,东京审判时确定最少是20万。其实死多少人不是最重要的,你杀100人就不是杀人了?我老想,国军为了阻止日本进攻,把花园口都决堤了,死了至少80万,淹死的人和日本杀的人是一样的受罪。对个人来说死了就是死了。数字不重要,关键是一个人、几个人怎么感受。你看中国当时是很窝囊的,其实中国论装备不比日本差很多。

南方周末:你写到南京防守战是为了面子,觉得中国人很可怜?

哈金:窝囊,很窝囊。其实南京他们就不应该防。除了面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个地方没法防。不防的话,财力、物力和人力可以用于保护平民。开战早期政府官员都跑了,市长也跑了,拉贝就被称为“市长”。

当然日军本身侵略就是罪恶,但是在紫金山打的时候日本伤亡不少;他们本来以为上海一打就破的,结果打了三个月死伤不少。他们就来报复。中国没有必要在南京那么去拼,完全可以想别的办法,当时李宗仁就对蒋介石说,你要打咱们拉出来,在野外打,不要在市里打。

南方周末:你写到高安玲的儿子在日本学医,被胁迫加入日本的前线医院。现实中有类似的例子吗?

哈金:那时候很多翻译官都在辽宁金州长大的,你说翻译官都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吗?有的是没有办法。我觉得需要那样的情节。魏特林真的生活就这么多事,没有大事,不能乱编,叙述到一定时候就没有冲力了,必须得有新的故事和新的戏剧维持冲力。这就把高安玲的故事加进来了,整个故事的推进就好像车又有了油似的,继续往下走,主要是技巧上需要。

以前有一个英国作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把魏特林说成是跟一个已婚的中国男人有了恋情,那个男人有家有事业不能理她,最后她要死要活的,精神崩溃了。他靠艳情来创造这种冲力。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她是很清白的基督徒,那样写有点不负责任。我虚构高安玲这个人物主要是这个原因。在第三部分,什么都很安静的时候,突然一个来访者叫她的丈夫到南京日伪政府当高官,那马上是一个危机了,于是还能把故事往前推。

南方周末:你要处理这样的题材,是否和其他写作者面对的材料都差不多?你能找到别人也能找到,除非他偷懒。

哈金:是的,材料都一样。不是一个人有才华什么的,而是下的功夫到了。这个故事最难的是在大屠杀之后和魏特林自杀之前这段时间,没发生大的事情,怎么把故事讲好,让人继续读下去。那个英国作家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做法不对,那本书几乎没有人知道,叫《南京》,是很小的出版社在很多年前出的。生活没有发生的事情你给加上,整个人物就不一样了。

哈金:美国华人一直在纪念南京大屠杀

日本人发给魏特林的通行证。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讲述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金陵女子学院,保护中国一万多妇女儿童的真实历史故事。

背叛民族,还是背叛家人?

南方周末:《南京安魂曲》和你前面几个长篇不太一样,有一个骨架,应该是宗教精神。

哈金:因为人物都是宗教背景,没有办法的。魏特林是现实的人物,也是传教士、基督徒,这个没有办法超越。我想跟历史贴得近一些,不能随便乱发挥。虚构的就是叙述人高安玲,我虚构了整个她的家、她的儿子。

南方周末:你选择金陵女子学院这个场所,是因为魏特林的史实局限?

哈金:既然选择魏特林,就得接受这些局限。我觉得魏特林是英雄,她很冤枉,因为建国以后就不宣传了,都不知道美国传教士帮助中国难民的事,张纯如的书出来大家才知道。基督徒自杀是不受鼓励的,所以教会也不能把她当英雄宣传。

南方周末:魏特林的日记中自责自己允许日本军人从金陵学院带走“妓女”?

哈金:在日记中她没有自责,但是提到了这个事。后来在报告中就不提了。但事后她病了一场,她一定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折磨。

南方周末:高安玲的儿子高浩文,从他家人到魏特林,都包容他理解他,但是放在爱国主义的集体语境里会怎么样?

哈金:那就是叛徒。你给日本人做事情,你说不清楚的,小人物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但反过来像郭沫若那样,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回来打日本,对家人是背叛,对民族来说是一个英雄。普通的人,高浩文觉得应该忠于自己的老婆孩子,忠于自己的感情。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但在大伙儿的眼光中就是一个汉奸,没说的。

南方周末:包括高安玲在东京审判时,也不敢跟她儿媳妇相认。

哈金:对,那是大的问题。她代表所有受害的南京妇女,责任太大了。当然也有怕将来说不清的可能。

也没有宽恕,也不是仇恨

南方周末:你写到东京审判宣布几名日本战犯死刑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哭了。

哈金:历史记载是一年以后,因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定案,小说为了把故事讲完整,就把宣判提前了。宣判时他确实精神垮了。松井石根是替皇家受罪的。天皇的叔叔才是真正的罪犯,但美国为了保持日本的反共情绪就说皇家赦免,只能判最高指挥官。张纯如也说到松井,他曾指责底下的军官没遵守纪律,没管好自己的部队,战争开始以后就没有章法了,什么坏事都做了。他也是牺牲品,知道那些残酷的事情后,他也哭了。他回日本以后,在伊豆山建了一座观音像和观音堂,纪念南京这些被杀的人。他心上认罪,尽管嘴上不认。

南方周末:有个在美国待了20年的中国神父,说他以前了解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都是仇恨,甚至他跟日本神父在一起共祭弥撒,都克制不住内心有时会浮现反感、别扭的情绪。

哈金:我也有这个感觉。我以前有个日本朋友,我太太就不高兴,我也确实觉得感情融合不到一块。人都很好,不过总是有些隔膜,很难。但不能让仇恨把你生活笼罩了。怨恨是很正常的。

南方周末:那你怎么表达宽恕?

哈金:也没有宽恕,也不是仇恨,就是把事情讲清楚。你不可能让大伙随随便便就忘了。张纯如的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攻击她。我这个书肯定也要被攻击,只是不一定那么厉害。今天西海岸有一个评论,一点好的东西都没有,说我只能写一些像寓言的短篇小说,明显就是日本人在攻击。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书评界他们势力很大的。

南方周末:书名“安魂曲”怎么理解?

哈金:故事写出来,是对主人公和受难者灵魂上的安慰,这是直接的作用。魏特林也很冤屈,实际上美国传教士一直留到很晚,有的等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走,这些人回去以后还得受审查,因为他们跟红色中国有接触。

我到美国后读了很多《圣经》,对有宗教信仰的人非常尊敬。人要有敬畏,要是什么都不怕就坏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这种心态毁坏性太厉害了。

《南京安魂曲》中宗教精神超过了个人恩怨,日本平民也受苦,他们的儿子孙子没了父亲爷爷,战争给人造成的无奈和损害太大了。我们到最后还是应该超越种族的经验。

“忠诚是双向街,必须有来有往”

南方周末:你把自己划归移民作家,而不是流亡作家?

哈金:是。流亡者生活在过去,故园是他意识的主要部分,移民必须依赖现在。我不是因为出书什么的政府就把我流亡了。但我不是普通移民,在餐馆里市场里打工的那是标准的移民,到这来是白手起家。我毕竟是在写作。

南方周末:语言、身份、“背叛”,这些问题困扰你吗?

哈金:语言当然是一个大困扰。背叛倒是相对的,忠诚是双向街,必须有来有往;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应该忠于的对象。至于身份,我从不忧虑,还是让作品给自己一个最终的身份吧。

英语是很了不起的语言,有伟大的传统。有些人加入英语文学而且成为大小说家,如康拉德和纳博科夫,所以我知道哪里有途径。选择英文写作不是新鲜的事,一切依靠运气和能力。最终我决定我能接受失败,因为无论在哪里人最终都是失败。阿瑟·米勒最后的剧作没人愿意上演,厄普代克临死前得了个“最糟糕的性描写”奖,还有的知名作家晚年根本无法出版作品,所以不能奢望成功。

汉语有特别的节奏和丰富的表达方式,有时我能利用这个资源让我的英文稍微怪一点,新鲜一点。这是优势的一面,但我还是必须放弃母语让第二门语言更流利。

我在美国当英诗写作课教师的时候,才比较认真地写作。在中国时,离文化界很远,后来上大学英文系,语言仅仅是个工具。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写小说,只是对诗歌感兴趣。我如果留在大陆,不太可能写小说,可能写一些非虚构作品。

纳博科夫临终时被问到,作为非常成功的作家,他的秘密弱点是什么?他答:缺乏自然词汇。我也有这种感受。非母语的作者抓不住那种自然性,因此他的任务是把这个状态变成自己的优势。

你的过去在你脸上

南方周末:第一本奠定了你在美国主流文学界地位的小说是《等待》。

哈金:但《等待》一开始出来在美国恶评也很多。《英国病人》是昂达琪写的,一开始没有得布克奖,也有很多不好的评论。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由主流的出版商出的书,以前是小的出版社,而这是一个商业出版社出的。

那本书运气非常好。得了美国图书奖和福克纳奖,基本就站住了。这本书很多,特别是很多印度人读。有读者说他们的感情压抑容易体会到,说他认识的人就有像孔林那样的亲身体会。我有一个同事,他母亲读过很多书,她说《等待》是她读过的最悲哀的一本书——在等待中,很多生命就白白地流失掉了。

南方周末:你在《自由生活》里写的那个流亡知识分子,是不是确有所指?

哈金:也不敢说是哪个人,但是老一代人很多是这种心态,一见面就问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好像是老干部似的。我见过其中一个著名的老人,他死前一个多月我跟他吃饭,他说他革命这么多年了,最起码医疗费得给他吧?他患了癌症,觉得中国应给他付在美国的医疗费。革命这么多年了,还跟国家有扯不断的心态,可爱也很可悲。现在那一代人几乎没有了。

南方周末:你从《自由生活》开始写美国的事了。

哈金:对。有人说去美国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连英语都不学,一种是纯粹变成美国人,跟过去没有关系。有人宣称他是世界公民,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去。这两种我都觉得很危险,特别是华人,你的过去在你脸上。所以我不太相信写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每一本书都是新的问题。

南方周末:如果继续写中国,你觉得有问题吗?

哈金:看什么样的题材了。确实有些重要题材,必须在中国生活,当下一些特别小的东西,要亲身了解。中国有很多大的题材,但是你只能用中文来写,用外语写没有意义。

要用中文写作,我只能放弃这里的一切,在中国住两三年以后找到一个感觉。但是这都是不现实的事情。不是说你心里有一本书就可以写的,不是那种情况。

南方周末:单写美国人肯定也不行。

哈金:有什么意义?也不是我的优势,也不是我关心的东西。你的题材总是跟你自己的存在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往往是在一种危机感之下。写南京的书,虽然没有回中国,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核心事件,还是一种心理上的联系。反正写完《南京安魂曲》我也算了结了一块心病。以前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些事。

你不可能跟过去完全切割。一个欧洲移民有可能,他的脸别人认不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但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话有点傻,但有很多人说自己跟过去没有关系,可周围人都不这么看。你年轻时或许可以完全“活在当下”,但老了以后,身体和心理都不那么强的时候,过去就回来了,压也压不住。这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很危险的。年轻时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到老了不行了,现实中有一些这类人后来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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