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被判无罪内幕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在中国的105万侵华日军的名称为“中国派遣军”。而“中国派遣军”的最后一任总司令，即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于1925年至1927年担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8年任步兵联队长，参加过侵占济南的战争。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过侵占上海的战争。1933年曾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1937年至1945年期间，历任日军师团长、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最后成为侵华日军最高统帅–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1945年8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冈村本人也“自忖不仅被判战犯，且死刑也再所难免”。

但是，三年之后，冈村宁次竟被国民党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然后将其悄悄遣送回国，大出国际国内社会乃至冈村宁次本人意外。

冈村宁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样由战犯变成了“战俘”？这一案件的内幕究竟如何呢？

1945年8月15日，南京。

盛夏的骄阳烘烤着汪精卫伪政府和日军统治下的金陵古都。市容如昔，但来去匆匆的市民脸上已暗暗透着喜色–日本将要投降的消息已于两三天之内传遍了大街小巷。

上午9时30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了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次长于昨夜传达的“天皇陛下将于15日12时亲自广播，应谨拜闻”的通知。

10时10分，总司令冈村宁次收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军第六十八号密电。

冈村宁次根据这封密电，已大致猜出天皇将要广播的内容。

从8月10日起，盟国电台就不断播送日本政府将宣布投降的消息。连日来，总司令院内为了防止盟军的空袭，神经过敏地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到夜晚，便进行灯火管制。总司令部大楼内。需要彻夜工作的房间，都拉上了厚厚的窗帘，楼下不见一星灯光。但一到白天，院内便从各处升起烧毁重要文件的烟火。战败的沉闷空气连说话的声音都给压下去了，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只是无精打彩地工作着。

11时过后，总司令部全体人员在冈村宁次的带领下，按平时遥拜式的队形，于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的广播诏书。

正午12时，天皇的声音仿佛自天而降般在广场上响起。贯穿通篇讲话的是五个字：无条件投降。

从总司令到警卫，都如木桩般钉在空阔的广场上，骄阳在地上画出他们的短小投影。酷热使他们汗流浃背，军衣湿透；绝望使他们神情麻木，目光呆滞如死鱼的眼睛。

末日临头，来得这样突然，这样不可抗拒。

冈村宁次悲极无泪。当天皇的广播结束后，他和部下一同陷入茫然无措的沉默之中。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他走上讲台，用十分简短的语言向全体人员做了谨遵诏命的训示，然后宣布解散。

下午，冈村宁次便向在中国的105万日本陆军下达了训示：

承蒙亲赐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值此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有过之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当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不可消失斗志，应在庄严之军旗下，愈益坚持铁石般之团结，基于唯一之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8月15日这一天，冈村宁次觉得是那样漫长、沉闷，连空气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味道。总司令的身份使他必须排除烦扰，保持清醒的头脑。但他的举止已变得有些机械，谈话也变得有些迟钝，往日的潇洒与诙谐已荡然无存。

在平素，这位总司令的日常生活是颇为悠闲的：早晨7时起床，上午到总司令部听取参谋长的战况和工作汇报。午后如逢天气晴好，他便扛上钓鱼杆到兵工厂的水塘垂钓。夜间或读书，或下围棋。就寝时，合枕即睡，极少失眠。冈村除下棋、钓鱼、读书三大嗜好外，后来又热心于东方的宗教。这种雅好，与他征战杀伐的生涯有所抵牾。但人的性格往往是多重的，这位统领百万大军的总司令，在指挥军队疯狂践踏中国的国土，屠杀中国人民之余，居然也能与同好坐禅论道，从中感悟人生。

但是，这天晚上，一向以”乐天派“自诩的冈村彻夜辗转难眠。

笼罩在他心头的最浓黑的阴影，是从即日起就要变成战俘的百万日军和散居在中国内地（东北除外）的近百万日侨，对这些人能否安全回到日本，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是他自己的结局。

入夜，东京又相继发来密电：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自杀、铃木内阁总辞职。

冈村在天皇投降诏书广播之前，曾一直主张继续战争，并再三奏请天皇批准决战的要求。然而今日”无条件投降“已成定局，东京方面又频频传来噩耗，他作为天皇的臣子，除”谨遵圣谕，以慰圣怀“之外，别无选择。下午，悲痛绝望之际，他曾向东京电请退职转役。现在想来，那实在是孩童闹气之举。他的电请不可能被批准，而军民安全撤离中国的重任也不容他推卸。谁叫他是最后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呢！

窗外万籁俱静，连警卫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室内孤灯昏黄，电扇嗡嗡地吟叫着，但闷人的暑气却久驱不退。深夜的岑寂使他有被人类遗弃之感；闷热的空气使他痛苦绝望的心境更添烦躁。

自戴上崭新的少尉军衔参加日俄战争以来，他已是多次出征，在中国的国土上作战，而且”战功卓著“，不断高升。

1944年11月24日这一天，天皇传下圣旨，任命他为中国派遣军司令官。

他从东北到华北，继而转战华中，复又驱华南，征战40余载，终于在这一天成为侵华日军的最高统帅。

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但这一阶段未免时光太短，他走马上任不到一年，日军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他深知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难逃惩罚，从即日起，他这位威炎煊赫的总司令官大势已去，作为战犯被押上审判台的日子势必来临。

午夜过后，难以成眠的冈村宁次从床上爬起来，到桌前伏案写下：“我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作为他无可奈何的一种抉择。

8月15日以后，冈村宁次走进了他一生命运中的“低谷”，除了以失去军权的总司令身份代表投降的中国派遣军处理善后事宜之外，他别无所为。

9月9日，冈村宁次作为日军投降代表签字人，出席南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从入场到退场，他始终默默无语，机械地按照规定的程序行事。他只盼望这惨痛的时刻尽快过去。

事后，冈村宁次曾在日记中写下当时的心情：

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到不愉快心情的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之所接触中国方面的要人颇为亲日，而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木”一语，借使自己镇定下来。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的心情并无不同。将来即便走上断头台，也愿持此心情。

冈村宁次恐怕自己事先也未想到，平素作为修身养性的禅宗，竟在他最痛苦的时刻派上了用场。

在举行签降仪式的当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向冈村宁次下达了“军字第一号”命令，其中要这样几条：

贵官应于本（九）日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名义取消，并自明（十）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

贵官之总司令部，应自明（十）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之任务，为传达及执行总司令（何应钦，作者注）之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项，不得主动发布任何命令。

一夜之间，冈村宁次从总司令变成了百万日俘的总头领。

但这还不是他所受到的最大打击。

10月26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自此，他开始作为一名“高级日俘”，过起了被软禁的生活。

当两百余万（不包括东北）日俘日侨全部遣返日本后，冈村宁次被作为战争嫌疑犯拘留审查。

1948年3月29日，冈村宁次打点行装，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派人将他由南京送往上海。

当天下午，他乘坐一辆国防部的军用吉普，离开自1946年下半年一直居住的地方——金银街四号宅邸，来到下关火车站。当他在两名国民党军官陪同下登上火车，想到就要告别自己居住过多年并统治过的城市时，心中不由感叹：

青年时代曾经久住的南京，

指挥过百万大军的南京，

签过投降书的南京，

患过肺病的南京，

一生难忘的南京，

再见！

这段近乎咏叹调的慨叹，虽然道出了昔日日军总司令的悲凉情绪，倒也大略道出了自己的罪行。

冈村宁次被送往上海后，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界宣称将其关押在上海战犯监狱，其实却由国防部派人事先为他在日本人集中之地找了一处僻静的寓所，让他单独居住，并由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他治疗肺结核。国民党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事先训令淞沪警备区司令汤恩伯，负责对冈村宁次的监护。不但仍然享受良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而且寓所周围有便衣警卫戒备，保护他的安全。

直到1948年8月，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即将公审之前，才由庭长石美瑜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经国防部批准，将其转送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昔日的总司令终于成了一名囚犯。

对冈村宁次的审判是在上海进行的。

在冈村宁次案的审理过程中，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一直到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都先后插过手。其牵涉面之广，远非东条英机之辈所及。受到这么多大人物的庇护，乃至优渥有加，是冈村宁次本人所始料未及的。

早在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冈村宁次任“日本官兵总联络部长”，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期间，国民党政府与陆军总司令部内部就进行过多次讨论。

1946年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国民党军方一位联络参谋悄悄来到金银街四号，密晤冈村宁次，向他透露了三次高级军政会议的内容：

4月22日，在一次会议上，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曾列举了许多理由为冈村宁次免罪。蒋介石虽然表示同意，但指出要考虑政治方面的策略，注意处理方法，以避免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对。

6月25日在战犯审理会议上，国防部二厅王处长建议，为推迟对冈村宁次战犯案的审理，可任其为总联络班长，留驻南京，与会者多数表示同意。

后来，陆军参谋总长陈诚也曾向蒋介石建议，冈村宁次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并说对将来中日关系有利。蒋介石默然未答。

7月21日，国民党军方的联络参谋又告诉冈村宁次，参谋总长陈诚对他的处理意见，最近已书面正式上报蒋介石，大意是，作为战犯处理的问题暂且搁置不论，但担心同盟国要找麻烦，估计送其归国也有困难。

此后，国民党政府对中外记者关于冈村宁次的询问，一概以“目前仍任联络班长，遣俘遣侨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正在研究中”、“目前在中国仍有部份日本军民和征用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份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

1946年12月22日，东京广播电台广播：

“过去以联络员身份留在南京的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经蒋主席同意，近期即将来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但是于同一天，《中央日报》即做了更正报道：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向中国政府要求冈村出庭作证一事，国防部尚未同意。据悉，蒋主席仅批准松井前往东京出庭作证。实际上，松井也未出庭。”

直到1947年5月，《大公报》才发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讲话：

“相信冈村宁次于联络班任务结束后，应移交军事法庭审理。”

但是，6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即让王俊中将向冈村宁次传递口信：

“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1948年7月7日，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法庭在对战犯的审理工作已接近尾声，不得不着手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的情况下，终于对其发出传票，令其12日上午10时到法庭受审。

这是一次走过场的审讯，仅由施检查官对冈村宁次的作战经历，以及与之有关的部下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讯问。一小时之后，审讯便告结束。

冈村宁次退庭后，庭长石美瑜与施检查官、刘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辨。

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既为被告，且健康状况良好，应即移交战犯监狱监禁。而刘翻译则坚决主张冈村宁次现住寓所是国防部指定，除非该部指示，不能擅自离去。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和石庭长协商，准予审请保释。

直到8月9日，石美瑜向国防部部长提出“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才得到国防部批准。在8月14日对冈村宁次预审后，将其送往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军事法庭8月14日对冈村宁次的预审更为神速，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当冈村宁次走出法庭时，等候在外面的100多名中外记者立刻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围处，争相提问，令冈村宁次一时失措，无言以对。国民党军宪兵一面为他开道，一面将他送进休息室。

自1946年日俘日侨遣返结束后，冈村宁次便成了颇为神秘的人物，而且很受新闻舆论界的关注，所以他一露面，便受到记者的包围。

当冈村宁次被宪兵送进休息室后，仍有数十名记者跟进去，向他提问。直到10时30左右，冈村宁次才在宪兵的护送下登上卡车。有几名记者竟爬上汽车，一路向冈村提问，直到监狱门口方才作罢。

冈村宁次被送回战犯监狱，典狱长孙介君便带着翻译亲往探问病情，问他生活上有何要求。并向他透露：

“先生从塘沽协定到日本投降，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

“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影响，不得不这么做。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有期也好，其实结果都一样，请先生安心受审。不过希望先生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的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或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1947年8月23日，军事法庭终于对冈村宁次进行首次公审。

为了使这次公审在民众中和国际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军事法庭有意像筹办展览会一样做了准备，于会前发了近千张旁听券，招待中外记者、外交使团和国内民众，为公审造成一定的声势。法庭上设通译员四人，分译中、日两国语言。江一平、杨鹏、钱龙生三位律师出庭辩护。又从监狱提出落合甚九郎等四名在押日本战犯出庭作证。

上午8时，冈村宁次和四名证人由宪兵押上囚车，开往法庭所在地吴淞路原市商会礼堂。

9时30分，公审开始。前来参加听审的中外人士与新闻记者达1000余人。礼堂内座无虚席。开庭后，由检查官宣读起诉书，然后分别对被告人及证人进行庭审。候审室专门为冈村宁次准备了一把舒适的扶手椅，放在被告席一旁。审讯与冈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他坐在旁边休息。

中午休息三小时，午餐菜肴十分丰盛，使四位证人大为满意，他们在监狱里难以吃到如此丰盛菜肴，故开玩笑说，这是沾了冈村总司令的光。

下午3时，公审继续进行。首先由江一平律师进行质问，继而由王检查长宣读罪证。随后，江、钱、杨三位律师开始进行辩论。法庭的气氛从而趋向紧张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江一平律师。他在出庭为冈村宁次辩护之前，其父曾极力反对，不想让儿子遭世人唾骂。但江一平不但不顾父亲阻拦，按时到庭，而且在辩护中编造了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所采取的供给棉布、打击奸商等“爱民”、“利民”之策，使听审者不断发出唏嘘哂笑之声。然而冈村宁次却永铭肺腑，1961年6月，他去台北访问时，曾特意前往江一平、石美瑜府上拜谢。

下午6时30时，庭长宣布庭审结束。

此后，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战犯案的审理便一再搁置，其原因有三：一是由于证据不足，经费也不足，审判只得延期；二是国民党军政要人中多数认为，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以等待远东军事法庭结束后再做处理较为有利；三是庭长石美瑜认为若判冈村宁次无罪，不仅在舆论上说不过去，自己也将为后世人唾骂，正多方请调，试图让他人担此恶名。

11月中旬，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面谒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松井太久郎在日本投降后的“功绩”，建议令松井立即回国，对冈村应判无罪，并从国内战局方面论证对冈村宣判无罪的有利之处，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有汤氏的札记为证：

“目前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此外，汤恩伯在札记中还以政策、法律的观点加以分析，阐述了日本人、中国人及中共对冈村宁次的见解。认为法律上构成战犯有不人道行为，均不适用于冈村，可宣告无罪。即使法律上构成犯罪，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从政策上考虑，也宜宣判无罪。而为了贯彻对日宽大的方针，有将即决战犯移交日本服刑的必要。

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冈村宁次是“校友”。而中日战争期间，汤恩伯与冈村宁次有四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亲密之至，此是汤氏力保冈村宁次的原因之一。

然而，何应钦比汤恩伯考虑得更为周到，他得知汤恩伯面谒蒋介石后，建议可令松井太久郎归国，而冈村宁次必须考虑国际舆论和国际关系，不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良策以待时机。

照冈村宁次的话说，何应钦与冈村宁次也是“老友”。

石美瑜的“金蝉脱壳”之计并未成功，他的请调报告一直未得到上峰的批准。

1949年1月中旬，国防部一方面提拔他为国防部检查局局长，授以中将军衔（原系少将），一面交给他一份密电，电文上面是石美瑜的头衔姓名，电文大意为：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末尾署名是“中正”。至此，石美瑜方明白国防部提拔他的用意，对蒋介石的密谕更是不敢违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草拟了一份为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国防部军法局局长徐永昌审阅并签章，算是交了差。

时隔6个月后，于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由于公审的日期事先没有公开，故旁听席上只有20余名新闻记者，社会各界人士均未参加。当时，特邀辩护律师江一平、杨鹏两人迟到，只有钱龙生一人在场，检查官即宣布开庭。

上午的审判匆匆结束。下午4时重新开庭。 庭长石美瑜宣布了另两位战犯的判决之后，开始对冈村宁次宣判：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本庭检查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66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

杨鹏律师

钱龙生律师

对上述被告因战犯案由本庭检查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 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 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群岛先后登陆，轴心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枪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之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诸人 署名签章

宣判结束后，法庭大哗。

石美瑜无法回答听众席上众人的责问，当即宣布退庭，与律师等人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们不顾宪兵的阻拦，拥进庭长室，纷纷向法庭提出抗议。然而事已定局，记者们的抗议只是徒劳。

冈村宁次事先曾听传言，国民党军方以外有不少人主张判处无期徒刑，石美瑜曾拟判有期徒刑七年，他思想上已有服刑的准备，不料结果竟判无罪，令他深感意外。他要求向庭长致谢，但被拒绝会见。

这时，一位法庭副官对他低语：

“哎，先生还是乘此混乱之际，从后门走脱为妙。”

冈村宁次这才恍然大悟，急忙与陪他来法庭的松冈从后门溜出，徒步返回寓所。

28日傍晚，军事法庭一位副官来到冈村宁次“保外就医”的寓所，通知他于次日早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的战犯同乘美国轮船回国。

原来，国民党政府为使冈村宁次能搭乘美轮回国，特提前宣判。

30日上午10时，美轮从上海吴淞港起航。船驶出中国领海之后。东京广播电台就报道：

“在华全体日本战犯正在返回日本途中。”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因冈村宁次被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一事陡起风波。延安中共新华社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遣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并要求引渡冈村，以此作为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之一。

当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为争取和平，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押压不发。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考虑自己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乘飞机到南京请示对策。李宗仁得知冈村宁次已乘船回国，便命令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待船到日本后，将冈村宁次重新扣押。商震接到命令，前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提出重新逮捕冈村的要求，被美军方面拒绝。

当天中午，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厚生省打破严禁悬挂日本国旗的禁令，破例在日本东京国立医院悬挂国旗，向冈村宁次表示慰劳，并派肯尼中校前往医院慰问冈村宁次。

盟军最高统帅与国民党政府对冈村宁次施以如此特殊优厚的待遇，令冈村本人大惑不解。直到翌年，蒋介石聘他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后，他才明白蒋公诸人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