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魏晋指“圆舍” 唐宋起成“贫穷”代名词

    陆游曾多次以“蜗居”一词入其诗文：“局�蜗庐迮，萧条鹤发新。途穷贫入梦，身老病欺人。”

    “蜗居”一词最早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但后来渐成“屋宇窄小”的代名词，这种变化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三国魏晋时期。

    晚清学者徐时栋曾对“蜗居”一词颇感兴趣，但因不解其意而问及友人：“物之小者甚多，何必以屋小为蜗居？”友人对此“皆不能答”。后徐时栋在对蜗牛做过一番考察后，恍然大悟。其曰：“盖凡壳虫不一，大小亦不等。然虫身长大，则壳与之俱长。惟蜗牛，始生时在壳中。及稍长，即脱壳而去，壳不与其身俱长也。以譬人家屋小，不能容多人耳。”

    徐氏对上述解释颇感得意，而对五代后唐时人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的解释则不以为然。《中华古今注》曾称：“野人为圆舍，状如蜗牛，故曰蜗舍。”即从建筑形状的角度，以“蜗牛”一词比喻“圆舍”。然而在徐氏看来，“蜗居”是用以形容“屋小”而非“屋圆”，进而反驳道：“物之圆者，何独蜗牛？且蜗牛亦何尝圆也？”(见《烟屿楼笔记》)

    据目前所见及，最早以“蜗”字形容居住环境的是《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该书记载，汉末隐士焦先露首赤足，结草为裳，“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经裴松之的考证，此处“瓜”字当为“蜗”字解，且裴氏对此补充解释道：“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同圆)舍，形如蜗牛庐。”可见，至迟在《三国志》成书之晋朝，已有“蜗牛庐”一称，且据裴松之所注，蜗牛庐确系为“圆舍”。

    另据西晋崔豹《古今注·鱼虫》中的解释，“蜗牛，陵螺也。野人结圆舍如其缪，故曰蜗舍”。从此点来看，《中华古今注》中以“蜗舍”比喻“圆舍”实与魏晋以来的解释一脉相承。当然，上述所提“圆舍”不敢说其必不简陋，但起先“蜗居”一词主要用来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已属显然。那么，三国魏晋之际，本以形容“圆舍”的“蜗居”，何时逐渐变成后世专指“屋宇窄小”的代名词呢？

    据大量材料显示，唐宋之际，蜗牛庐(或蜗庐)、蜗舍等称不绝于史，且对早先魏晋“蜗牛庐”的故事多加提起，但“蜗”字具体语义已由原先“圆形”而向“窄小”发生转变，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如唐初骆宾王有诗言：“鹑服长悲碎，蜗庐未卜安。富钩徒有想，贫铗为谁弹。”而白居易更是言及：“庭小同蜗舍，门闲称雀罗。火将灯共尽，风与雪相和。”

    在宋代一些失意贫居的文人诗词中，常可感受其“蜗庐”生活的苦寒。如陆游曾多次以“蜗居”一词入其诗文：“局�蜗庐迮，萧条鹤发新。途穷贫入梦，身老病欺人。”宋人黄庭坚亦有“孤材小蜗舍，乞火乾履袜”留于后世。当然，唐宋之际，“贫穷”者并未落魄到动辄遭人不耻的地步，故而宋代与“蜗居”相关的故事，时常也散发着“穷且守道”“贫益志坚”的逸致豪情。如唐人李商隐即吟唱道“自喜蜗牛舍，兼容燕子巢。绿筠遗粉箨，红药绽香苞。”宋人在编纂《册府元龟》时，颇为陶醉于后周萧太圜田园式的“蜗居”生活，即“面修原而带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近瞻烟雾，远睇风云，藉纤草以荫长松，结幽兰而援芳桂，仰翱禽于百仞，俯泳鳞于千浔”。

    明清之际，蜗舍、蜗庐、蜗居等词已完全脱离原初“圆舍”之意，而大多是借以描述所居房屋窄小简陋。有意思的是，明清大量反映当时市井生活以及颇能折现时人心境的小说中，即常将“蜗”字与“窄”“陋”“小”等字连用。明末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卷2中说及：“窄小蜗居，虽非富贵王侯宅；清闲螺径，也异寻常百姓家。”此处既非“王侯宅”又非“百姓家”的“蜗居”，实际上是个“上比不足而下比有余”的小康之户。

    “蜗居”窄小不能容纳多人，自然成为时人不能或不愿留人住宿的绝好理由。清代小说《棚闲话》中写及一位老人拒绝请求留宿者，即以“屋宇蜗小，不敢相留，须往前村二三十里方有歇店”为辞。《儒林外史》11回中也提及杨执中不欲挽留三先生、四先生住宿，便言“奈乡下蜗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聊斋志异》卷4中写一书生见到“笑弯秋月而羞晕朝霞”的公孙九娘时，不无偏见地赞道：“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在这里，“蜗庐”几成“贫贱”的代名词而颇具贬义色彩。

    明清之际，因“蜗居”一词的频繁使用，甚至致其原初的词性亦时有变化，如《兰花梦》第22回提及银屏准备到宝林的闺房“细看看”时，宝林便说道：“没有看头，蜗居得很！”此处“蜗居”二字已由原来的名词转变成形容词。

    明清小说之中的蜗陋等词，有时固属剧中主角谦虚自抑之语，但作为剧外主角的作者频频使用这些词语，亦能间接折现出时人因居所窘迫而产生的局促之感。当然，明清文人时以“蜗居”自谦居所简陋，有时亦是表露自己的高风亮节。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曾作“蜗庐抱奇景，高视羲皇前”一诗，益见其豪迈乐观之胸襟；清人梁章钜所吟“不辞蜗室陋，讵烦鹊枝绕”及方浚师对“静�k炉烟，蜗居频扫；归谋斗酒；蚁酿新藏”生活的讴歌，则反映出二人皆不以贫为苦的闲情逸致。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只为一己之身而考虑的隐士般的“蜗居”生活，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不符，故而曾引起清人吴子光的激烈反对，其称：“士君子志存利济，已无力置万间广厦庇寒士以欢颜，乃仅为一身一家之谋，即水榭风亭比之玉山佳处，亦不过自了汉耳，而况草草蜗牛庐欤？”(《台湾纪事》卷2)

    民国之际，“蜗牛庐”一语仍时常见于词林语汇之中。鲁迅在1930年在一次学校演讲中批评当时政治环境不利于“象牙塔文艺”的发展时讽刺道：“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其后来的《二心集》序言中解释道：“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合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在鲁迅的眼里，魏晋时期“蜗牛庐”已完全变成当时“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之类的设施，最终使其原初“圆舍”之义完全淹没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