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贫民人生:生女必强撼生男必狡诈

欧阳修给谢希孟的诗写序,其中有一句说她“不幸为女子”,如果给女性主义者读到,欧阳公又要有麻烦了。但欧阳修并非失言,只是在说实话。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霉,而若论倒大霉,则是从宋朝开始。

晚清的贫民人生:生女必强撼生男必狡诈

汪士铎

  欧阳修给谢希孟的诗写序,其中有一句说她“不幸为女子”,如果给女性主义者读到,欧阳公又要有麻烦了。但欧阳修并非失言,只是在说实话。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霉,而若论倒大霉,则是从宋朝开始。

  宋代理学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强且深远—早期的理学三巨头中,程颐不用说,有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张载曾作《女戒》,第一句话便是“妇道之常,顺唯厥正”;周敦颐则说,治国的根本在于治家,而“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也就是说,要使天下太平,必须从软柿子开始捏。

  在北宋,事情还来不及像后来那么糟。改嫁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尚有些保障,而社会的风尚也还开通。宋代多才女,说明了一些事情,因为在古代,读书写诗是社会处境的一种标志。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处境就不错,她们都写诗,他夫人会写“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他妹妹会写“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他女儿会写“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他侄女会写“不缘燕子穿帘幕,春来春去那得知”。

  宋代有两个谢希孟。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女诗人。另一位在南宋,是男性。这位男谢希孟有些意思,曾说“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大概是贾宝玉的先声。但这种话只好算是愤激之言,不足以证明其真实的立场。

  另一位出言愤激的,是本篇主角,晚清的汪士铎。他的狷急狂傲,本来也普通,但他死后,有人刊印了他的《乙丙日记》,终于把大家吓了一跳。

  《乙丙日记》对女性所发的议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汪士铎认为女人数量太多,是世乱之由。所以他的主张之一竟是—“推广溺女之法”。家有两女,赋税加倍。而穷人家,干脆不允许生养女儿。汪士铎并没有疯。他身后的名声,也不是疯子所能冀求的—现在,好多人说他是“中国的马尔萨斯”呢。

  他还对女性的长寿愤愤不平。他说男子理该活到六十岁,活到五十岁,只算夭折;活到七十,是有福气;而女性呢?活到二十岁,就是正寿,三十曰“甚”—已经活得太久了。接下来,四十曰变,五十曰殃,六十曰魅。活到七十八十呢?妖怪。

  在对汪士铎愤怒前,不妨再看看他对身边女性的实际感情。汪士铎幼年家贫,他曾回忆,母亲在夏天常吃放坏了的食物;到冬天,手肤皲裂如碎瓷。母亲一生劳瘁,“此士铎所最痛心而不忍一涉想者也,呜呼奈之何哉”。

  主张“家有两女倍其赋”的汪士铎自己倒生过五个女儿。他的长女淑芹,在洪杨之乱中投水死,年二十八岁,已经活过了汪所论的二十岁“正寿”。然而,“虽曰正命,然自为人父者,思之则不能为悲也”。他最钟爱的二女儿淑苹,嫁的人家不好,只活到二十二岁,实死于夫家的虐待。他在日记里颇有痛心之言:“自己不知能活几日,故不接来。知其以后之难,故祝其死也,闻其信,言柴米俱难,故每食辄泪下,无事则为之思,自己无能才拙,身后寡妻犹难顾,如何顾寡女?”

  “爱莫能助”四字,可概括汪士铎对女儿的感受。对女儿的爱怜,对社会和自己的厌憎,日夜煎熬,竟使他移怒于弱者。

  再看他的妻子。汪士铎的第一个妻子老实温顺,有时汪士铎不讲道理,她“亦淡然置之”,似乎是汪士铎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重病时,因为要省钱给女儿办嫁妆,舍不得求医问药,遂至不起。汪士铎多年后才说:“此余之深悔者也。”

  因为无子,汪士铎续娶了一位年轻太太,而她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前任的反面。二人天天吵架,汪士铎嘴上吵不过,手上打不过,只好偷偷在文字中泄愤,说她种种凶悍,“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诅咒她“死于凌迟之国法”,或“死于拼命之骗人”。

  憎恨汪士铎的人或许要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了。这位悍妻,大概刺激出了《乙丙日记》中一些可骇的主张。不过,汪士铎的人口主张,终究不是什么严肃的社会理论。他看到了人口问题,但他的学术背景,使他没有可能提出建设性的主张,只好故为狂怪之言,聊泄心头之闷。他是个极端的例子,其实,古代士大夫对女性的态度,没有一人是不矛盾的。

  汪士铎有两句诗,最可玩味:“生女必强撼,生男必狡诈。”我读过的愤世之言,当属这两句最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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