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文人“雅兴”：白天围观杀头 晚上流连诗酒

　　正如明末怪杰金圣叹所感叹，“砍头至惨也”。然而，身首异处虽为人间奇惨之事，有人却偏偏有一种奇异的嗜好，喜欢“看杀头”。

　　对“看杀头”这一幕描写最经典的，当然还是鲁迅。小说《药》中的这一节文字向来脍炙人口：

　　“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正是因为对看客心理的忧愤，才更坚定了鲁迅当年弃医从文，走上了提倡文艺，从精神上改变中国人的新路。

　　但是，鲁迅笔下，麻木愚昧的看客多是不通文墨、身体健壮的“短衣帮”，而以文明人自居的“长衫阶级”，有没有看杀头的癖好呢?其实也是有的。近读孙宝碹的《忘山庐日记》，发现文人们对“看杀头”同样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免让我小小地吃了一惊。

　　说起来，在晚清缙绅阶层中，孙宝碹还真要算一个头脑开明的新派人物。他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做过相当于副部级的户部侍郎，哥哥孙宝琦清末为封疆大吏，人民国后一度出任国务总理，他的岳父，则是李鸿章之兄、曾官居两广总督的李翰章。出身于这样的阀阅之家，孙宝碹却不乐科举，喜欢搜求“西书”，举凡西洋政治、历史、哲学书籍，无不嗜读。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痛批专制、向往民主的议论，像其宣称“尧舜不如华盛顿，何也?尧舜私荐人于天，华盛顿定公举之法者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这样的声音简直就如凤鸣高冈。

　　孙宝碹的“看杀头”是在清光绪二十年，即甲午年(公元1894年)12月21日，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市将刑人，往视则甫搭棚，观者如堵，知为卫汝贵。今日刑部方奏其定案，必奉旨处决矣。至日中尚未来，即归。午后，复同地山、伯棠往视，仍未至。群谓今日不复行刑。俄日暮，忽报已来。余即往观，人声阗咽，拥挤不可近视。执戟者数十人。须臾，有乘舆者至，云为薛云阶大司寇。既至，半晌始纷纷散，则已毕刑。余遂归，赴徐博泉之约，夜饮于广和居。”

　　日记中写到的这个被观赏的死刑犯卫汝贵，也是一个趣人。他是淮军大将，甲午战争爆发后，奉命率军增援平壤。卫的部队军纪很坏，沿途骚扰，“遇贼即溃，遇物即掳”，以致声名狼藉。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卫汝贵一封家书落到了日军的手里，成了战争史上的笑柄。原来，卫将军的老婆在信中特意叮嘱丈夫，说你做到统帅这一级不容易，咱们现在也不缺钱，你年岁又大了，打起仗来可一定注意，不要冲在前面啊。战后清政府处决多名作战不力的将领，卫汝贵即其一。

　　卫汝贵被杀头，肯定是当年轰动的大事，“观者如堵”，“拥挤不可近视”，连孙宝碹这个新派知识分子都坐不住了。我们看他上午去了一次，结果苦等到“日中尚未来”，下午又特意叫上几个文友，但“仍未至”，一直等到“日暮”，才总算把这场杀头的热闹看完了，其看杀头的耐心委实让人佩服。金圣叹说“砍头至惨”，可是血淋淋的一幕似乎并没有影响文人们的雅兴，看完杀头的孙宝碹和他的朋友，晚上还是维持着诗酒流连的旧节奏，到北京著名的菜馆广和居去“夜饮”了。

　　看来，孙宝碹们看杀头的兴致并不比下层阶级人士低多少。喜欢鉴赏别人的痛苦，是否为人这一生灵的隐蔽之恶，而并不完全决定于某个体文化素养的高低?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想将这种人性之恶遏制，在努力提升民众的素质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破除习以为常的恶法，即彻底不给人们鉴赏同类头落的机会。一言以蔽之，只有良好的制度才是培育“善”的最好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