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哪位皇帝死的最憋屈?

一个人最不能承受的事情,也许不是死亡和磨难,而是人格的羞辱。古人常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士可杀不可辱”,说的都是面子上的事。对于曾经位尊九五的皇帝来说,则尤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被废的事件数见不鲜,在那种非正常传位的夺宫中,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前任皇帝如何处置。最常见的是直接要了小命,来个一了百了;少数被废为王的,还算不错,毕竟留了个活口

中国古代哪位皇帝死的最憋屈?

   一个人最不能承受的事情,也许不是死亡和磨难,而是人格的羞辱。古人常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士可杀不可辱”,说的都是面子上的事。对于曾经位尊九五的皇帝来说,则尤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被废的事件数见不鲜,在那种非正常传位的夺宫中,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前任皇帝如何处置。最常见的是直接要了小命,来个一了百了;少数被废为王的,还算不错,毕竟留了个活口;儿子夺老子位的,如果还没到丧心病狂,尊其父为太上皇,照顾下情绪,也还有点良心。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让皇帝面子全失、威严扫地的事情。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皇帝,他废黜前任而继位,最后又被别人废黜,降封为小县公。强烈的反差,让他心灵崩溃;尊严的丧失,使他不堪羞辱。在极度憋屈之中,他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这个人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成汉国的幽公李期。

  成汉,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最早建国者之一,疆域主要在今天的四川一地,也包括陕西一部分。它是十六国中唯一一个政权不在北方的国家,也是一个由流民组建起来的特殊政权。流民政权,也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战乱,因为天灾,因为人祸,百姓不得不流离迁徙。这些流动大军渐成规模之后,如果再有个能人出来组织领导,很容易成为割据一方的政权。成汉政权便是流民政权中的集大成者。

  成汉政权的建立者是巴氐李氏。氐族,五胡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古老的民族,《魏书》上说,“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其“俗性剽勇,又善歌舞”(《晋书》),是个民风彪悍、能歌善舞的民族。氐族与中原的联系也很早,《诗经?商颂》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的诗句,可见氐族在商朝时便已归顺中原。氐族的部众分布很广,“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魏书》),大致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分支也很多,像后来统一北方的前秦,以及建立后凉的吕氏,便是聚居在略阳(陕西省西南部)的一支,称为略阳氐,建立仇池国的杨氏则为清水氐。

  李氏一族被称为巴氐,最初居住在巴西郡(治所在今四川阆中县西)的宕渠县。汉末时,张鲁在汉中传教(“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人们“多往奉之”(《晋书》)。李氏一族便也迁往汉中(陕西省西南部、大巴山以北)的杨车坂一地。因一路上“抄掠行旅,百姓患之”(《晋书》),十分的凶猛可怕,被人称作杨车巴。曹操平定汉中时,“李氏将五百余家归之”,降了曹操,被曹操“迁于略阳北土”(《通鉴》),因为此地固有略阳氐,为了相区别,李氏一族便被称为巴氐。晋末丧乱,氐人齐万年反晋,一时“关西扰乱,频岁大饥”(《晋书》),略阳、天水等六郡的百姓“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通鉴》),其中就有巴氐李氏,族首李特还被流民推举为头领。后来流民越聚越多,便又向梁、益二州流动,也就是蜀汉故地四川一带,逐渐形成一支具有流民性质的武装力量。

  永兴元年,也就是公元304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王,废“除晋法,约法七章”(《晋书》),并于公元306年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成为割据一方的流民政权。李雄是位了不起的皇帝,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兴学校,置史官”(《晋书》),轻徭薄赋、刑政宽和,蜀地呈现繁荣景象。李雄在位的30年,“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晋书》),辖区内没有遭受战火的蹂躏。乱世中能如此安定,地处偏远是客观因素,而“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晋书》),便是李雄治政的功劳了。人们争相归附,也让蜀地成为乱世中的避风港,成汉国也开始进入鼎盛时期。然而李雄之后,李氏一族为了争夺皇位而自相残杀,致使国力顿衰,仅仅勉强维系了12年,便被东晋大将桓温灭国。

  祸乱的发生出在李雄立太子的问题上。李雄本有十几个儿子,最后却立了侄子李班为太子,招来诸子不满。李雄死后,还未发丧,李班便被李雄的儿子李越、李期“弑之于殡宫”(《通鉴》),李期取而代之的当了皇帝。李期是李雄的第四子,《晋书》对他的评价也不低,说他“聪慧好学,轻财好施”,而且有一定的领导才能,李雄曾让他的儿子们“以恩信合众”,就是看看谁威信高,谁笼络的人才多。结果“期独致千余人”(《晋书》),而别人最多的也就几百,足见李期还是有些个人魅力和感召力的。但是李期夺位,来得并不光彩,怕别人不服,就诛杀旧臣,排除异己,使成国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李期执政后期,更是“骄虐日甚,多所诛杀”,对下属大开杀戒不算,还要“籍没其资财、妇女”(《通鉴》),弄得朝中上下人心惶惶。

  李期的行为做派终于再次促成了夺宫之变。冲突来自他和汉王李寿之间的,李寿是李雄的堂弟,“素贵重,有威名”(《通鉴》),一向受人尊重,名望颇高。然而这却招致李期的忌恨,总想借机除掉他。搞的李寿上朝都要找各种理由推脱,“常诈为边书,辞以警急”(《通鉴》),吓得不敢去。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总这样躲着也不是办法啊,李寿终于忍无可忍,于公元338年,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攻入成都,废李期为邛都县公,并将李雄的其他儿子全部诛杀。

  被废,事情来的突然,却也能慢慢想开,毕竟他的皇位也是抢别人的不是?况且还给他留了条小命。县公也并不就是县长县令这样的小官,它不是什么行政级别,而是晋时设的一种爵位,公侯伯子男,也属于公爵之列。往上比县公高的就是郡公、再往上就是郡王、国王,按说级别也不是太低。可是人都是能上不能下,像后赵石勒那样,从奴隶到皇帝,那是无尚的光荣,曾经为奴的经历反衬的石勒本领非凡。可从皇帝到县公就不一样了,连个王的封号都没给,仿佛从天上掉地下,对李期来说无异于是最大的羞辱。所以李期憋屈到了极点,慨叹“天下主乃为小县公,不如死”(《通鉴》),没脸见人,上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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