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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

日期:2012-01-09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责编:小枫 字号:【】    打印 阅读:10427

西周封邑,其经济上的功能,大率只是配合封田的聚落,“散氏盘”的第一句即有散邑的名称,接下去又说到“乃即散用田”,下文叙述疆界时,又提到接界的眉邑与邢邑,以及眉邢“邑田”。可见田统于邑,也许邑是有司治田之所,也许即是封君自己居住的封邑。“鬲从盨”牵涉的邑有十三个之多,也每提到“其田”附属于“其邑”。“舀鼎”中更明说“必尚俾处厥邑田厥田”,足知田者属于厥邑,则邑应相当于田者聚居的村落。邑也不会十分大,新出土的“宜侯 殴”有三十五个邑,可考的耕作人口数字是鬲有一千又五十夫,及庶人六百(口口)又六夫,合计为一千六百多人,分配在三十五个邑中,每邑不过五十人上下而已。[1]《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邑,若以一室八口计算,也只有八十口,与上文所得估计相去不远,是以金文“巾尸鎛”及“素命鎛”可以有多到“锡县二百”,“锡县二百九十八”的记载。[2]《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之乱结束后,晏子与北郭佐分别由齐君赏赐六十个邑。这些邑是额外的赏赐,他们原有的邑数大率多于此数。《论语。宪问》“夺伯氏骈邑三百”之后,这位丧邑的伯氏只能饭疏食了,则三百邑之数即是伯氏全部或大部的封邑。[3]这种小型的聚落,是不能当作城市的。

大致封君自己住的地方,有城墙作为防御工事,而且也有封建宗法制下象征宗法地位与权威的宗庙,则这种邑称为“都”。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4](“都”是行政中心、宗教中心与军事中心的三一体,也可能有较多的人口。若以上文一个封君拥有二三百个封邑作估计的基数,一个“都”至少是管理封地上一二万人口的行政中枢,合计封君的家族、仆役、卫队、若干有司的工作人员,以及支持这些人口的生产人口,则这个“都”当也有成千的居民。春秋初期,鲁闵公二年,狄人灭卫,首都逃出来的难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5]由此推算,共与滕各自的人口只有二千多一点,大约即相当于小封君的“都”了。《战国策》:“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6]《战国策》所说的“古者”往往指西周或春秋初期,如以三百丈作为城的每边长度计算,这种城仍比曲沃古城(东西一千一百公尺,南北六百至一千公尺)略小些。曲沃古城有内外之分,而且有汉代遗物夹杂,可知这个古城到汉时仍旧存在。若桓叔初封的曲沃国并无外郭,则其原址可能会比曲沃古城现见遗址更小。《战国策》所举成数,也就相去不远了。[7]三千家人口以五口计,为一万五千人,以八口计为二万四千人。取其约数,三千家当在二万人口上下。卫国为康叔之后,不为小国,其国都人口,当与《战国策》所举“古者”大城的数字相差不远。卫文公复国于楚丘后二十五年间由革车三十五乘休养生息,又拥有了革车三百乘的兵力。[8]五千人可以维持三十乘,则三百乘至少也须五万人口。卫新迁楚丘,旁邑未必甚多,首都当是惟一大城,但五万人口中有多少在楚丘城,却不易估计了。

古史渺远难征,由上文推论,我们至多只能假定一个封国的首都有一二万人口,其下的旁邑,若是小封君的宗邑或都邑则有一二千人口。周人两都宗周与成周可能是特级城邑,又当作别论。

二、西周与春秋都邑的分布

古史学家颇有试图研究古代城市的分布者。李济先生是近代首次作此尝试的考古学家。他根据地方志书的史料,找出五百八十五个周代的城邑,另外还有二百三十三个不易确定年代的城邑。这些古代城邑在西周时分布于现在的陕、晋、豫以及河北,到东周时才见于江汉淮济(山东、湖北、江苏)诸处。[9]另一方面,地理学家章生道氏根据陈槃先生补充的《春秋大事表》,作了古代城市的分布图,却只列了九十七个春秋时代的古城。诚如Paul Wheatley指出,大岛利一由《春秋经传》(包括《左传》及《公》《谷》两传),已可找到七十八次在春秋时代筑城的记载,若春秋时代只有九十七个城市,则西周势必只有十九个城市。更何况《经传》所记未必是当时各国的全部筑城记录。[10]

Paul Wheatley自己也做了一番尝试。以《史记》所见古代城邑为主,参以先秦文献及古本《竹书纪年》的资料,他假定了西周九十一个城市的位置。其中自然西周封建诸侯的国都占大多数。[11]Paul Wheatley的西周城市分布图(附图一),基本上与伊藤道治的地图(附图二)是一致的。诚如伊藤指出,西周封建诸国,主要分布于七个地域:第一,王朝首都的渭水流域;第二.黄河汾水地区;第三,洛阳——开封——安阳的三角地带,成周的近畿;第四,山东半岛,由邹滕梁山以至济水流域;第五,鲁南、苏北、豫东及皖北一带;第六,豫南、鄂北;第七,鄂南、湘赣以至浙江。在这七个地域,文献上的古城分布与考古学上的遗址分布,呈现相当高度的一致性。[12]

伊藤也发现至少在上述第二、三、四、六诸地域,姬姓诸侯的封国沿着殷周的古代交通路线分布。另一方面,西周诸国也分布在殷以来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业地域,西周的东进,似颇以掌握农业生产地区为大目标。[13]

西周封国具有显著的军事功能。周以西隅小国征服了广大的东方平原,成周的建设,构成了两都辅车相依的形势。上文第三地域因而有最密集的分布点。上文第二、四、六诸区的分布点,主要的作用是第三区的延展及其拱卫。第五、七两区只是外围的外围,分布点自然少了。由于西周城邑的军事功能,其分布于交通要道上,也是自然的现象。一则便于彼此呼应,二则扼制反侧的联络。张光直氏特别指出,周代城邑大都位于近山平原,又接近水道,筑城扼守,自可占尽形势。[14]

Paul Wheatley的春秋时代城邑分布图(附图三)系主要根据《左传》的材料。出现于附图三的城邑有四百六十六个分布点,比西周的分布图多出三百七十五个点。反映春秋时代极为活泼的都市化扩展过程。[15]

春秋筑城记录,见于《经传》者有七十八起,其中鲁筑城二十七次,楚二十次,晋十次,郑四次,齐三次,宋二次,邾陈吴越各一次。大岛利一认为筑城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防御。鲁国二十七次筑城记录中第一期(公元前七二二~前五五四年)十九次,是为了对齐国的抗争,第二期(公元前五五三~前五0五年)无筑城记录,第三期(公元前五零四~前四八零年)筑城记录八次则是为了防备晋国的侵略。[16]

按之史实,《经传》所载的筑城活动绝非当时这一举动的全部。不仅鲁以外的各国的筑城不可能全见于《春秋经传》,即使鲁国本身的筑城也大有缺漏。鲁国三桓的城邑:季孙氏的费,叔孙氏的郈,以及孟孙氏的成,号为“三都”。但“城费”见于《左传》襄公七年的夏天,“城成郭”见于襄公十五年夏天。[17]当时费为季氏都邑已久,费地也早已有专驻的邑宰。成的筑城又是“城成郭”,亦即加筑外郭,并非首次建立城邑。由此看来,三都之中,至少二都的城筑或修葺,未入《春秋经传》。以此类推,鲁国的筑城建邑,未必尽入记载。旁国的城邑建筑,更不见得都入《经传》了。仅以郑国为例,据木村正雄的统计,郑国有都邑一百零二处,而提及筑城的只有四处:一次是城虎牢,一次是城喦、戈、锡。[18]郑国如此,他国城邑建立多未入《经传》者当可想见。

春秋二百余年中,城邑的数字,依Wheatley的估计增加了三百七十五个。若由当时十几个较大的诸侯分摊,每国可得二百三十个城邑。春秋时每国卿大夫即有十余家,每家世袭的贵族至少有一个城邑,则这些三百七十五个城邑,也很可能以贵族的都邑为主了。顾栋高的《春秋列国都邑表》列了三百八十六个都邑:计周(四十),鲁(四十),齐(三十八),郑(三十一),宋(二十一),卫(十八),曹(九),邾(九),莒(十三),纪(四),徐(一),晋(七十一),虞(二),虢(二),秦(七),陈(四),蔡(四),许(六),庸(三),麋(一),吴(七),越(一)。[19]

春秋宗法制下,宗族有不断分裂衍生为大宗小宗的现象。分出去另立大宗的宗族成员可以自设宗庙,建立城邑。这种新设的城邑,也适足反映人口增殖。新立的城邑,有取名与分封贵族的氏相同者,如周的刘、毛、甘、尹及齐的鲍、晏、崔、隰;也可与贵族氏名不同,如鲁的费(季氏)、郈(叔孙)、成(孟氏),卫的蒲(宁氏)、戚(孙氏),及郑七穆之邑,大率都仍沿用原有的地名。新立采邑,自然极可能是新兴的都市;即使新封君仍袭用已存在的旧封,也仍可因为新封君之到来而使这个地区发展成为较大的聚落。另一方面,有了聚落,某一新贵族才被分封到该处建立都邑。无论上述哪三种可能性之任何一个,都直接地反映都邑数字的增加。

春秋初期郑国共叔段先请求封于制,郑庄公以岩邑为辞;改封于京,祭仲警告其中潜在的危险:“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20]晋国桓戚封于曲沃,其子武公于鲁桓公八年灭翼,庄公十年遂并晋国。[21]鲁闵公元年,晋侯为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蒍认为这是“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22]狐突引用辛伯的话“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国,乱之本也”,深以为忧。[23]

看来春秋初期“大都耦国”已是相当引人注意的现象,整个春秋时代,处处是“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引起的竞争。《左传》昭公十一年:“王曰,‘国有大城,何如?’(申无宇)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24]春秋末季,三都终于使季氏代政,六卿终于分为三晋。政柄倒置与大都耦国是一件事的两个表相。整个春秋时代,始终有大夫执国命的现象,也就普遍地有新都邑的衍生。wheatleY认为在春秋方始成长的三百多个都邑,当有不少是新兴的政治都市。

三、西周春秋交通路线

西周的交通路线,大抵以宗周与成周之间的一条大路为主轴,然后由成周辐射四及东方平原上的诸侯。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当即是主要的交通干道。由成周四出的交通网,既有殷代王畿的旧规模为基础,也可能远及淮济之间的广大地区。董彦堂先生作《征人方日谱》,即显示殷王足迹所至,深入黄淮平原的东半部,绕了一个大圈子。[25]不过周初东夷南夷常常不服,成康时期的伯懋父曾经因为“东夷大反”而率领殷八师东征,达于海滨,晚至中叶昭王时期。淮夷仍旧“敢伐内国”,录伯必须率“成周师氏”远戍镇压。而同期伯辟父伐南夷,却是以“成师即东”。显然在成周的东方与南方还有一条交通的弧线。[26]本文第一节提到的宜侯矢殴,系于一九五四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这位虎侯在周王(可能是康王)东巡“商图”时,改封为宜侯,受赐“王人”及郑的“七伯”,率领一批鬲及庶人,在宜立国。虎侯如即为殷代的虎方,其地域当在豫东淮河上游。则由淮上到长江下游,似也是东巡向南可以到达的一条路线。[27]

另一方面,南国范围包括汉阳诸姬。申伯“于邑于谢”乃是南国之中最有名的例子。《诗经》“二南”,仅次于“大小雅”。但是更往南去,昭王南征不复,交通未必会很频繁。大约江汉一途也就止于豫鄂之间的汉上而已。

往北去重要的诸侯有北燕与晋。但到春秋时代燕国仍不过问中原事,交通未便可知。“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孤悬北道也未与中原有很多的交往。

综合言之,西周的交通情形,仍只是在两都间的轴线为主。各地区间的频繁交通,仍有待于春秋时代方得开展。以王庭为中心的朝聘征伐,形同辐凑,而春秋诸侯间的战争会盟,成为多中心多方向的交通,情形就比较繁杂了。

春秋列国交国,由初期宋、鲁、卫、郑为中心,逐步进入宋、齐、晋、楚争霸的局面,牵涉的诸侯越来越多。尤其是晋楚之从,不管是随着霸主出征,抑是会盟,十余诸侯齐赴会所是常见的事。辎重往返,聘币运输,无不足以促进交通的发展。最后必然会有几条常走的大道出现。

中原用兵之地,四通八达。至于横越中原的东西道路,黄河北岸太行南麓有一条齐晋之间的通道,经过卫国便在泰山之北,济之南,直驱临淄了。秦与东方的通道,当循黄河南岸的大道,秦晋之间却走渭北汾涑流域,秦输晋粟,自雍及绛,所谓泛舟之役,是水路,殽之战则是兵车渡河的旱路。东平原上,齐鲁宋卫与王室之间午道交叉,当仍以宋郑为主要的交通中心。

南 北之间,晋国向北开疆辟土,齐国也为了燕而伐山戎,中原北出,当有东西两途,一在太行山东,一在太行山西。更重要的南北通道,毋宁是中原南出直达江汉的两条路。一线为申吕、方城,经汉水而至郑都,一线是经陈、蔡到汉东的东线。上述西线的上端,又可沿丹江、汉水的河谷延伸入关中。鲁定公五年,吴师入郑,申包胥秦庭一哭,秦师五百乘的兵力,经此东下,这一条路当也不能不有相当规模的交通量。

春秋末年新兴的吴越两国。北出须经徐、淮、泗上,鲁哀公九年邗沟连络江淮,一端是今日的扬州,另一端则在淮阴县境。为了黄池会盟,又有新的运河(黄沟)连络济、泗两水,由外黄(河南杞县东北)经定陶以迄今日江苏的沛县。由吴入中原,可以循邗沟、黄沟,打通江、淮、济、泗,乘舟直达。这条人工运河另有支线北属之沂,则又可北达曲阜,所谓商鲁之间的一线。吴楚相争,战场似以淮水流域为主,鲁定公四年,吴伐楚。淮泗,大别,小别,柏举,一连串的地名,无不在淮河一线。吴徐承帅舟师溯海入齐,越人沿海溯淮截夫差归途,两事说明沿海航行也是已知的交通线。[28]

四、春秋时代的商业

频繁的列国交通,倒也不限于兵车来往及官方的使用。有眼光的领袖也会看出交通方便对于贸易的用处。本文作者在《周代的衣食住行》一文中,已说到周代国道系统有其理想的水准。路边有行道树,按时要修筑桥梁,沿途有馆舍,并且有驿传的制度。今不赘述。春秋时代,在上节所述的主要交通线上,因为来往多了,官方为此修路,也是可想像的事。例如鲁襄公三十一年,郑国的子产责备盟主晋国忽略了接待宾客的责任,其中有一条该做的事即是“司空以时平易道路”。鲁昭公元年,秦后子过晋,其车千乘也曾“造舟于河”,使秦晋之间有了浮梁。[29]吴国为了参加中原会盟及用兵,可以不惮烦地开掘邗沟及黄沟,陆地开路工程比开运河方便,想来为了军事及大批的运输,交通线有较永久的道路,毋宁是合理的假定。

在这种交通线上,商贩运输,无妨与官方的用途同时有之。鲁僖公三十五年秦师袭郑,过周北门,显然走的是一条大路,及滑,大军却遇上了赴周贸易的郑国商人弦高。仓猝之际,弦高以牛十二犒师。若这些牛均由弦高的车队中提供,则这一个商队不能算小。同时他又“使遽告于郑”,遽是传驿,更足见商人也可以使用大路上的传驿设备。[30]鲁成公五年,晋国山崩,晋公以传召伯宗,在路上遇见重载的运输车,伯宗的驿车要求他让道,这位驾车的“重人”则说“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大路上重载的车辆不易转动让路,官家的急传以绕行为速,足见民间车辆在大道上行驶也是常事。[31]甚至官方还开路以方便商业为着眼点。晋文公新为晋君,经济政策中即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一项。平易道路并非仅仅戎车是利。[32]

方便的交通,可以导致各地区物品的交流。地方性的特产尤可变成“外销”的货品。齐国滨海,渔盐为得天独厚的资源。齐国始终富强,以鱼盐之利为主要的经济原因。是以管仲“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33]鲁国的纺织工业,在春秋的中国,大约是很特出的。鲁成公二年,楚军侵及阳桥,鲁国送给楚一百名工匠,一百名裁缝,一百名织工,才换得和平。足见鲁国的手工艺有其特长。另一段故事:昭公二十六年鲁国季孙氏的家臣,贿赂齐国大臣高*[齿+奇]的是两匹极薄的细锦,卷缚如瑱,只有小小一把,其工细可知。[34]楚国在南方崛起,寝寝乎问鼎中原,齐晋霸局,都以楚为主要敌手。但不论战争抑是和平,夏楚周旋的后果,诚如傅孟真先生指出的古代东西夷夏局面,一转而为南北对峙。这一局面却也使南方的特产为北方所用。楚材晋用,固不仅限于人材,原也包括物产在内。所谓“杞梓皮革自楚往也”。[35]晋文公得国以前,流浪在外十九年。他在楚国与楚君谈话,说到未来将退避三舍以报楚国,也说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可见至少楚国的羽毛齿革早已可能外销晋国了。[36]事实上,春秋已有一些往还列国之间的国际商人。鲁文公四年,晋国荀罃被俘在楚,郑国的贾人打算把他藏在褚中走私出境,事情未成,荀罃被释。后来这位贾人赴晋,又遇见了已成为重要人物的荀罃,待他甚厚。他不愿居功,遂赴齐国。数其足迹,这位历史上未留姓字的郑贾人,显然在楚晋齐郑诸处贸迁来往。褚絮为物不算贵重,仍可成为当时区间贸易的货物,更贵重易运的货品,大约尤为商人当作贸易物品了。[37]

当时各国以郑卫宋居交通的冲要,是以发展了相当程度的商业。前面弦高、郑贾人各条例证,都说明了郑国商人活跃于国际间。郑国国内,商人与政府之间也有极密切的关系。《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一段政府与商人的协议:晋国使韩起在郑国想要购买一只玉环,价钱已讲妥了,韩起向郑国的子产请求购置,子产回答:“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盟,故能相系心至今。”[38]由这段故事推断,郑国的商人有某种相当于公会的组织,方可成为盟誓的主体。当年郑桓公东来,郑国的商人可能原来非其服属,委质为臣,却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郑对于市易一途,确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号为褚师。公孙黑将死,还希望儿子能得到这个职务。[39]

五、春秋的都邑

各国都邑,以《左传》所见的描述,约述如下:

郑国都城,由散见的地名综合,其规模似乎颇为可观。城门有南门曰里门,通向成周王畿,东门曰郭门,东走鲁卫。西门曰师之梁,北门无别名。外面一层,楚伐郑人于桔柣之门。然后入自纯门,则南门至少有三重。纯门之内有逵市,据说是郭内道上的市街。皇门之内仍有逵路,据说宽有九轨。城南另有时门,临洧水之上,不知是否水门?宋伐郑楚渠门入及大逵,则东门也有二重,而且也有很宽广的大路。自西入城可经墓门之渎入国,大约实在是水门了。北门有旧北门,相对而言,当有一个新北门?其内则又有阖门。东南门曰仓门,道路名称,除上述逵路、大逵外,犹有周氏之衢,子产杀公孙黑,尸诸于此“加木焉”,必是来往行人不少的地方,始宜于陈尸示众,公告罪名。住宅区有南里,处于桔柣之门外面,是以知伯伐郑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当得附郭的新扩区?《论语》有东里子产之称,则东里也是城东的住宅区。[40]这个城市有三层城门,城外却仍有南里,最可能是由于城市的膨胀,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加筑外城圈,使城外的人口也获得适当的保护。逵市之称,尤饶兴味,当是大道渐发展为商业区。而郑国大逵之宽广,自然对交通有其作用。[41]

卫也是春秋时代重要的都邑,卫原都朝歌,因狄难而迁楚邱,鲁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又因逼于狄人之围而迁都帝邱,地在濮水之上。自此以后,所谓卫只指此地。孔子过卫,大为赞叹卫人口之众多。[42]工商在卫,也有其举足轻重的位置,卫侯以受辱而拟叛晋,王孙贾为了激怒卫人,宣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终于激起卫人同仇敌忾的气概。可见工商或占庶民之多数,或为国命之所寄。[43]其地除东西南北四门外尚有阅门,似是稍为偏侧的城门。郭门有豚泽之门,近关及近郭的死乌,大路则有马路之衢。[44]

宋都商邱,城门特多,正东曰扬门,东城南门曰泽门,其北门曰桐门,西门无别名,东南城门曰卢门,又有曹门,西北走曹,则当是西北门。蒙门,依蒙城方位定之,亦是东北门。外城门曰桑林门,关门曰耏门。里名有南里、新里、公里。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则南里有可据以为叛的实力或建筑物,当不是很小的地区。全城城门不仅在正方位上,也可在四个偏角。所谓东城南门,据《孟子》“鲁君夜间之宋呼于垤泽之门”一事觇之,当是外城门。可能东城即是东郭的地区。这个城区大约也颇不小的。添设的外郭当也是为了保护膨胀的人口。[45]

鲁都曲阜,地点不如郑、卫、宋居四冲之地,但因《春秋》记鲁特详,对曲阜的描述也特多细节。城长委曲七八里,其正南曰稷门,僖公二十年更高大而新之号为高门,南门之西曰雩门,是南城西门。东门之左曰始明门,亦曰上东门是东城之北门,定公八年,公敛处父帅成人自此入城,与阳虎战于南门之内。由此推论,东城也是一个子城型的外郭。东门之右鹿门,是东城南门。襄公二十三年臧纥斩鹿门之关出奔,则外此便别无城门,可见东城是一个外城。正西的史门,正北的圭门,又名争门,西郭门日子驹之门,东北郭门曰莱门。宫中若干处高台及庙寝。其内城曰中城。城外则有东郛西郛与中城对言。大路有五父之衢。季武子对国人诅盟于此,可知是来往行人众多之处。曲阜的大概情形,可以略知。[46]

齐都临淄,城周五十里,有十三门,是春秋有名的大城邑。由已知的城门言之,其西曰雍门,南曰稷门,西南曰申门,西北曰扬门,东门曰东闾,东南曰鹿门,郭门曰郭关。宫城外门曰虎门,城内大路曰庄曰岳。《孟子》所谓“置之庄岳之间”,以象征满是齐国口音的地方,当是人来人往的大街。鲁襄公二十八年,陈桓子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道路而可停驻百乘木材。其宽广可知。[47]

晋自穆侯以后居绛,孝侯改绛曰翼,献公又北广其城方二里,命之曰绛,则翼与绛原是一地二名,但新辟的北城子城,袭用了旧名而已。晋于鲁成公六年迁都新田,又名新都曰绛,自此迄于春秋末,都以新田为绛。其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当时另有可迁之地为郇瑕氏之地,离产盐的解池不远,韩厥却以为“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主张不要迁去土薄水淡的郇瑕,而迁都土厚水深的新田。[48]足见韩厥原意只在发展都城附近的农业,而不主张让人民有机会追求“末利”。绛既以农产为主,又不居交通要道,然而绛到底是霸主的都城,冠盖往来,仍难免某种程度的商业活动,是以叔向说:“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49]上文曾提过一位想私运晋俘离楚的“郑之贾人”后来又曾在绛与当时已居显职的荀罃晤面,这位贾人当即是能行诸侯之贿的富商一类人物。春秋末季,甚至晋国的稍次一级的城市,也可以成为相当的财源。尹铎被委任治晋阳时,他向赵简子请示究竟视晋阳“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为前者,城邑可发展为经济都会;为后者,则可发展为军事基地。[50]

南方诸国,文献资料不足,但知吴城姑苏系阖闾所建,大城城周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开陆门八水门八,均伍子胥所制,规模可想。[51]楚郢都为南方巨强的首都,虽不知究竟,但想来也当是一个大型都会。

考古学上的资料,点点滴滴也.积聚了不少。其中有些古城可能从未具有商市功能,然仍不失为城邑。大部遗址经春秋至战国继续使用,而又以战国遗址为多。惟洛阳西部东周古城当是春秋王城故址。这个城址的城墙周围约十二公里,比汉代古城大得多。临淄古城,东西约四公里,南北四公里余。曲阜古城东西约三点五公里,南北约二点五公里。较小诸侯的城邑则有薛、滕,前者东西二点八公里,南北三点六公里,后者的内城东西九百米,南北六百米,外城据估计东西一点五公里,南北约一公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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